卷一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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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惟其絕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于大且著也（國初于南京設為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際各為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為易，又于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徼京城内外，即《周官》修闾氏之職也，又于各坊裡巷立為火鋪支更守夜，其與修闾氏所謂互谷追偦者無以異焉。
蓋衛有所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徼有攸司，則追偦之責有歸，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
惟今京師蓋襲勝國之舊，街坊裡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裡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于倉猝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于無事之先而豫為有事之備，請複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為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祖宗之意，以為今日之備可乎。
夫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随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系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将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衆盛，奸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雜亂，又于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像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于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兵馬司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
舊例，每兵馬司歲委禦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馬司行禦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于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仿佛也。
又京城内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别，宜令各該禦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别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鋪更夫倍之，大鋪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橫糸互以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俱為栅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而闌出及擅開者坐以罪。
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某小者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仿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于見操官軍内輪差。
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闌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于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系實大，為國遠慮者可不加之意乎。
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盤石之宗泰山而四維之者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墜理而杞人憂之，憂之誠愚也，然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即于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号，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别，遍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令。
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
”尹焞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于殺乎？” 臣按：宋範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效也。
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況天子之為天下乎？伏見熙甯臣僚有奏請别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
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樸，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樸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純樸，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樸以為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則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緻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
孟子曰‘無恒
蓋衛有所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徼有攸司，則追偦之責有歸，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
惟今京師蓋襲勝國之舊，街坊裡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裡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于倉猝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于無事之先而豫為有事之備，請複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為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祖宗之意，以為今日之備可乎。
夫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随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系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将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衆盛，奸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雜亂，又于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像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于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兵馬司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
舊例，每兵馬司歲委禦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馬司行禦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于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仿佛也。
又京城内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别，宜令各該禦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别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鋪更夫倍之，大鋪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橫糸互以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俱為栅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而闌出及擅開者坐以罪。
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某小者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仿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于見操官軍内輪差。
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闌拒，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于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系實大，為國遠慮者可不加之意乎。
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盤石之宗泰山而四維之者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墜理而杞人憂之，憂之誠愚也，然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即于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号，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别，遍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令。
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
”尹焞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于殺乎？” 臣按：宋範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效也。
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況天子之為天下乎？伏見熙甯臣僚有奏請别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
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樸，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樸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純樸，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樸以為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則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緻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
孟子曰‘無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