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九
關燈
小
中
大
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國有征伐而後将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将亦賢矣，将賢邪相雖不賢，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 臣按：将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系者也，洵謂有征伐而後将權重，此攻戰之将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侔，若夫折沖精神之将，侍夫環衛而奸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而如此，其功豈下于相哉？ 蘇轼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适足以開僥幸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
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複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于武力，獨見之于戰耳。
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蒍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
故凡欲觀将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
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顔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
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 臣按：轼謂“欲觀将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見之言也。
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誠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莅事則才否見矣，才則用之，否則否。
蘇轍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
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将者去其兵權，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将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
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于擇将，擇将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擇其利多而無害者為之斯可矣，然所謂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謂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無禍害是也，是以君子貴乎講學以明理，公心以處事。
轍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
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财如棄糞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于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
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
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缗，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于用間則曰官給茶彩，夫百餅之茶、數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
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于出境，而所問不過于熟戶，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于不足，由此故也。
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複修其成法，擇任将帥而厚之以财，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辄近。
” 臣按：轍此言曲盡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财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将得以盡其用矣。
宋太祖起自戎行，蓋躬自為将者也，故知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欤。
（以上總論将帥） 以上論将帥之任（上之下）
國有征伐而後将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将亦賢矣，将賢邪相雖不賢，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 臣按：将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系者也，洵謂有征伐而後将權重，此攻戰之将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侔，若夫折沖精神之将，侍夫環衛而奸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而如此，其功豈下于相哉？ 蘇轼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适足以開僥幸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
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複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于武力，獨見之于戰耳。
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蒍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
故凡欲觀将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
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顔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
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 臣按：轼謂“欲觀将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見之言也。
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誠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莅事則才否見矣，才則用之，否則否。
蘇轍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
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将者去其兵權，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将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
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于擇将，擇将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擇其利多而無害者為之斯可矣，然所謂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謂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無禍害是也，是以君子貴乎講學以明理，公心以處事。
轍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
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财如棄糞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于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
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
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缗，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于用間則曰官給茶彩，夫百餅之茶、數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
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于出境，而所問不過于熟戶，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于不足，由此故也。
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複修其成法，擇任将帥而厚之以财，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辄近。
” 臣按：轍此言曲盡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财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将得以盡其用矣。
宋太祖起自戎行，蓋躬自為将者也，故知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欤。
（以上總論将帥） 以上論将帥之任（上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