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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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其别曰教戰守；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别曰倡勇敢。
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将見于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緻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于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于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于驚潰。
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
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樂，豢于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毛痿蹶而不複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
天下固不免于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于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将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
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與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其勝負以為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
臣竊以謂，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屯坐食之官軍以為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幹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欤？曰有事之秋，禍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于此教而用之非但為國，亦以為民也，彼又将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可也。
蘇轼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将而将軍無皆勇之士，是故緻勇有術。
緻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争先而緻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
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 臣按：蘇轼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為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臣竊以為其言雖不能無偏，而其策則為甚善，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為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為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為副軍，以應工作之役。
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鬥，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為賞費。
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為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為上、五矢以上者為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為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鬥或五鬥，其他技能以此為準。
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為人所訾而益緻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随衆退避，不可得已。
如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為上所用，有勇者為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為衆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減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骁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人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
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别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将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
” 臣按：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為治，凡事皆然，而于治軍旅尤不可務虛文而不崇實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車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
”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 臣按：人君惟不惑于群議乃能成事，況軍旅之事尤難于逆料遙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複之禍，人臣非真有為國之心者不敢建議，自非上人持志之堅、見理之的、臨事之斷，而不為群議所移動者鮮矣。
趙雄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以上論簡閱之教（下）
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将見于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緻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于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于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于驚潰。
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
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樂，豢于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毛痿蹶而不複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
天下固不免于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于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将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
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與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其勝負以為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
臣竊以謂，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屯坐食之官軍以為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幹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欤？曰有事之秋，禍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于此教而用之非但為國，亦以為民也，彼又将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可也。
蘇轼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将而将軍無皆勇之士，是故緻勇有術。
緻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争先而緻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
’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
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 臣按：蘇轼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為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臣竊以為其言雖不能無偏，而其策則為甚善，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為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為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為副軍，以應工作之役。
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鬥，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為賞費。
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為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為上、五矢以上者為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為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鬥或五鬥，其他技能以此為準。
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為人所訾而益緻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随衆退避，不可得已。
如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為上所用，有勇者為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為衆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減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骁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人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
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别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将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
” 臣按：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為治，凡事皆然，而于治軍旅尤不可務虛文而不崇實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車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
”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 臣按：人君惟不惑于群議乃能成事，況軍旅之事尤難于逆料遙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複之禍，人臣非真有為國之心者不敢建議，自非上人持志之堅、見理之的、臨事之斷，而不為群議所移動者鮮矣。
趙雄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以上論簡閱之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