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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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為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為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廪，得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遺其大用，止以為城守之備，誠令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則翔集赴援。
朝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下得勁卒二萬，既無廪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于諸軍。
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為民兵秪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至十餘萬，臣既憫其濱死，又防其為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廪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鬥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
”诏分置青、萊、菑、徐、沂、密、淮陽七州。
臣按：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為兵之明效，臣謹載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條下。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轼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将驕卒隋，緩急恐不可用，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
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辄複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别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轼，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加以束約而為之法也。
竊惟司馬光于英宗時言太宗之時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則是國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時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開寶也，而我之内外兵數不及國初之什三四。
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儲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無以為用；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無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紛，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數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絕之無已。
況今承平日久，百事廢弛，譬則人之身，中年以後血氣漸衰，肢體困憊，病雖未至于革而其勢則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時也，因事之勢、察民之情、随時之宜以綿我國家靈長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
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
今日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此為難，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國之守”之下，既略序漢、唐、宋之事而備載曹玮以下數事，以為明時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幾有所補雲。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勢适平則安、偏重則危。
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據，自此不複有王室矣。
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将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為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
”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
此等之議，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論郡國之守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為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廪，得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遺其大用，止以為城守之備，誠令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則翔集赴援。
朝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下得勁卒二萬，既無廪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于諸軍。
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為民兵秪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至十餘萬，臣既憫其濱死，又防其為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廪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鬥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
”诏分置青、萊、菑、徐、沂、密、淮陽七州。
臣按：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為兵之明效，臣謹載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條下。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轼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将驕卒隋，緩急恐不可用，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
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辄複用龐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别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轼，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加以束約而為之法也。
竊惟司馬光于英宗時言太宗之時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則是國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時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開寶也，而我之内外兵數不及國初之什三四。
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儲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無以為用；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無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紛，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數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絕之無已。
況今承平日久，百事廢弛，譬則人之身，中年以後血氣漸衰，肢體困憊，病雖未至于革而其勢則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時也，因事之勢、察民之情、随時之宜以綿我國家靈長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
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
今日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此為難，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國之守”之下，既略序漢、唐、宋之事而備載曹玮以下數事，以為明時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幾有所補雲。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勢适平則安、偏重則危。
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據，自此不複有王室矣。
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将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為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
”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
此等之議，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論郡國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