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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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
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
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别，音聲相識。
” 臣按：此即五家為比，五比為闾，四闾為旅，五旅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上地家（有夫有婦為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饒也），唯田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
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盡行也。
”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裡，遠則數百裡，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恩。
秦漢以來，萬裡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于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廪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
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遍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
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為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劑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
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為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遇夫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随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之副貳，随阙而随補。
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于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裡，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
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複，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
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裡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裡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十裡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
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于無人而不得騁矣。
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闾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将、帥、長、司馬其師史者也。
成周寓兵于農，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為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軍将皆命卿，即鄉大夫之卿也。
”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将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闾、旅、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沖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忾伏節之士，有事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之于田裡，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阙，自耕而自食，無廪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将無握兵之患。
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内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欤？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
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 劉敞曰：“魯不務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
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
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
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曆千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
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
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别，音聲相識。
” 臣按：此即五家為比，五比為闾，四闾為旅，五旅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上地家（有夫有婦為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饒也），唯田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
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盡行也。
”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裡，遠則數百裡，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恩。
秦漢以來，萬裡長戍，民之憚行如往棄市，于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廪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
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戎行、五十免軍役，斯盡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遍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也。
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為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劑而起則人無貧窘，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
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為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遇夫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随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之副貳，随阙而随補。
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于行陳，不用則收斂而歸之田裡，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
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複，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
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裡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裡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十裡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
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于無人而不得騁矣。
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闾也，卒一旅也，旅一黨也，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将、帥、長、司馬其師史者也。
成周寓兵于農，方其無事為農，則萬二千五百家而為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為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軍将皆命卿，即鄉大夫之卿也。
”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将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闾、旅、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沖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忾伏節之士，有事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之于田裡，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阙，自耕而自食，無廪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将無握兵之患。
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内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軍之得其道欤？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
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 劉敞曰：“魯不務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
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
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
循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曆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