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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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颛顼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自是之後，名士疊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于大較（法也），不權輕重，猥雲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
及其威盡勢極，闾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于《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
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
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為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
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為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
臣以為權于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于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為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長久之道也。
” 臣按：文武并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賈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為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延國祚誠莫外焉。
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
将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呂，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将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争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 臣按：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為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為宣帝告也。
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茲五者果何當欤？必合于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衆，苟或有類于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淪于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于天下矣。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緻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谏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
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阙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将也、無财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
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号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廢壞于下。
” 臣按：歐陽修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為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
誠能謹号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兵将财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将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為安邊捍寇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
臣竊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号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幹請，容近昵之僥幸，此臣所謂内患也。
且四夷内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内患。
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憂，内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 臣按：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有仁而無義也。
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為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于武事焉。
然武之為用，不以用之為功而以不用為大故，武之為文以止戈為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并行，先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所以遏禍亂于将萌、衛治安于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為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
臣故曆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舉韓琦先治内患之說終焉。
昔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明賞罰、慎号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遊、禁奢靡、絕幹請、抑僥幸，能行此數者則内無患矣，内既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已上總論威武之道（下）
自是之後，名士疊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于大較（法也），不權輕重，猥雲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
及其威盡勢極，闾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于《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武之言終焉。
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
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為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
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為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否之決也。
臣以為權于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于是非則以理決之之為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長久之道也。
” 臣按：文武并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賈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為治，所以立國本、成國治、延國祚誠莫外焉。
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
将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 臣按：陸賈此言雖一時為陳平畫計以謀諸呂，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将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争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 臣按：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為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為宣帝告也。
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敵、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茲五者果何當欤？必合于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衆，苟或有類于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淪于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于天下矣。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緻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谏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
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阙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将也、無财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
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号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廢壞于下。
” 臣按：歐陽修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為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
誠能謹号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兵将财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将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為安邊捍寇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
臣竊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号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幹請，容近昵之僥幸，此臣所謂内患也。
且四夷内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内患。
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憂，内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 臣按：為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有仁而無義也。
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為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于武事焉。
然武之為用，不以用之為功而以不用為大故，武之為文以止戈為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并行，先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所以遏禍亂于将萌、衛治安于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為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
臣故曆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舉韓琦先治内患之說終焉。
昔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明賞罰、慎号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逸遊、禁奢靡、絕幹請、抑僥幸，能行此數者則内無患矣，内既無患則威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已上總論威武之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