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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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罪，文飾緻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修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部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诽讪朝廷，疑亂風俗。
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将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緻收掠乎？”不肯平署。
上愈怒，遂下膺等于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範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
陳蕃上書極谏，帝怒，策免之，自後無敢複言者。
窦武、霍谞複以為言，帝意稍解，乃诏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裡，書名三府，禁锢終身。
及靈帝即位，陳、窦用事，複舉拔膺等。
陳、窦誅，膺等複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并上書，告儉等共為部黨，圖危社稷。
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
”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
”上乃可其奏。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連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并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锢之獄，出于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加之罪則必從而為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
帝時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悅之可親，忠賢鲠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複能窮诘其所以謀之說、所以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
自昔昏暴之君誅诤臣、戮直士，若龍逄、比幹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嬰禍，而竊議于野者則未嘗罪之也。
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诽之律，皆處以死罪。
今觀黨锢諸賢所坐，即偶語腹诽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為，蓋襲斯、湯之故智也，至于根連株逮，坐死者不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兇珰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
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于貪弊，将若之何’，信哉。
” 臣按：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臣以為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則诽謗妖言之禁焉。
呂後時雖除去其禁，然溫舒上疏于宣帝，始終以诽謗為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為當然，左右兇邪遂襲用之以除異己之人，其禍乃至更代累世而猶熾，卒之善良受禍，國祚随之。
後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獄雖若慘刻，然失人心、促國脈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謗妖言之令也。
古語雲殺谏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谏臣猶有定名，不谏者未必殺也，惟用诽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蹠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茲言其仁人之言哉。
秦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為北朝大族，至于唐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初，魏元丕與陸睿、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誅，賜沖、烈诏曰：“睿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言，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
”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于槐棘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
魏于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
” 臣按：人君為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也。
不當死而死之非仁，當死而不死之非義，既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為國？ 梁武帝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鹹不以鞫獄為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怿，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
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僥己之福也。
灑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置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僥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奸惡日起，卒緻白晝殺人、公行摽掠，本欲僥福于己，而反有以緻禍于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随之者也。
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隋文帝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污，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
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
高等谏，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又為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谏不從，竟于殿廷行決。
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于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修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部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诽讪朝廷，疑亂風俗。
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将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緻收掠乎？”不肯平署。
上愈怒，遂下膺等于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範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
陳蕃上書極谏，帝怒，策免之，自後無敢複言者。
窦武、霍谞複以為言，帝意稍解，乃诏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裡，書名三府，禁锢終身。
及靈帝即位，陳、窦用事，複舉拔膺等。
陳、窦誅，膺等複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并上書，告儉等共為部黨，圖危社稷。
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
”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
”上乃可其奏。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連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并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锢之獄，出于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加之罪則必從而為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
帝時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悅之可親，忠賢鲠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複能窮诘其所以謀之說、所以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
自昔昏暴之君誅诤臣、戮直士，若龍逄、比幹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嬰禍，而竊議于野者則未嘗罪之也。
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腹诽之律，皆處以死罪。
今觀黨锢諸賢所坐，即偶語腹诽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為，蓋襲斯、湯之故智也，至于根連株逮，坐死者不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兇珰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
蓋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于貪弊，将若之何’，信哉。
” 臣按：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臣以為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則诽謗妖言之禁焉。
呂後時雖除去其禁，然溫舒上疏于宣帝，始終以诽謗為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為當然，左右兇邪遂襲用之以除異己之人，其禍乃至更代累世而猶熾，卒之善良受禍，國祚随之。
後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獄雖若慘刻，然失人心、促國脈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謗妖言之令也。
古語雲殺谏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谏臣猶有定名，不谏者未必殺也，惟用诽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蹠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茲言其仁人之言哉。
秦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為北朝大族，至于唐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初，魏元丕與陸睿、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誅，賜沖、烈诏曰：“睿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言，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
”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于槐棘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
魏于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
” 臣按：人君為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也。
不當死而死之非仁，當死而不死之非義，既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為國？ 梁武帝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鹹不以鞫獄為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怿，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
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僥己之福也。
灑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置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僥福而泣，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奸惡日起，卒緻白晝殺人、公行摽掠，本欲僥福于己，而反有以緻禍于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随之者也。
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鑒之哉。
隋文帝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污，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
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
高等谏，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又為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谏不從，竟于殿廷行決。
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