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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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遊矣。
自秦以來私仇皆不許報複，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子報仇而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起，陳之議報父仇者誅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雖辟之而初無一定之論，韓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
’此說粗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複仇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為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複仇，則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複仇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
” 顧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仇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鬥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與共戴天也。
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輕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複為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
凡此之類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複仇之義以相構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複仇可也。
父受誅，子複仇，推刃之道也，複仇不除害。
（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若父受誅，子複仇，則複讨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複将恐害已而殺之。
”韓愈曰：“誅者，上施于下之辭。
” 臣按：《公羊》因論伍子胥報仇而言此，蓋謂列國争殺報複之事非王法也。
人君誅其臣民無報複之理，若有司假法以緻人于死，則當赴訴于君以正其罪，亦不當私自報之。
唐武後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韫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武後欲赦死，右拾遺陳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
枕戈仇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
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
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貳，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
臣聞刑所以止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
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迹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也。
臣謂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闾墓可也。
請編之令，永為國典。
” 柳宗元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旌與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謂僭，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世，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不可為典。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
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師韫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無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号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囚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将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韫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诏曰：“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 韓愈曰：“子複父仇，見于《春秋》《禮記》，又見《周官》及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阙文也。
蓋以為不許複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複仇，人将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夫律雖本于聖人，
自秦以來私仇皆不許報複，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子報仇而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起，陳之議報父仇者誅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雖辟之而初無一定之論，韓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
’此說粗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複仇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為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複仇，則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複仇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
” 顧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仇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鬥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與共戴天也。
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輕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複為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
凡此之類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複仇之義以相構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複仇可也。
父受誅，子複仇，推刃之道也，複仇不除害。
（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
若父受誅，子複仇，則複讨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複将恐害已而殺之。
”韓愈曰：“誅者，上施于下之辭。
” 臣按：《公羊》因論伍子胥報仇而言此，蓋謂列國争殺報複之事非王法也。
人君誅其臣民無報複之理，若有司假法以緻人于死，則當赴訴于君以正其罪，亦不當私自報之。
唐武後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韫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武後欲赦死，右拾遺陳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
枕戈仇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
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元慶報父仇，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
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貳，元慶宜伏辜；傳曰父仇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赦。
臣聞刑所以止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
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迹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也。
臣謂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闾墓可也。
請編之令，永為國典。
” 柳宗元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旌與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謂僭，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世，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不可為典。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
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師韫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無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号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囚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将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韫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憲宗時，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诏曰：“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
” 韓愈曰：“子複父仇，見于《春秋》《禮記》，又見《周官》及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阙文也。
蓋以為不許複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複仇，人将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夫律雖本于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