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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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尚為故與無故之刑，非邂逅身死者必論焉。
此無他，盜賊之名天下之至惡者也，一旦用以加諸其人，非真有實情顯迹者不可也，欲知其實情顯迹，必須窮其黨與、索其贓仗焉。
蓋為劫盜必有黨與，必持器仗、必得貨财，貨财物同也，器仗家家有也，黨與人人可指也，今獲盜焉并與其黨與器械、貨财而得之，其真耶僞耶，吾不得而知也，欲加人以惡名而緻之于死地，烏可以輕易乎哉？是故不可以盛怒臨之，俾之得以輸其情也，不可以嚴刑加之，俾之得以久其生也，輸其情則真僞可得而見，久其生則是非可因而知，是以驗其黨與必曆審其家世、居止、性習之異，離合、聚散、圖謀之由，驗其贓仗，必詳究其制造、物色、形狀之殊，小大、新陳、利鈍之實，某物因某而得，某人因某而來，某執某器械，某得某貨财，所經由也何處，所證見也何人，既訪諸其鄰保，又質諸其親屬，及其追贓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其形狀如何、其色樣如何，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新或陳，某物乃某工所制，某物從某人而得，所失之物與所得之贓較勘皆同，必須無一之參錯互異，然後坐以罪焉，則我心盡而彼心服矣。
仰惟我祖宗朝儀最為嚴肅，雖犯反逆大罪亦不當朝引見，惟于所獲強盜則連贓仗引赴禦前，非無意也，蓋恐不逞之徒誣執平人以希升賞，使有冤者得以對天籲告，不至為人所隔絕也。
嗚呼，聖祖之心，天地之心也，為臣子者所當深體。
宋太宗端拱中，廣安軍民安崇緒告其繼母馮為父知逸所離，今馮奪父資産，欲與己子，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泚固執前斷，遂下台省議，徐铉議謂崇緒詞理雖繁，但當定其母馮曾離與不曾離。
右仆射李昉等議曰：“崇緒為馮強占田業，親母阿蒲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而絕嗣，阿蒲無地而托身。
臣等參詳田業并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阙，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
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亦不乏養。
”诏從昉等議，泚等各罰一月俸。
臣按：徐铉謂但當定其母馮曾離與不曾離，斷此獄者當以此言為主，若是馮氏已離異則與安氏義絕，不當得其田業，況其所生之子乎？崇緒訟之宜也。
若本不曾離異，則是崇緒以庶子而訟嫡母，當以死罪又何可疑？觀崇緒訟馮占父資産，欲與己子，而李昉等亦謂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不乏養，不知所謂己子者果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知逸死後而阿馮再嫁所生乎？審是前子則固不當得安氏田業，若是再嫁有所生則馮于安氏決無可複歸之理，允若茲則泚與昉所議皆未必為得，然則斷是獄也奈何？曰若安知逸本不曾離阿馮而崇緒妄以為離，非但得罪于母，且得罪于父，以子告母，倫理何在？坐以死宜也。
官司原情定罪，闵知逸之絕祀而崇緒為親母乏養而訴嫡母，情非為己，亦有可矜，聞之于上，姑從輕減可也。
仁宗天聖四年，诏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緻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勿得舉駁。
”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
吏始無所牽制，谳者多得減死。
臣按：罪而至于死，死則不可複生矣。
法官明知其人之不應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遂加以死刑焉，是何也？拘于文而恐為有司舉駁故也。
仁宗此诏可為後世法。
神宗熙甯初，登州有婦阿雲，母服中嫁韋氏（一作“聘”），惡其夫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
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
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詳，诏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
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诏從安石所議，而禦史中丞滕甫請再議，诏送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诰錢公輔重定。
公著等議如安石，诏曰“可”。
法官齊恢等皆以公著所議為不當，又诏安石與法官集議，恢等益堅其說。
明年二月，诏：“今後謀殺人自首，并奏聽敕裁判。
”刑部劉述奏诏書未盡，封還中書，王安石時為參知政事，又奏與唐介等數争議帝前，卒從安石議。
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禦史劉琦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
呂公弼以為殺傷于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
陳升之、韓绛議與安石略同。
司馬光曰：“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獄者君相之事也。
分争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
阿雲之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争，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為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兇得志，豈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緻耶？” 臣按：宋朝制刑
此無他，盜賊之名天下之至惡者也，一旦用以加諸其人，非真有實情顯迹者不可也，欲知其實情顯迹，必須窮其黨與、索其贓仗焉。
蓋為劫盜必有黨與，必持器仗、必得貨财，貨财物同也，器仗家家有也，黨與人人可指也，今獲盜焉并與其黨與器械、貨财而得之，其真耶僞耶，吾不得而知也，欲加人以惡名而緻之于死地，烏可以輕易乎哉？是故不可以盛怒臨之，俾之得以輸其情也，不可以嚴刑加之，俾之得以久其生也，輸其情則真僞可得而見，久其生則是非可因而知，是以驗其黨與必曆審其家世、居止、性習之異，離合、聚散、圖謀之由，驗其贓仗，必詳究其制造、物色、形狀之殊，小大、新陳、利鈍之實，某物因某而得，某人因某而來，某執某器械，某得某貨财，所經由也何處，所證見也何人，既訪諸其鄰保，又質諸其親屬，及其追贓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其形狀如何、其色樣如何，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新或陳，某物乃某工所制，某物從某人而得，所失之物與所得之贓較勘皆同，必須無一之參錯互異，然後坐以罪焉，則我心盡而彼心服矣。
仰惟我祖宗朝儀最為嚴肅，雖犯反逆大罪亦不當朝引見，惟于所獲強盜則連贓仗引赴禦前，非無意也，蓋恐不逞之徒誣執平人以希升賞，使有冤者得以對天籲告，不至為人所隔絕也。
嗚呼，聖祖之心，天地之心也，為臣子者所當深體。
宋太宗端拱中，廣安軍民安崇緒告其繼母馮為父知逸所離，今馮奪父資産，欲與己子，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泚固執前斷，遂下台省議，徐铉議謂崇緒詞理雖繁，但當定其母馮曾離與不曾離。
右仆射李昉等議曰：“崇緒為馮強占田業，親母阿蒲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而絕嗣，阿蒲無地而托身。
臣等參詳田業并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阙，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
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亦不乏養。
”诏從昉等議，泚等各罰一月俸。
臣按：徐铉謂但當定其母馮曾離與不曾離，斷此獄者當以此言為主，若是馮氏已離異則與安氏義絕，不當得其田業，況其所生之子乎？崇緒訟之宜也。
若本不曾離異，則是崇緒以庶子而訟嫡母，當以死罪又何可疑？觀崇緒訟馮占父資産，欲與己子，而李昉等亦謂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不乏養，不知所謂己子者果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知逸死後而阿馮再嫁所生乎？審是前子則固不當得安氏田業，若是再嫁有所生則馮于安氏決無可複歸之理，允若茲則泚與昉所議皆未必為得，然則斷是獄也奈何？曰若安知逸本不曾離阿馮而崇緒妄以為離，非但得罪于母，且得罪于父，以子告母，倫理何在？坐以死宜也。
官司原情定罪，闵知逸之絕祀而崇緒為親母乏養而訴嫡母，情非為己，亦有可矜，聞之于上，姑從輕減可也。
仁宗天聖四年，诏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緻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勿得舉駁。
”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
吏始無所牽制，谳者多得減死。
臣按：罪而至于死，死則不可複生矣。
法官明知其人之不應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遂加以死刑焉，是何也？拘于文而恐為有司舉駁故也。
仁宗此诏可為後世法。
神宗熙甯初，登州有婦阿雲，母服中嫁韋氏（一作“聘”），惡其夫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
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
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詳，诏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
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诏從安石所議，而禦史中丞滕甫請再議，诏送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诰錢公輔重定。
公著等議如安石，诏曰“可”。
法官齊恢等皆以公著所議為不當，又诏安石與法官集議，恢等益堅其說。
明年二月，诏：“今後謀殺人自首，并奏聽敕裁判。
”刑部劉述奏诏書未盡，封還中書，王安石時為參知政事，又奏與唐介等數争議帝前，卒從安石議。
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禦史劉琦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
呂公弼以為殺傷于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
陳升之、韓绛議與安石略同。
司馬光曰：“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獄者君相之事也。
分争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
阿雲之事，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争，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為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兇得志，豈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緻耶？” 臣按：宋朝制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