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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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者，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高帝時，趙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夫愛憎。
蓋立法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
下人難知則暗陷機阱矣，安得無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
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知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 臣按：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
臣愚以為，今之律文多蒙于唐，唐之律則蒙隋也，冬曦所論者雖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
切考今律為卷三十、為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準加減等文皆即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某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即了其義，不待思索議拟而皆了然于心目之間，昭然于見聞之頃，則民知所趨避，不陷于機阱矣。
說者若謂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特欲于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着實數，所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緻差誤爾。
傥以臣言為可采，乞命法官集會儒臣同加解釋，标注其于四百六十之條，不敢一毫有所加減，惟于卷帙稍加增耳。
夫制為一代之律，以司萬人之命、垂萬世之憲，非他書比，今天下書籍支辭蔓語，費楮何啻千萬，顧于律書簡約如此，無乃詳于古而略于今、重乎詞而輕乎法哉，迂儒過慮。
死罪死罪，伏惟聖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别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謂敕，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諜、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
我聖祖于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
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
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
《書》曰：‘刑期于無刑’。
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難緻。
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
”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
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诰》三編及《大诰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
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
伏讀《祖訓》訓告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诰》”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于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诰》中，所條者可見也。
是《诰》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
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徽宗崇甯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為？若夫其間世異勢殊，人情所宜、土俗所異，因時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盡如法者，則引法與例取裁于上可也。
宋之臣僚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以上論定律令之制（下）
高帝時，趙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夫愛憎。
蓋立法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
下人難知則暗陷機阱矣，安得無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
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知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 臣按：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文飾，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
臣愚以為，今之律文多蒙于唐，唐之律則蒙隋也，冬曦所論者雖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
切考今律為卷三十、為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準加減等文皆即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某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即了其義，不待思索議拟而皆了然于心目之間，昭然于見聞之頃，則民知所趨避，不陷于機阱矣。
說者若謂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特欲于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着實數，所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緻差誤爾。
傥以臣言為可采，乞命法官集會儒臣同加解釋，标注其于四百六十之條，不敢一毫有所加減，惟于卷帙稍加增耳。
夫制為一代之律，以司萬人之命、垂萬世之憲，非他書比，今天下書籍支辭蔓語，費楮何啻千萬，顧于律書簡約如此，無乃詳于古而略于今、重乎詞而輕乎法哉，迂儒過慮。
死罪死罪，伏惟聖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别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謂敕，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
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諜、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
我聖祖于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
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
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
《書》曰：‘刑期于無刑’。
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難緻。
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
”斯令也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
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诰》三編及《大诰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
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
伏讀《祖訓》訓告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诰》”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于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诰》中，所條者可見也。
是《诰》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
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徽宗崇甯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為？若夫其間世異勢殊，人情所宜、土俗所異，因時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盡如法者，則引法與例取裁于上可也。
宋之臣僚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以上論定律令之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