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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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裡至于三千裡；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枭首、丱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于隋而用于唐以至于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
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治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
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昏》、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鬥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
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棰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撲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诏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裡、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
太宗即位，诏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複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為令，又删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等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為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為宗。
劉劭衍漢律為魏，賈充參魏律為晉，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以出入者鹹痛革之，每一篇成辄繕寫上奏，揭于西庑之壁，聖祖親禦翰墨為之裁定。
明年書成，篇目一準于唐之舊，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讀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
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複為厘正，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為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昏》以為《戶役》《昏姻》，分《鬥訟》以為《鬥毆》《訴訟》，《廄庫》一也則分廄牧于兵、倉庫于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式于吏、受贓于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于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準繩，為百王之憲度，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
且又分為六部，各有攸司，備天下之事情，該朝廷之治典，統宗有綱，支節不紊，無比附之勞，有歸一之體，吏知所守而不眩于煩文，民知所避而不犯于罪戾，誠一代之良法，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也。
然臣于此竊有見焉，蓋刑法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人煩，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随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
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明诏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于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為故事者則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時厥後，内外法司斷獄一遵夫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辄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
如此，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
高宗時，又诏長孫無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
其後武後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
歐陽修曰：“《書》曰‘慎乃出令’，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為變革，至其繁積，雖有精明之士不能遍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奸，此刑書之弊也。
” 臣按：我朝之律僅四百六十條，頒行中外，用之餘百年于茲，列聖相承，未嘗有所增損，而于律之外未嘗他有所編類如唐宋格敕者，所謂簡而明、久而信，真誠有如歐陽氏所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于隋而用于唐以至于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
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治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
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昏》、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鬥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
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棰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撲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诏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裡、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
太宗即位，诏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複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為令，又删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等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為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為宗。
劉劭衍漢律為魏，賈充參魏律為晉，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以出入者鹹痛革之，每一篇成辄繕寫上奏，揭于西庑之壁，聖祖親禦翰墨為之裁定。
明年書成，篇目一準于唐之舊，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讀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
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複為厘正，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為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昏》以為《戶役》《昏姻》，分《鬥訟》以為《鬥毆》《訴訟》，《廄庫》一也則分廄牧于兵、倉庫于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式于吏、受贓于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于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準繩，為百王之憲度，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
且又分為六部，各有攸司，備天下之事情，該朝廷之治典，統宗有綱，支節不紊，無比附之勞，有歸一之體，吏知所守而不眩于煩文，民知所避而不犯于罪戾，誠一代之良法，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也。
然臣于此竊有見焉，蓋刑法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人煩，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随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
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明诏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于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為故事者則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時厥後，内外法司斷獄一遵夫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辄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
如此，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
高宗時，又诏長孫無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
其後武後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
歐陽修曰：“《書》曰‘慎乃出令’，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為變革，至其繁積，雖有精明之士不能遍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奸，此刑書之弊也。
” 臣按：我朝之律僅四百六十條，頒行中外，用之餘百年于茲，列聖相承，未嘗有所增損，而于律之外未嘗他有所編類如唐宋格敕者，所謂簡而明、久而信，真誠有如歐陽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