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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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
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 臣按：成帝之诏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議，桓譚之請亦欲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蓋博士，明經者也，經者禮義之所自出，人必違于禮義然後入于刑法，律令者刑法之所在也，議而校定，必禮義、法律兩無歉焉，本是以立天下之法，用是以酌生民之情，無間然矣。
後世乃謂儒生迂拘，止通經術而不知法意，應有刑獄之事止任柱後惠文冠而冠章甫衣縫掖者無與焉。
斯人也非獨不知經意，而其所謂律意者蓋有非先王之所謂者矣。
漢世去古未遠，猶有古意，此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和帝時，廷尉陳寵汋校律令條法，溢于《甫刑》（即《呂刑》）者除之，曰：“臣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裡者也。
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罰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緻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未及施行，及寵免，其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谳之弊。
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锢，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于經義，而言刑者必與禮并，其原蓋出于《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陳寵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八百，并為三千以合于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
至其子忠為決事比，請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锢、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蓋有補于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
晉武帝時，有邵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撾登聞鼓乞恩，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議者欲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
尚書右丞範堅駁之曰：“自淳樸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
且既許宗等宥廣罪，若複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耶？今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颦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爾，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将來訴者何獨匪人。
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于後也。
”從之。
臣按：人君所舉即以為例，故凡事謀始，事苟不可繼于後，即必不可創于前也。
元康中，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
先因風落廟阙屋瓦數枚，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
其後主者懲懼前事，雖知小事而按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
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不能皆得循常也。
至于此等，皆為過當，恐奸吏因緣得為深淺。
”劉頌上疏言：“近世法多門，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犴獄不平。
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滞；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
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跸之平也；大臣釋滞，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
天下萬事，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于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
” 臣按：裴珣謂“刑書之文有限，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使大臣釋滞；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事”，二臣之言可以為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采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
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臣按：十惡之名非古也，起于齊而著于隋，唐因之。
所謂謀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有犯于君臣之大義；所謂惡逆、不孝、不睦、内亂四者，有犯于人道之大倫；所謂不道、不義二者，有犯于生人之大義，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齒、王法之所必誅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逾百。
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
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 臣按：成帝之诏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議，桓譚之請亦欲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蓋博士，明經者也，經者禮義之所自出，人必違于禮義然後入于刑法，律令者刑法之所在也，議而校定，必禮義、法律兩無歉焉，本是以立天下之法，用是以酌生民之情，無間然矣。
後世乃謂儒生迂拘，止通經術而不知法意，應有刑獄之事止任柱後惠文冠而冠章甫衣縫掖者無與焉。
斯人也非獨不知經意，而其所謂律意者蓋有非先王之所謂者矣。
漢世去古未遠，猶有古意，此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和帝時，廷尉陳寵汋校律令條法，溢于《甫刑》（即《呂刑》）者除之，曰：“臣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裡者也。
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罰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緻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未及施行，及寵免，其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谳之弊。
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锢，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于經義，而言刑者必與禮并，其原蓋出于《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陳寵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八百，并為三千以合于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
至其子忠為決事比，請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锢、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蓋有補于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
晉武帝時，有邵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撾登聞鼓乞恩，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議者欲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
尚書右丞範堅駁之曰：“自淳樸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
且既許宗等宥廣罪，若複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耶？今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颦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爾，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将來訴者何獨匪人。
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于後也。
”從之。
臣按：人君所舉即以為例，故凡事謀始，事苟不可繼于後，即必不可創于前也。
元康中，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
先因風落廟阙屋瓦數枚，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
其後主者懲懼前事，雖知小事而按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
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不能皆得循常也。
至于此等，皆為過當，恐奸吏因緣得為深淺。
”劉頌上疏言：“近世法多門，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僞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犴獄不平。
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滞；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
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跸之平也；大臣釋滞，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
天下萬事，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于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
” 臣按：裴珣謂“刑書之文有限，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使大臣釋滞；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事”，二臣之言可以為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采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
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臣按：十惡之名非古也，起于齊而著于隋，唐因之。
所謂謀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有犯于君臣之大義；所謂惡逆、不孝、不睦、内亂四者，有犯于人道之大倫；所謂不道、不義二者，有犯于生人之大義，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齒、王法之所必誅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逾百。
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