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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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令之制（下）
景帝中六年，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
” 孝武即位，征發頻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于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比況也）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廣為九篇，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
自高帝世至武帝時僅五六十年間爾，乃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大辟乃有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其決事比乃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何禁網之密一至此哉？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
意其當世之民舉手動足即陷刑辟，大者可誅，小者可論，其不聊生也甚矣，國之不亡蓋亦幸爾。
我朝自聖祖定律之後百有餘年，條律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嘗敢有擅增一條者，《詩》雲“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我列聖有焉。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
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将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
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
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将招權而為亂首矣。
” 臣按：聖人制刑以弼教輔治，而使之不至于衰亂。
有虞之刑必得臯陶以為士，有周之刑必得蘇公以敬獄，蓋為政在人，人必與法而兼用也。
鄭昌乃謂刑法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明王垂聽，不必置廷平；無律令而有廷平，政衰聽怠，廷平将招權而為亂首。
是乃一偏之見也。
夫治國而無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雖有聰明之資，亦無不用人用法而自垂聽之理。
元帝初，下诏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
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使安百姓而已。
” 臣按：律令之設蓋懸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非故欲為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人設網羅以待禽獸也。
後世之律往往文深而義晦，比拟之際彼此可以旁通，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輕重其罪，誠有如此诏所謂“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者。
所謂不逮者，解者謂不逮言意識所不及也。
噫，蚩蚩之民不能皆讀律令，及其讀之又有所不逮者，則其不幸而陷于罪者，豈非上之人之過哉？然則後世有制律者當何如？亦曰淺易其語，顯明其義，使人易曉，知所避而不犯可也。
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以時異，讀者容或有所不逮者，伏乞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于言意之表，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賣法矣，斯世斯民不勝大幸。
成帝河平中，诏曰：“《甫刑》雲‘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
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書》不雲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将盡心覽焉。
”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世奇請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诏，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
所謂奇請它比者，奇請謂常文之外别有所謂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
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诋文緻，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上不知其奸，下莫明其故，此民所以無所措手足，網密而奸不塞，刑繁而犯愈多也。
我朝律文比前代為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用者矣，未聞有所加增也。
特所謂例者出于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為去取，伏乞特下明诏如漢人所雲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會三法司官，将洪武元年以來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為萬世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條列，以為一書頒布中外，與《大明律》并行。
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救時弊或達民情，則别為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
如此，則民知所遵守、吏不能為奸矣。
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
” 孝武即位，征發頻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于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其後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比況也）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廣為九篇，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
自高帝世至武帝時僅五六十年間爾，乃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大辟乃有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其決事比乃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何禁網之密一至此哉？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
意其當世之民舉手動足即陷刑辟，大者可誅，小者可論，其不聊生也甚矣，國之不亡蓋亦幸爾。
我朝自聖祖定律之後百有餘年，條律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嘗敢有擅增一條者，《詩》雲“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我列聖有焉。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
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将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
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
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将招權而為亂首矣。
” 臣按：聖人制刑以弼教輔治，而使之不至于衰亂。
有虞之刑必得臯陶以為士，有周之刑必得蘇公以敬獄，蓋為政在人，人必與法而兼用也。
鄭昌乃謂刑法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明王垂聽，不必置廷平；無律令而有廷平，政衰聽怠，廷平将招權而為亂首。
是乃一偏之見也。
夫治國而無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雖有聰明之資，亦無不用人用法而自垂聽之理。
元帝初，下诏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
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使安百姓而已。
” 臣按：律令之設蓋懸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非故欲為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人設網羅以待禽獸也。
後世之律往往文深而義晦，比拟之際彼此可以旁通，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輕重其罪，誠有如此诏所謂“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者。
所謂不逮者，解者謂不逮言意識所不及也。
噫，蚩蚩之民不能皆讀律令，及其讀之又有所不逮者，則其不幸而陷于罪者，豈非上之人之過哉？然則後世有制律者當何如？亦曰淺易其語，顯明其義，使人易曉，知所避而不犯可也。
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以時異，讀者容或有所不逮者，伏乞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于言意之表，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賣法矣，斯世斯民不勝大幸。
成帝河平中，诏曰：“《甫刑》雲‘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
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書》不雲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将盡心覽焉。
”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世奇請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诏，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
所謂奇請它比者，奇請謂常文之外别有所謂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
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诋文緻，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上不知其奸，下莫明其故，此民所以無所措手足，網密而奸不塞，刑繁而犯愈多也。
我朝律文比前代為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用者矣，未聞有所加增也。
特所謂例者出于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為去取，伏乞特下明诏如漢人所雲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會三法司官，将洪武元年以來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為萬世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條列，以為一書頒布中外，與《大明律》并行。
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救時弊或達民情，則别為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
如此，則民知所遵守、吏不能為奸矣。
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