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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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重十二铢，兩之為兩。
二十四铢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
始于铢，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
臣按：以上言權。
五權之義，铢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為之為宜也。
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緌（不滿之處）焉，其上為斛，其下為鬥，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
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于權衡略焉，乃于下文總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欤？後世于度量二者用木為之度，間有用銅者，而鬥斛之制用銅鮮矣。
權之為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為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參用之，所以為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為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
臣請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鑄銅為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鑄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呂祖謙曰：“自商君為政，平鬥甬、權衡、丈尺，其制變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
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于後世則鮮或舉之矣。
”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為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丈尺為先務，況其不為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事記》，于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題則雲：“自商君為政，平鬥甬、權衡、丈尺。
”意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鬥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
又诏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書》雲‘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
國家萬邦鹹乂，九賦是均，顧出納于有司，系權衡之定式，如聞黍之制或差毫厘，錘鈎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
”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為務。
史謂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懸鈎于架、植環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為懸絕，于是更鑄新式，悉繇參黍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
又令每用大秤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卻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
繇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為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于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為奸，孰若每事皆立為一法，如宋人之于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卻立以視而不得按抑。
噫，使凡事事皆準此以立為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懼其害矣。
程頤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阙。
” 朱熹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 臣按：程子謂“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皆不可阙”，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
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于操執之時或鈎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緌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
是知聖人為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巨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欤。
以上權量之謹。
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雲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意者權量之用比度為切欤，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
二十四铢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
始于铢，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
臣按：以上言權。
五權之義，铢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
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為之為宜也。
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緌（不滿之處）焉，其上為斛，其下為鬥，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
夫班《志》于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制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于權衡略焉，乃于下文總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欤？後世于度量二者用木為之度，間有用銅者，而鬥斛之制用銅鮮矣。
權之為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為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參用之，所以為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為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
臣請诏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鑄銅為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鑄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呂祖謙曰：“自商君為政，平鬥甬、權衡、丈尺，其制變于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
然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于後世則鮮或舉之矣。
”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為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丈尺為先務，況其不為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事記》，于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題則雲：“自商君為政，平鬥甬、權衡、丈尺。
”意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為石其始此欤？ 宋太祖诏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鬥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
又诏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诏曰：“《書》雲‘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
國家萬邦鹹乂，九賦是均，顧出納于有司，系權衡之定式，如聞黍之制或差毫厘，錘鈎為奸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為通規。
”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為務。
史謂比用大秤如百斤者皆懸鈎于架、植環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為懸絕，于是更鑄新式，悉繇參黍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
又令每用大秤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卻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
繇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為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于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為奸，孰若每事皆立為一法，如宋人之于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卻立以視而不得按抑。
噫，使凡事事皆準此以立為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懼其害矣。
程頤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阙。
” 朱熹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 臣按：程子謂“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皆不可阙”，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
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适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于操執之時或鈎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緌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
是知聖人為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巨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欤。
以上權量之謹。
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雲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注《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意者權量之用比度為切欤，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