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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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于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緻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
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繇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拟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于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缙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豈不彬彬乎進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
自南渡之後迄于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參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蛙裂大道、疣贅聖模,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渎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于博則有要存焉。
”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诏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鹹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
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 仁宗嘉祐中,诏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才萬卷。
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诏命,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
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并許上館閣阙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于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曆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诏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
我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于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于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闆本之屬。
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秘書”,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秘閣皆不複置官,惟于翰林、太學置此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于虛設。
臣聞永樂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
夫天下書籍盡歸内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于此,萬一有所疏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幸國家無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于今而泯盡,豈不贻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内閣儒臣将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于南京内閣及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将本書發下兩監,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給與人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
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疏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秘書省。
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集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
歲于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谏官、禦史、侍制以上官畢赴。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掌收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
今制不設館閣,并其職于翰林院,夫以專官則無專任。
臣請于典籍之外,其修撰、編修、檢讨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于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于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于散亡矣。
徽宗大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秘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号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阙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采,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别有異書,并許借傳。
”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采,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别有異書,并許借傳”,蓋欲将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凡目中所無有者,借傳以廣其藏也。
此事關系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上圖籍之儲。
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
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曆幾千百年而後至于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繇,豈不歸其咎于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于己,莫不以是為先務焉。
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于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
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為聖子神孫之诒謀者至矣,踐其阼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者乎?
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繇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
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拟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于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缙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于口,豈不彬彬乎進于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
自南渡之後迄于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參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蛙裂大道、疣贅聖模,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渎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于博則有要存焉。
”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诏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鹹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
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 仁宗嘉祐中,诏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才萬卷。
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诏命,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
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并許上館閣阙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于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曆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诏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
我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于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于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闆本之屬。
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秘書”,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省、秘閣皆不複置官,惟于翰林、太學置此官二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于虛設。
臣聞永樂中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
夫天下書籍盡歸内府,其人家所有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于此,萬一有所疏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幸國家無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于今而泯盡,豈不贻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内閣儒臣将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于南京内閣及兩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将本書發下兩監,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給與人匠紙筆,責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
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疏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秘書省。
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集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
歲于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谏官、禦史、侍制以上官畢赴。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掌收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
今制不設館閣,并其職于翰林院,夫以專官則無專任。
臣請于典籍之外,其修撰、編修、檢讨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于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于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于散亡矣。
徽宗大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秘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
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号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阙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采,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别有異書,并許借傳。
”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采,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别有異書,并許借傳”,蓋欲将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凡目中所無有者,借傳以廣其藏也。
此事關系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上圖籍之儲。
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
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曆幾千百年而後至于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繇,豈不歸其咎于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于己,莫不以是為先務焉。
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而首先求遺書于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
嗚呼,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其他帝王不同,其所以為聖子神孫之诒謀者至矣,踐其阼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而繼述其事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