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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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末。
夫自唐、虞、三代之書至于孔子而備，曆春秋戰國之世，至于嬴秦而缺。
漢高祖時，戰争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
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繇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于檢閱考究者無統矣。
後世人主有志于道藝而留心于載籍者，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谒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诏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
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
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興藏書府，稍稍複集。
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谒者求遺書于天下。
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難于聚而易于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訪之勤，安能免于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明君良佐鹹以斯文興喪為念，設法招求，遣使搜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鑒，以毋贻後時之悔，豈不韪欤？ 光武中興，笃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
四方鴻生巨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台彌以充積，又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為書部。
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
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故事。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
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缣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複棄其半矣。
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
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複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繇于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繇于民也。
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
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
何辜于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笃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複出，藏之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晉惠之世靡有孑遺，東晉鸠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
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讨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于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并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
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隋代。
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诏，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
”文帝納之，使人搜讨，于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竊以為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
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複舊，惟所謂書籍者出于一人之心，各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迹莫不各極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複，雖複之亦非其真與全矣。
是以古先聖王莫不緻謹于斯，以為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捐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矧重熙累洽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着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揉。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内庫。
玄宗命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
尋置修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
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
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诏秘閣搜采，于是四庫之書複完，分藏于十二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末。
夫自唐、虞、三代之書至于孔子而備，曆春秋戰國之世，至于嬴秦而缺。
漢高祖時，戰争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
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繇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于檢閱考究者無統矣。
後世人主有志于道藝而留心于載籍者，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谒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诏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
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
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興藏書府，稍稍複集。
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谒者求遺書于天下。
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難于聚而易于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訪之勤，安能免于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明君良佐鹹以斯文興喪為念，設法招求，遣使搜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鑒，以毋贻後時之悔，豈不韪欤？ 光武中興，笃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
四方鴻生巨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台彌以充積，又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為書部。
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
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故事。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
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缣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複棄其半矣。
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
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複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繇于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繇于民也。
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
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
何辜于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笃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複出，藏之辟雍、東觀、蘭台、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盡。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晉惠之世靡有孑遺，東晉鸠聚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而已。
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讨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于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删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并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
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隋代。
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诏，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
”文帝納之，使人搜讨，于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竊以為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于五代之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為厄也又不止五矣。
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複舊，惟所謂書籍者出于一人之心，各為一家之言，言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迹莫不各極其至，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複，雖複之亦非其真與全矣。
是以古先聖王莫不緻謹于斯，以為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捐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矧重熙累洽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着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揉。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内庫。
玄宗命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
尋置修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
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
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诏秘閣搜采，于是四庫之書複完，分藏于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