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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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
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鹹以為然。
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
當有瑞，黃龍見。
’事下丞相張蒼，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
今上（謂武帝）即位，招緻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因诏禦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當作校仇之仇）也。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
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闵焉。
朕惟未能循明也，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
今日順夏至（夏當作冬），黃鐘為宮、林鐘為征、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複正、羽聲複清、名複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歲在甲）攝提格（在寅），月名畢聚（音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 臣按：太史公推原作曆之始，謂神農以前尚矣，黃帝始考定星曆，蓋是時始有曆也。
且引堯禅舜之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蓋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則必推明上天所懸之象、所行之度，其責任在乎君之身不可忽也。
人君知其任之在己，既以中道自待，又必齊七政、建五行、立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先後，順時以興作寝息焉。
下之人奉君之令而不敢違天之時，故天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而天祿有永矣。
自堯舜以後以至于三代，曆數相傳，莫不明時正度，以承天意而不敢失其紀序，是則有道之世也。
惟夫昏君庸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紀序，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諸侯不遵其軌，是以其君不克終而禍亂作矣。
繇是觀之，則知治曆明時其有關于治亂之大如此，承上天之曆數而受其任于躬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漢志》雲：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經傳，鹹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赜索隐，鈎深緻遠，莫不用焉。
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于律呂，又經曆于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
綱紀之交，以元始造設，合樂用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
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鐘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
繇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 又雲：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
以張蒼言，用《颛顼曆》，比于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
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
是時禦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诏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
創業變改，制不相複，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
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複前聖者，二代在前也。
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遂下诏以七年為元年，遂诏卿、遂、遷與侍郎尊（人名）、大典星（官名）射姓（人姓名）等議造漢曆。
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
乃以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複得阏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
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
乃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與焉。
都分天部而闳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
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
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鹹以為然。
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
當有瑞，黃龍見。
’事下丞相張蒼，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
今上（謂武帝）即位，招緻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因诏禦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當作校仇之仇）也。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
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闵焉。
朕惟未能循明也，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
今日順夏至（夏當作冬），黃鐘為宮、林鐘為征、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複正、羽聲複清、名複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歲在甲）攝提格（在寅），月名畢聚（音陬），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 臣按：太史公推原作曆之始，謂神農以前尚矣，黃帝始考定星曆，蓋是時始有曆也。
且引堯禅舜之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蓋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則必推明上天所懸之象、所行之度，其責任在乎君之身不可忽也。
人君知其任之在己，既以中道自待，又必齊七政、建五行、立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先後，順時以興作寝息焉。
下之人奉君之令而不敢違天之時，故天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而天祿有永矣。
自堯舜以後以至于三代，曆數相傳，莫不明時正度，以承天意而不敢失其紀序，是則有道之世也。
惟夫昏君庸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紀序，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諸侯不遵其軌，是以其君不克終而禍亂作矣。
繇是觀之，則知治曆明時其有關于治亂之大如此，承上天之曆數而受其任于躬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漢志》雲：漢興，張蒼首律曆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氣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經傳，鹹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赜索隐，鈎深緻遠，莫不用焉。
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族于律呂，又經曆于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
綱紀之交，以元始造設，合樂用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關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
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鐘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
繇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 又雲：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
以張蒼言，用《颛顼曆》，比于六曆，疏闊中最為微近。
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
是時禦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诏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
創業變改，制不相複，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
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複前聖者，二代在前也。
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
”遂下诏以七年為元年，遂诏卿、遂、遷與侍郎尊（人名）、大典星（官名）射姓（人姓名）等議造漢曆。
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
乃以前代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複得阏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
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
乃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與焉。
都分天部而闳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
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