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七
關燈
小
中
大
一年，楚令尹艾獵（孫叔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者），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财用（築用之具），平闆（在兩旁障土者）（兩頭立木），稱（量輕重）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程土物（取土用物，為作程限），議遠迩（議遠察迩均其勞也），略（行也）基址（城足），具糇（幹食）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修築，必先謀慮于其前，其所謀慮之事，分财用、平闆纻以下數事是也。
既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啟功至于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于是可蔔矣。
”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
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欤。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
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五年，複發裡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闆築焉。
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
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
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裡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赍送弗後，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實何之規模。
”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
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于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宗二年，世宗诏展外城，先立标幟，俟今冬農隙興闆築，春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
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裡之外，其标内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随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
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
景祐中，範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其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親征以伐其謀。
”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
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
”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敵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敵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
當敵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沖，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
仲淹之議當于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随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
夫然，則己既得以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範仲淹并對于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
谏官餘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别議遠圖之術。
” 臣按：範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餘靖言于仁宗，願舍此策别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也。
其後靖康之禍，金人長驅越過河北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也。
” 臣按：古人凡有興作修築，必先謀慮于其前，其所謀慮之事，分财用、平闆纻以下數事是也。
既謀慮矣，即量其功而诹日以啟功至于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逾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壞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于是可蔔矣。
” 臣按：郡邑有大小、民庶有衆寡，皆不可無保障，一也。
所以保障而捍蔽之者，非城郭乎？始皇以天下吏民為敵國，惟恐其有所捍蔽而得以拒我，高祖則以天下吏民為一家，惟恐其無所捍蔽而或以喪生，此其心公私之異而存亡所以分也欤。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
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五年，複發裡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闆築焉。
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
是後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
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裡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赍送弗後，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實何之規模。
” 臣按：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
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于築城尤為切要。
五代周世宗顯宗二年，世宗诏展外城，先立标幟，俟今冬農隙興闆築，春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
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裡之外，其标内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随便築室。
臣按：世宗此舉可為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為之以漸，立之以準，使民不疲于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
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為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為北京。
景祐中，範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敵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其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恐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親征以伐其謀。
”诏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
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
”卒建北京。
臣按：仲淹欲修京城恐敵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為敵之鎮遏也，二議皆是也。
當敵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沖，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
仲淹之議當于無事之時以漸而為之，随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為障蔽焉耳。
夫然，則己既得以為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範仲淹并對于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
谏官餘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為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别議遠圖之術。
” 臣按：範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餘靖言于仁宗，願舍此策别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也。
其後靖康之禍，金人長驅越過河北城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以上城池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