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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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凡六條，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黃鐘寸分數法，六曰黃鐘生十一律數法，大概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邃。
其“樂制”彙于王朝禮，其“樂舞”彙于祭禮。
上下數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為後世作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半矣。
以上論樂律之制。
臣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樂為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其所謂制度者失其傳焉耳。
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
然唐宋以來，其精義之存于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于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铿锵鼓舞者則知之者蓋已鮮矣。
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其義理玄微者耳，故為是言。
若就後世言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智之資，豈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墜緒于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也文與器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制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牍之中，以不試之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聖、有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能與于斯哉？三代之制不可考已，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雲雅、頌而不及于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逾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于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
其意以為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而并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複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于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先王之所制也。
魏用杜夔，隋用鄭繹、何妥，宋用和岘、胡瑗、阮逸、範鎮輩，非不留心于鐘律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于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故耳。
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然後繼之以五聲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蓋必求之吾之心思、竭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後及其所難，因其所習而後及其所未達，為之以其漸，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今世古制無複存者，雖是述之其與作者之功何異，吾無聖人之天資而欲任聖人之創作，可乎？既不敢作而欲述之，又無可因而以為述之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從吾身始。
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為黃鐘之宮者，有由然也。
六經之中，論樂之最先者莫先于《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
史亦稱大禹聲為律、身為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為先，古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删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無所欠阙。
《大戴禮》雲：“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
”《晉志》亦雲：“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戴《記》頗有阙誤，篇數不可考，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
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
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台》《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袴》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得聞矣。
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葉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
朱子既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為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
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
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葉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複樂崩之歎矣。
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見聲歌之仿佛，以俟後之知樂者。
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姑為是謙退之辭耳。
大賢若朱子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于朱子者哉？
其“樂制”彙于王朝禮，其“樂舞”彙于祭禮。
上下數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為後世作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半矣。
以上論樂律之制。
臣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樂為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其所謂制度者失其傳焉耳。
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
然唐宋以來，其精義之存于古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其情于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铿锵鼓舞者則知之者蓋已鮮矣。
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其義理玄微者耳，故為是言。
若就後世言之，則可學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智之資，豈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探其遺文墜緒于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也文與器而已，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學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制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牍之中，以不試之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聖、有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能與于斯哉？三代之制不可考已，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雲雅、頌而不及于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逾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于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
其意以為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而并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複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于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先王之所制也。
魏用杜夔，隋用鄭繹、何妥，宋用和岘、胡瑗、阮逸、範鎮輩，非不留心于鐘律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于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故耳。
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然後繼之以五聲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蓋必求之吾之心思、竭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後及其所難，因其所習而後及其所未達，為之以其漸，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今世古制無複存者，雖是述之其與作者之功何異，吾無聖人之天資而欲任聖人之創作，可乎？既不敢作而欲述之，又無可因而以為述之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從吾身始。
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取嶰谷之竹吹之以為黃鐘之宮者，有由然也。
六經之中，論樂之最先者莫先于《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
史亦稱大禹聲為律、身為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為先，古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删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無所欠阙。
《大戴禮》雲：“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
”《晉志》亦雲：“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
”戴《記》頗有阙誤，篇數不可考，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
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
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台》《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袴》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得聞矣。
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葉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
朱子既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為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
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
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葉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複樂崩之歎矣。
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見聲歌之仿佛，以俟後之知樂者。
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姑為是謙退之辭耳。
大賢若朱子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于朱子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