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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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
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并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以宮配仁，五峰胡氏說）。
” 熹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于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
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曆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
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緻意焉，而和岘、胡瑗、阮逸、李照、範鎮、馬光、劉幾、楊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于崇宣之季、奸谀之會（指蔡京輩）、黥涅之餘（魏漢津）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缜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
”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複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也。
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鐘始于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統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
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
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适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拟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疊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
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
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黍，下至王樸，剛果自用，遂專恃參黍而金石亦不複考矣。
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若黍則歲有兇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谷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于黍也。
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則得之矣。
” 又曰：“律者緻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蠛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
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 臣按：蔡元定作《律呂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所謂黃鐘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征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
”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所參定者，既具于各條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繼以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氏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也。
然此求其聲氣耳，而所謂均調節奏、被之管弦，蔡氏又欲别為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
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概，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
”今即其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者，所謂“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矣。
其後朱氏又與其門人考訂禮書，又定“鐘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鐘律”分前後篇。
其前篇凡七條，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
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并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以宮配仁，五峰胡氏說）。
” 熹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于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
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曆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
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緻意焉，而和岘、胡瑗、阮逸、李照、範鎮、馬光、劉幾、楊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于崇宣之季、奸谀之會（指蔡京輩）、黥涅之餘（魏漢津）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缜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于古人已試之成法。
”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複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也。
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言黃鐘始于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統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
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
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适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拟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内，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疊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
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
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黍，下至王樸，剛果自用，遂專恃參黍而金石亦不複考矣。
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若黍則歲有兇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谷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于黍也。
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于黍則得之矣。
” 又曰：“律者緻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蠛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鐘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
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 臣按：蔡元定作《律呂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所謂黃鐘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征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
”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所參定者，既具于各條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繼以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氏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也。
然此求其聲氣耳，而所謂均調節奏、被之管弦，蔡氏又欲别為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
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概，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
”今即其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者，所謂“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矣。
其後朱氏又與其門人考訂禮書，又定“鐘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鐘律”分前後篇。
其前篇凡七條，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