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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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矣。
然此非獨屯田一事為然，凡天下事無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裡，北極遼東，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
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籲，亦已晚矣。
今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裡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堤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求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随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
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之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巳去不可為矣。
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
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堤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
臣于東京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禦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将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于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随處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
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裡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
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别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也，其為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于當時而得行于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
”從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東至遷民鎮，凡系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谷種給鈔五百萬錠。
命烏蘭哈達、烏克遜良祯并為大司農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獲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為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國計不無少助。
以上屯營之田。
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遼金以來始相承為都會，逮于我朝，宅中圖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體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極圖治焉。
六宮百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赀焉者，歲計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阃，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内，調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将亦有不易焉者。
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于歲計常賦之外别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瞻，難矣。
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于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
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内以實京師于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于常用之餘，臣故于“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為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
或人問于朱熹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
”伏惟九重清燕時，留心于天下之大本，義以制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
臣不勝惓惓。
然此非獨屯田一事為然，凡天下事無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裡，北極遼東，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
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籲，亦已晚矣。
今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裡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堤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求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随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
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之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其事遂寝，及至于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巳去不可為矣。
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
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堤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
臣于東京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禦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将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于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随處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
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裡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
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别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也，其為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于當時而得行于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
”從之，于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東至遷民鎮，凡系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谷種給鈔五百萬錠。
命烏蘭哈達、烏克遜良祯并為大司農卿，又于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獲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為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于國計不無少助。
以上屯營之田。
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遼金以來始相承為都會，逮于我朝，宅中圖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體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于此建極圖治焉。
六宮百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赀焉者，歲計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阃，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内，調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将亦有不易焉者。
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于歲計常賦之外别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瞻，難矣。
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于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
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内以實京師于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于常用之餘，臣故于“治國平天下之要制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為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
或人問于朱熹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财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
”伏惟九重清燕時，留心于天下之大本，義以制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
臣不勝惓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