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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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民彜、防閑私欲之意。
至于《周官》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
及其再變如漢文為愊，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與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耗谷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比之《酒诰》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
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卻自專其利耳。
” 臣按：酒者以谷為之，縣官既已取谷以為租稅矣，及其造谷以為酒而又稅之，則是一物而再稅也，可乎？況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耳，本無所利之也。
漢武帝始為榷酤之法，謂之榷者，禁民醞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
是則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
嗚呼，武帝其作俑者欤。
昭帝元始六年，诏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謂隐度其實）租，賣酒升四錢。
劉攽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罷榷酤官，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隐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氏所謂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也，後世稅民酒始此。
我朝于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民之開肆者即報官納課，罷肆即已，姑為之禁而已，未嘗借此以為經費如唐宋然也。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
二年饑，複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禦酒。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
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
胡寅曰：“善政建于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不善之政興于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
德宗盡罷酒稅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
真宗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複議增課以圖恩獎。
” 臣按：酒之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養老、宴賓，亦如笾豆之實，然非民生日用不可無之物也。
儀狄始造酒，大禹飲之豫知後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國者，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殺之之刑，古之聖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猶然者，法不嚴則禁不絕故也。
自桑弘羊為榷酒取利之法，縱民自造而自飲，嗚呼，所得幾何，乃使天下國家受無窮之禍，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亂、德以之敗、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愛、夫婦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結怨，甚至家以之破、國以之亡，國家有所興作，率因是以偾敗者不可勝數，明君賢相何苦而不為之禁絕哉？且前代賴之以濟國用，不禁尚有可诿者，況祖宗以仁義立國，不忍計民口食以為國用，如存其名，實無其利。
臣愚以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務，莫先于複三代聖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嚴則不可行，法太寬則不能禁，況民以飲與食并嗜習已成性，甚乃有廢食而專飲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額課，今後官吏軍民之家并許私釀，然所醞釀者不許過五鬥、相饋送者不許過二升、宴會不許過三巡、飲嗜不許至甚醉，開店以賣者有重刑，載酒以出者有嚴禁，凡民家所有甄窄之類盡行送官毀壞，不送者有罰，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燒甄之窯戶，定為限制，違者治罪。
如此，則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貧者無從以得酒，不畏法者雖欲縱情以自肆，而知禮守法者亦有所據依以節制之矣。
若此者，雖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時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
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聖君賢輔相與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蓋有陰受其賜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
九年，并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東京酒務三十五，元于大都總置提舉司一，設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總計日費七百五十石、月費二萬二千五百石、歲費二十七萬石。
今日京師一歲所費恐不止此，且釀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載車辇曆數千萬乃至于此。
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猶恐其縱，乃設樓店以召緻之使縱其欲，可乎？倫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廢，詞訟奸盜以之而興，是乃一不仁不義之舉，興禍起亂之端。
伏願聖明天子奮發剛斷，毅然禁之，以革自漢以來千載深痼之弊，使萬世以下良史書之以為善政，豈不韪欤。
雖然，千年之事、萬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頓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請亦如元人置司開槽京師五城，每城各為五槽，每槽日醞不許過十石，官吏軍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禮會，許其先期具辭告官酤買，官為之券，券用花欄，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禮會，臨時填注，仍批其券曰“出本日
至于《周官》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
及其再變如漢文為愊，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與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耗谷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比之《酒诰》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
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卻自專其利耳。
” 臣按：酒者以谷為之，縣官既已取谷以為租稅矣，及其造谷以為酒而又稅之，則是一物而再稅也，可乎？況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耳，本無所利之也。
漢武帝始為榷酤之法，謂之榷者，禁民醞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
是則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
嗚呼，武帝其作俑者欤。
昭帝元始六年，诏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謂隐度其實）租，賣酒升四錢。
劉攽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罷榷酤官，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隐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氏所謂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也，後世稅民酒始此。
我朝于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民之開肆者即報官納課，罷肆即已，姑為之禁而已，未嘗借此以為經費如唐宋然也。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
二年饑，複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禦酒。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
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
胡寅曰：“善政建于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不善之政興于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
德宗盡罷酒稅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
真宗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複議增課以圖恩獎。
” 臣按：酒之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養老、宴賓，亦如笾豆之實，然非民生日用不可無之物也。
儀狄始造酒，大禹飲之豫知後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國者，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殺之之刑，古之聖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猶然者，法不嚴則禁不絕故也。
自桑弘羊為榷酒取利之法，縱民自造而自飲，嗚呼，所得幾何，乃使天下國家受無窮之禍，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亂、德以之敗、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愛、夫婦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結怨，甚至家以之破、國以之亡，國家有所興作，率因是以偾敗者不可勝數，明君賢相何苦而不為之禁絕哉？且前代賴之以濟國用，不禁尚有可诿者，況祖宗以仁義立國，不忍計民口食以為國用，如存其名，實無其利。
臣愚以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務，莫先于複三代聖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嚴則不可行，法太寬則不能禁，況民以飲與食并嗜習已成性，甚乃有廢食而專飲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額課，今後官吏軍民之家并許私釀，然所醞釀者不許過五鬥、相饋送者不許過二升、宴會不許過三巡、飲嗜不許至甚醉，開店以賣者有重刑，載酒以出者有嚴禁，凡民家所有甄窄之類盡行送官毀壞，不送者有罰，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燒甄之窯戶，定為限制，違者治罪。
如此，則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貧者無從以得酒，不畏法者雖欲縱情以自肆，而知禮守法者亦有所據依以節制之矣。
若此者，雖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時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
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聖君賢輔相與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蓋有陰受其賜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
九年，并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東京酒務三十五，元于大都總置提舉司一，設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總計日費七百五十石、月費二萬二千五百石、歲費二十七萬石。
今日京師一歲所費恐不止此，且釀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載車辇曆數千萬乃至于此。
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猶恐其縱，乃設樓店以召緻之使縱其欲，可乎？倫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廢，詞訟奸盜以之而興，是乃一不仁不義之舉，興禍起亂之端。
伏願聖明天子奮發剛斷，毅然禁之，以革自漢以來千載深痼之弊，使萬世以下良史書之以為善政，豈不韪欤。
雖然，千年之事、萬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頓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請亦如元人置司開槽京師五城，每城各為五槽，每槽日醞不許過十石，官吏軍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禮會，許其先期具辭告官酤買，官為之券，券用花欄，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禮會，臨時填注，仍批其券曰“出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