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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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天下，其所以資國用者利亦多端，豈颛颛在于一鹽哉？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謂文帝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民困乏，可見國之富貧在乎上之奢儉，而不系于鹽之有無也。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诏諸尚書通議，朱晖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
” 韓愈曰：“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籴鹽，多用雜物博易，鹽商利歸于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若令吏坐鋪自粜，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恐失官利，必不敢粜。
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
” 臣按：官不可與民為市，非但賣鹽一事也。
大抵立法以便民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為？韓愈所謂求利未得，斂怨已多，主國計者宜以斯言為戒。
北魏時，于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
孝明即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甄琛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
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酰鹽，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
立官鄣護鹽池而取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
” 元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
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
”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
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遊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
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繇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間，随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于傷民，上不至于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
其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缗，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缗，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闱服禦、軍饷、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異用而用之各有所宜。
漢以大司農掌天下之錢谷以給百官祿俸、軍國饋饷，而山澤之利則掌之少府而以私奉養焉。
唐至中葉兵起，流庸未複，稅賦不足，凡天下所謂軍饷、祿俸皆仰給于鹽，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嗚呼，天地生物止于此數，人力有限而用度無窮，自非剝削竈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哉？當是之時，所征于民稅賦不知何在，而專仰給于一鹽如此，若以為兵起民貧，然農民皆貧而竈戶獨富乎？劉晏雖曰善于理财，然知利國之為利而不知利民之為大利，知專于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饷，令商人輸刍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臣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
我朝于天下産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越界，每引以二百斤為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
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
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
存積既興，常股遂鮮，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
幸而邊方無事，儲峙有餘，萬一有警，未必全得其濟。
臣請于将弊之際、未事之先，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識可乎。
臣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蓋兩淮居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
書生過慮，以為鹽之利固大，而鹽之害亦不小，利在于承平之時，而害生于中微之後，以前日之利較之後日之害，害尤甚于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為家，兼水陸以為富，陸地所生之物蓋居水澤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資以生者米谷、布帛之類，不止一物而鹽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為利蓋亦無幾，而曆代以來鹹仰之以為國計邊儲，不可一日阙焉。
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資鹽以為利，則彼無寸尺之土、隔宿之儲者，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為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聞。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诏諸尚書通議，朱晖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
” 韓愈曰：“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籴鹽，多用雜物博易，鹽商利歸于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若令吏坐鋪自粜，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恐失官利，必不敢粜。
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
” 臣按：官不可與民為市，非但賣鹽一事也。
大抵立法以便民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為？韓愈所謂求利未得，斂怨已多，主國計者宜以斯言為戒。
北魏時，于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
孝明即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甄琛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
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酰鹽，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
立官鄣護鹽池而取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
” 元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
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
”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斷之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
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遊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
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繇是觀之，鹽之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間，随地立法，因時制宜，必使下不至于傷民，上不至于損官，民用足而國用不虧，斯得之矣。
”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
其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缗，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缗，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闱服禦、軍饷、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異用而用之各有所宜。
漢以大司農掌天下之錢谷以給百官祿俸、軍國饋饷，而山澤之利則掌之少府而以私奉養焉。
唐至中葉兵起，流庸未複，稅賦不足，凡天下所謂軍饷、祿俸皆仰給于鹽，天下之賦，鹽居其半。
嗚呼，天地生物止于此數，人力有限而用度無窮，自非剝削竈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哉？當是之時，所征于民稅賦不知何在，而專仰給于一鹽如此，若以為兵起民貧，然農民皆貧而竈戶獨富乎？劉晏雖曰善于理财，然知利國之為利而不知利民之為大利，知專于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後，以用兵乏饋饷，令商人輸刍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臣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
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誠實邊足用之良法也。
我朝于天下産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越界，每引以二百斤為袋，帶耗五斤，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
祖宗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
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
存積既興，常股遂鮮，支者日多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
幸而邊方無事，儲峙有餘，萬一有警，未必全得其濟。
臣請于将弊之際、未事之先，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識可乎。
臣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蓋兩淮居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劉晏掌國計，天下之賦鹽居其半，蓋全資此地也。
書生過慮，以為鹽之利固大，而鹽之害亦不小，利在于承平之時，而害生于中微之後，以前日之利較之後日之害，害尤甚于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為家，兼水陸以為富，陸地所生之物蓋居水澤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資以生者米谷、布帛之類，不止一物而鹽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為利蓋亦無幾，而曆代以來鹹仰之以為國計邊儲，不可一日阙焉。
嗚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資鹽以為利，則彼無寸尺之土、隔宿之儲者，見利所在，豈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之不止則為之嚴刑，刑愈嚴而害愈甚，唐之黃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輩，皆販鹽之徒也，臣有一見，可以弭異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