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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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楮之币（下）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秋，仿漢文不禁私鑄，敕百僚詳議可否，錄事參軍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為下币，先王以守财物、以禦人事而平天下，若舍之任人，則上無以禦下，下無以事上。
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也。
”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内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于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己則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于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
天地間為利之途轍孔多，錢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
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于旁落，上焉者不至為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赢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赈貧窮、惠鳏寡，使天下之人養生喪死皆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獲其利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豈不信然。
所謂操之之權奈何？劉秩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
”是也。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于吞并，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于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
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畜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 臣按：世宗毀佛像以鑄錢，毅然不惑，可謂剛明之主。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号為文。
臣按：鑄錢以年号為文始于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号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号而鑄十種錢。
嗚呼，鑄銅以為錢，國固享其利矣，然銅炭于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于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镕液耗損、造作違式、辇運緻遠，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觀之，則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已。
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自時厥後未聞有所鑄造，然未見民用之乏、國用之虧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複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于他國，歸于蠻夷，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赀之價靡有限之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
”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繇在于采用者衆矣。
”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
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永為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
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
大抵國計仰給于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緻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緻，鼓鑄雖煩而民不緻于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
（以上言錢）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八成中此其四也）聽稱責以傅别。
臣按：傅别謂券書也，稱謂代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
此乃後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為符驗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書以通貨物之有無，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蓋兆于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财或累萬金，不佐國
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也。
”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内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于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己則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于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
天地間為利之途轍孔多，錢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
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于旁落，上焉者不至為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赢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赈貧窮、惠鳏寡，使天下之人養生喪死皆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獲其利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豈不信然。
所謂操之之權奈何？劉秩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
”是也。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于吞并，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于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
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畜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世宗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 臣按：世宗毀佛像以鑄錢，毅然不惑，可謂剛明之主。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号為文。
臣按：鑄錢以年号為文始于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号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号而鑄十種錢。
嗚呼，鑄銅以為錢，國固享其利矣，然銅炭于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于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镕液耗損、造作違式、辇運緻遠，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觀之，則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已。
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自時厥後未聞有所鑄造，然未見民用之乏、國用之虧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複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寅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于他國，歸于蠻夷，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赀之價靡有限之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矣。
”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繇在于采用者衆矣。
”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
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永為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
宋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
大抵國計仰給于此，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緻銅之多，銅多則賤，賤則易緻，鼓鑄雖煩而民不緻于甚困，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
（以上言錢）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八成中此其四也）聽稱責以傅别。
臣按：傅别謂券書也，稱謂代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
此乃後世契券文約之始，特民間私相以為符驗耳，非以交易也，然用券書以通貨物之有無，與後世交會、楮鈔其用雖不同，而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蓋兆于是矣。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财或累萬金，不佐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