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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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之，祗益見其不足耳。
” 德宗時，宰相陸贽以關中谷賤，請和籴，可至百餘萬斛。
一年和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鬥轉運之資當和籴之五鬥，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
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诏，皆忻忭樂輸。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于稅賦，号為和籴，其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籴，則官出錢、人出谷，兩和商量，然後交易。
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錢，于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
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于國而害已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籴，俟歲饑即減價粜與貧民。
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谷可給三歲，即止市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籴也。
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曆代因之。
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為軍饷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籴（熙甯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籴）、寄籴（元豐二年，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寄籴以權輕重）俵籴（熙甯八年，設傅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貫奏行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博籴（熙甯七年，以歲用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籴）、兌籴（熙甯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
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阙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緻有此弊。
後來懲其弊，所以隻取之民而不複堕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産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
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後所謂籴者聚米以養兵。
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謂置常平司于遼以東、淮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于遼東、大同等處是也。
伏惟堯舜在上，不棄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聞，其于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雲。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斂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粜，遇賤量增市價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随稅納斛鬥，内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
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
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
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征錢也、取息也、抑配也。
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随租納鬥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征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
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耳。
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征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于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
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籴粟者也。
市之說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說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粜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
後世則争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觀之，籴之事猶可為，蓋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于官亦是為民。
若夫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為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為商賈之為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況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
” 德宗時，宰相陸贽以關中谷賤，請和籴，可至百餘萬斛。
一年和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鬥轉運之資當和籴之五鬥，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
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诏，皆忻忭樂輸。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于稅賦，号為和籴，其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籴，則官出錢、人出谷，兩和商量，然後交易。
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錢，于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
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于國而害已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籴，俟歲饑即減價粜與貧民。
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谷可給三歲，即止市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籴。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籴也。
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曆代因之。
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為軍饷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籴（熙甯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籴）、寄籴（元豐二年，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寄籴以權輕重）俵籴（熙甯八年，設傅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貫奏行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博籴（熙甯七年，以歲用餘糧聽民博買，秋成博籴）、兌籴（熙甯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
推原其故，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阙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緻有此弊。
後來懲其弊，所以隻取之民而不複堕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産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
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後所謂籴者聚米以養兵。
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謂置常平司于遼以東、淮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于遼東、大同等處是也。
伏惟堯舜在上，不棄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聞，其于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雲。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斂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粜，遇賤量增市價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随稅納斛鬥，内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
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
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
”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
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征錢也、取息也、抑配也。
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随租納鬥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征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
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耳。
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征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于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
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籴粟者也。
市之說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說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粜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
後世則争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觀之，籴之事猶可為，蓋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于官亦是為民。
若夫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為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為商賈之為矣，雖曰摧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況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