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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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其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
嗚呼，官府所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甯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财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
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蘇轼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缗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争利，未之聞也。
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
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複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缗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複，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
政不若不為之為愈也。
熙甯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
”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
”于是下此诏。
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于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
乃欲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況奪之而歸之于公上哉？籲，以人君而争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诏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絹，計綱赴京。
”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于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複增創，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于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己私趨時好，以希爵祿、幹恩典者。
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強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
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脈以贻後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甯初創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于航海也。
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
其抽分之數，細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于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臣惟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于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
臣考《大明律》于“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
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号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寇，當遵祖訓不與之通。
傥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舶舟若幹料數、收販貨物若幹種數，經行某處等國，于何年月回還，并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緻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矧今朝廷每歲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算閑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于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人君不理，則畜賈遊于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
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镪千萬
嗚呼，官府所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甯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财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
時議多以為非，後迄不能成。
蘇轼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缗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争利，未之聞也。
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
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複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缗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複，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
政不若不為之為愈也。
熙甯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
”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
”于是下此诏。
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于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
乃欲奪富與貧以為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況奪之而歸之于公上哉？籲，以人君而争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诏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絹，計綱赴京。
” 陳瓘曰：“預買之息重于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複增創，雖名濟乏，實聚斂之術。
”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于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己私趨時好，以希爵祿、幹恩典者。
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強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
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脈以贻後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甯初創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于航海也。
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
其抽分之數，細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于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臣惟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于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
臣考《大明律》于“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
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号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寇，當遵祖訓不與之通。
傥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舶舟若幹料數、收販貨物若幹種數，經行某處等國，于何年月回還，并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緻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矧今朝廷每歲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算閑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于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市）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人君不理，則畜賈遊于市（謂賈人多蓄積），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
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鐘之藏，藏镪千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