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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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外之泛用，一遇有軍旅、饑馑則以資之，使不至于臨時厚斂以害民焉。
世主尚鑒于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輕取而妄用，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内牽于繁文，外撓于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征求于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貴遠利。
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于前，其後數人者又複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适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纭，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
世謂儒者議論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
史臣論宋人議論多于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于一切政務皆然而于食貨一事為甚。
我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于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逾百年于茲矣，其間雖不能無偏滞不舉之處，然惟許其随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舊也。
伏惟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憲，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财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
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阙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複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仕。
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将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
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
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雲。
”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于今事勢實有類之者。
蓋今日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之勢雖不至于宋朝之既極，然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使見在者無損而将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
此國家之大計，轍于章末有雲“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于是亦雲。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缗，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
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嶽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 臣按：東南，财賦之淵薮也，自唐宋以來國計鹹仰于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
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
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
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
”伏願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财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于國計，下不殚于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鹹賴之。
以上經制之義。
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斂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曆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彼此參錯，故臣既總論理财之道于前，又列貢賦之常于後，于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為之義而後取之、收之、用之，苟為不然，或出于人欲之私，揆之于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
利之為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為義，經制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為害，經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斂散乎哉。
以上經制之義（下）
世主尚鑒于茲，毋錯認在庫之物以為己物，輕取而妄用，則天下生民不勝幸甚。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内牽于繁文，外撓于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征求于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钜商之理财，不求近效而貴遠利。
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于前，其後數人者又複訾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适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纭，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
世謂儒者議論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 臣按：天下之事利害嘗相半，無全利全害之理，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斯可矣。
史臣論宋人議論多于事功，切中當時之弊，宋人于一切政務皆然而于食貨一事為甚。
我祖宗自立國以來，凡取于民者有定制、有成法、有常額，世世遵守，不敢有所紛更加減，逾百年于茲矣，其間雖不能無偏滞不舉之處，然惟許其随時補救以振舉之，使害去而利存，要之不失祖宗之舊也。
伏惟明主鑒宋人之失而恪守祖宗成憲，以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計。
蘇轍曰：“國之财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
祖宗之世，世之始事掌秩者俟阙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複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仕。
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将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
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
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雲。
” 臣按：蘇轍雖為宋朝而言，然揆之于今事勢實有類之者。
蓋今日為國家大費者，親藩宗室、世襲武臣、額外文職是也，今日之勢雖不至于宋朝之既極，然用轍之言，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使見在者無損而将來者有限，則賈誼所謂失今不治之痼疾，他日必無也。
此國家之大計，轍于章末有雲“苟能裁之，天下之幸”，臣于是亦雲。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缗，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
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嶽鄂、曰宣歙、曰江南、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 臣按：東南，财賦之淵薮也，自唐宋以來國計鹹仰于是，其在今日尤為切要重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
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
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
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
”伏願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财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使上無虧于國計，下不殚于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鹹賴之。
以上經制之義。
臣按：國家經制之義在乎征斂有其藝、儲蓄有其具、費用有其經而已，然古今之制度不同而曆代之取予用舍不一，判之則或始末相穿，約之則又彼此參錯，故臣既總論理财之道于前，又列貢賦之常于後，于此特總此三者為一而謂之曰“經制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使知為國者取之民而藏之官、出之官而散之天下，必合乎天道之公、人為之義而後取之、收之、用之，苟為不然，或出于人欲之私，揆之于義而不合，則是利而非義矣。
利之為利，居義之下、害之上，進一等則為義，經制得其宜則有無窮之福；退一等則為害，經制失其宜則有無窮之禍，後世之明君碩輔，尚明其所以取舍、斂散乎哉。
以上經制之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