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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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之貴賤、歲杪報年谷之登耗，俾其豫知會本部卿、佐，定議以聞而為之備。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甯積于人，無藏府庫。
”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炀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于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
隋承周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複百姓，其于賦稅甚闊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
史稱帝于賞賜有功并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啬于用财也，史求其所以緻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浣濯之衣，乘輿供禦有故敝者随令補用，非燕飨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幹姜，姜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譴責。
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财，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
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奸言以誤人國家。
嗚呼，文帝以儉約緻富庶，炀帝以奢侈緻亂亡，其明效大驗，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為異說以欺世主、誤天下，其萬世之罪人欤，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谷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複之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産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廪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兇年，平谷價。
歐陽修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
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于其上，故用于上者無節而取于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财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
”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歐陽修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者，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
蓋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以此立法則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随時為之委曲，就其阙而補之，舉其滞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
所謂經常簡易者焉，決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
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蠹，何也？子孫不能守祖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
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斂于民，以馴緻于财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于此二蠹也。
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額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簽一軍，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非有關于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不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于我何加損焉。
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于細微哉？ 李翺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财，而不知輕斂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
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财日益匮，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 臣按：李翺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之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産者無法，斂民财者無藝也。
既無制民之産之法，而斂之又不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輕斂之得财愈多”，其言尤為警切。
唐故事，天下财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核其出入。
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财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系焉。
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倉皆滿，帝乃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甯積于人，無藏府庫。
”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炀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百姓怨叛，以至于亡。
臣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
隋承周後，凡周人酒榷、鹽鐵、市征之類一切罷之，所仰止賦稅而已，然自開皇三年以來屢減田租、給複百姓，其于賦稅甚闊略也，然帝即位之初即建新都、平江左，營繕征伐未嘗廢也。
史稱帝于賞賜有功并無所愛，賞平陳功費帛三百萬，又未嘗啬于用财也，史求其所以緻殷富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浣濯之衣，乘輿供禦有故敝者随令補用，非燕飨不過一肉，有司常以布袋貯幹姜，姜袋進香以為費用大加譴責。
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财，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
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奸言以誤人國家。
嗚呼，文帝以儉約緻富庶，炀帝以奢侈緻亂亡，其明效大驗，彰彰若是，王安石乃敢肆為異說以欺世主、誤天下，其萬世之罪人欤，有天下國家者尚其鑒茲。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谷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複之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産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廪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兇年，平谷價。
歐陽修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
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于其上，故用于上者無節而取于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财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
” 臣按：自古國家其初立法未嘗不善，而其末流之弊皆生于子孫輕變祖宗之成法，歐陽修謂“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為經常簡易之法”，所謂“經常簡易”四言者，深有得于古先哲王立法之至意也。
蓋經常則有所持循而無變易之煩，簡易則易以施為而無紛擾之亂，以此立法則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為奸，不幸行之久而弊生其間，不能無有窒礙難行之處，則随時為之委曲，就其阙而補之，舉其滞而振之，要不失祖宗立法之初意。
所謂經常簡易者焉，決不可輕有改革也，有唐一代可鑒也。
已制兵以府衛，設官有常員，其後乃以兵冗官濫而為國大蠹，何也？子孫不能守祖宗經常簡易之法故也。
雖然，兵冗官濫二者豈但為有唐之蠹哉？凡國家之所以貧乏，府庫空虛而多取厚斂于民，以馴緻于财盡民離而宗社淪亡者，皆生于此二蠹也。
為人子孫而為其祖宗守宗社者，于常額之外添注一官、于列屯之外多簽一軍，則思曰吾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吾今增之得無不可乎？非有關于治道民生決然不可無者，不敢輕加也，毋謂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一二人之費于我何加損焉。
嗚呼，千萬人之積其原起于一人，自古國家之禍患，何嘗不起于細微哉？ 李翺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财，而不知輕斂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
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财日益匮，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 臣按：李翺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之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産者無法，斂民财者無藝也。
既無制民之産之法，而斂之又不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所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輕斂之得财愈多”，其言尤為警切。
唐故事，天下财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核其出入。
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言于德宗曰：“财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系焉。
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