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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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三百，窖容八千，此古人窖粟之驗），宜别設倉儲之，必待雜谷盡絕然後發之。
若其廪人之職，擇武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蓋久其任，武臣不計資考故也。
萬一臣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參酌行之，是亦便民足國之一得也。
臣嘗因是而通考《周禮》一書，誠周公緻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财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于太宰者尤為詳焉，有職内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币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則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鈎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
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廪人、舍人、倉人者焉，或以分其财守，或以取其财用，豈古昔聖君賢輔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哉？蓋以财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系焉，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财有道、取财有義、用财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系之九兩（一曰牧，二曰長，三曰師，四曰儒，五曰宗，六曰主，七曰吏，八曰友，九曰薮）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三曰虞衡，四曰薮牧，五曰百工，六曰商賈，七曰嫔婦，八曰臣妾，九曰閑民轉移執事）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财者也。
财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内外遠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
夫有道以生财，有義以取财，有禮以用财，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
由是觀之，則知《周禮》經制之法非義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正，非禮不用而所用者不為乎一己之私，以義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乎是書。
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脈，皆《周禮》之罪人也。
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後世君子有志于為國為民者宜究心焉。
《詩》曰（《小雅甫田》之篇）：倬（明貌）彼甫（大也）田，歲取十千（萬畝之入也）。
我取其陳（舊粟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也）。
朱熹曰：“詩言于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
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 謝枋得曰：“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
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兇有備，新者方收入廪，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
” 臣按：《甫田》之詩雖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祭祀之意，章首五句實有以見夫成周盛時取民之義而用民之仁，用之既合其宜，散之又有其序，上有以緻天之常稔，下不至棄物于無用。
謝枋得所謂“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尤為切至，人君受天命以為生民主，烏可付民命于天而不思所以制之于己哉？制之以己者奈何？蓋民以食為命，資貨以生，足其食用，則是延其生命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名）。
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 朱熹曰：“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
多則桀、寡則貉，今欲重輕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 胡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
蓋堯舜之道中正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于夷狄不可通于天下，可行于一時不可通行于萬世。
” 臣按：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觀孟子此言，則知人君過取于民固非中正之道，而寡取之亦不得為中正也。
雖然與其過也甯不及，苟國家無事、倉廪充刃，或時下诏減除，若漢文帝之三十稅一、盡除田租，君子亦不以為非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而民有殍，用其三（一時并用三端也）而父子離。
” 尹焞曰：“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 朱熹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 臣按：自古征取于民者其目有二、其限有三，唐有兩稅、宋有三限亦此意，但其名雖同于古而其實則異爾。
我朝夏稅以五月望開倉而七月終齊足，秋糧以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蓋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謂力役之征則無定制亦無定限焉。
夫漢承秦制，有丁口之賦，唐有家調，民不役者計日出絹，宋有身丁絹及丁鹽等錢，我朝皆無之，惟所謂戶口食鹽鈔，蓋計日出錢而償之以鹽，非空取也。
但有司失于奉行，近日征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蓋鮮矣，陸贽所謂此時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
以上經制之義（上）
若其廪人之職，擇武臣中之家計優足者授之，蓋久其任，武臣不計資考故也。
萬一臣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參酌行之，是亦便民足國之一得也。
臣嘗因是而通考《周禮》一書，誠周公緻太平之典也，其間理财之法居多，而其制用之柄則付之大臣，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而其官屬之置于太宰者尤為詳焉，有職内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币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則掌之以司書，其所以參校鈎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
若夫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廪人、舍人、倉人者焉，或以分其财守，或以取其财用，豈古昔聖君賢輔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哉？蓋以财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系焉，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财有道、取财有義、用财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系之九兩（一曰牧，二曰長，三曰師，四曰儒，五曰宗，六曰主，七曰吏，八曰友，九曰薮）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三曰虞衡，四曰薮牧，五曰百工，六曰商賈，七曰嫔婦，八曰臣妾，九曰閑民轉移執事）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财者也。
财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内外遠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
夫有道以生财，有義以取财，有禮以用财，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
由是觀之，則知《周禮》經制之法非義不取而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正，非禮不用而所用者不為乎一己之私，以義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乎是書。
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脈，皆《周禮》之罪人也。
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後世君子有志于為國為民者宜究心焉。
《詩》曰（《小雅甫田》之篇）：倬（明貌）彼甫（大也）田，歲取十千（萬畝之入也）。
我取其陳（舊粟也），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豐年也）。
朱熹曰：“詩言于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
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 謝枋得曰：“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
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兇有備，新者方收入廪，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
” 臣按：《甫田》之詩雖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祭祀之意，章首五句實有以見夫成周盛時取民之義而用民之仁，用之既合其宜，散之又有其序，上有以緻天之常稔，下不至棄物于無用。
謝枋得所謂“三代以上制民之命在君，三代以下制民之命在天”尤為切至，人君受天命以為生民主，烏可付民命于天而不思所以制之于己哉？制之以己者奈何？蓋民以食為命，資貨以生，足其食用，則是延其生命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名）。
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 朱熹曰：“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
多則桀、寡則貉，今欲重輕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 胡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
蓋堯舜之道中正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于夷狄不可通于天下，可行于一時不可通行于萬世。
” 臣按：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觀孟子此言，則知人君過取于民固非中正之道，而寡取之亦不得為中正也。
雖然與其過也甯不及，苟國家無事、倉廪充刃，或時下诏減除，若漢文帝之三十稅一、盡除田租，君子亦不以為非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而民有殍，用其三（一時并用三端也）而父子離。
” 尹焞曰：“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 朱熹曰：“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 臣按：自古征取于民者其目有二、其限有三，唐有兩稅、宋有三限亦此意，但其名雖同于古而其實則異爾。
我朝夏稅以五月望開倉而七月終齊足，秋糧以十月朔開倉而十二月終齊足，蓋得古人期限之意，惟所謂力役之征則無定制亦無定限焉。
夫漢承秦制，有丁口之賦，唐有家調，民不役者計日出絹，宋有身丁絹及丁鹽等錢，我朝皆無之，惟所謂戶口食鹽鈔，蓋計日出錢而償之以鹽，非空取也。
但有司失于奉行，近日征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蓋鮮矣，陸贽所謂此時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
以上經制之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