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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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蓋半矣。

    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财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财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矣。

    ”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見其财賦出入之數,乞诏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财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

    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為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為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钜費,凡宋所謂郊赉、歲币、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于武職,文臣亦無幾焉。

    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稅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校之宋雖略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倍于宋焉。

    請自今為始,乞命有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

    臣又觀鞏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财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

    ”籲,宋之時入少而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為非難,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聖君為之又何難哉?鞏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蘇轼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去冗費、足國用之正論要法也,伏惟聖心加察,又何難而不易哉? 以上總論理财之道。

    臣按:人君為治莫要于制國用,而國之所以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産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

    君制其用雖以為國,實以為民,是故君不足則取之民,民不足則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為用,時斂散、通有無,蓋以一人而制其用,非專用之以奉一人也。

    是以古之仁君知其為天守财也,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為天、非為民決不敢輕有所費,其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為萬民之安,不敢毫厘以為己私也。

    是何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

    苟認以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艱,積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無餘,日消月耗,一旦馴緻于府庫空虛、國計匮乏,求之于官官無儲峙,求之于民民無蓋藏,于是之時,凡百謀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為安,國家何所資以為治哉?譬則人之處家焉凡百居處,食用之物、公私營為之事,苟有錢皆可以緻也,惟無錢焉則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當夫平甯之時尚可借貸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盜賊之變則為溝中瘠矣。

    家、國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雖乏猶可求之于比鄰,若夫國之乏絕,藏之官者既虛,取之民者又竭,其将求之何所邪?人君當無事之日而興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謹,介介焉吝惜,而不輕用天下之财,如此,則國計不虧、邦本益固,下之人有家給人足之樂,上之人有安富尊榮之休,凡百所為無不如意,朝廷無不可為之事,海宇無不得所之人矣。

    《大學》以理财為平天下之要道,臣觀于此而益信。

    伏惟聖明萬幾之暇留神《大學》之書而玩味夫絜矩之一言,臣不勝大願。

     以上總論理财之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