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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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以遷善改過之機也。

    籲!後世之英君誼主,有志于保民生、壽國脈者,當以節之一言佩服于心,而以贽所引之六君節與不節者以為勸戒而是思是懼,則宗社之靈長、生靈之安養實有賴焉。

     蘇轼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

    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

    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才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

    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将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 臣按:古今制國用之大略,蘇轼此言盡之矣。

    人君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産财,有黎庶為之生财,有臣工為之理财,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國家先事之具,以為萬世之計可也。

    不幸所入才足以為出,所産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為撙節,可已則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則用,非必當用不用,不耗其财于無益之事,不費其财于無用之地,不施其财于無功之人。

    如此,則所以為國計者非但不為不終月之計,而所謂一時之計者方且經之營之,寸積铢累,朝斯夕斯,由小而緻大,積少而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複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之儲,由九年而緻三年,由三十年而緻十年,由是而緻夫百千萬年以為子孫無窮之計。

    所謂天不能菑、地不能貧、人不能困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财,然所謂豐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

    使事之害财者未去,雖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盡去,雖不求豐财然而求财之不豐,亦不可得也。

    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 臣按:蘇轍論豐财之道,去其害财者而已。

    害财之事有三,所謂吏之冗員、兵之冗食,其中節目雖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數,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斯去已。

    惟所謂費之冗雜者,則途轍孔多,窠臼不一,橫恩濫賜之溢出,修飾繕造之泛興,禱祈遊玩之紛舉,不當用而用,不可予而予。

    三害之中冗費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無全去之理,惟費之冗者則可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焉。

    凡所謂冗者,有與無皆可之謂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無,吾甯無之而不有焉,則不至害吾财矣。

     曾鞏曰:“用财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緻也;用财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緻也。

    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節,故公私有餘而緻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緻天下之貧焉。

    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于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财之端皆倍可知也。

    誠诏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财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