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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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
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
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裡，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
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
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
蓋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複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 臣按：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旸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
雖非人力所能為，而人君有志于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
臣請探厥本原，自張骞使西域之後，說者鹹謂河出昆侖，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笃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于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彙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譯音所謂鄂端諾爾也。
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裡、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裡，較之昆侖殆為近焉。
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浸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謄格哩哈達，即昆侖也。
繞昆侖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複繞昆侖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甯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矶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迹，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裡恒被其害。
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
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于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并而行。
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于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漯川為一。
宋熙甯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
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灌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裡，東至虞城，下達濟甯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裡，又南行至項城，經颍州颍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複疏入故道。
正統十三年，又決荥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
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
河之所至，害亦随之，恤民患者烏可不随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渎視諸侯，謂之渎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渎焉。
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渎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瀕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
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幹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
今日河南之境，自荥陽、原武由西迤東，曆睢陽、亳、颍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
坐視而不顧欤，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于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并舉，則又恐費用不赀，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複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沖，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
後世言治河者莫備于賈讓之三策，然曆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于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争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捐民力于無用，糜民财于不赀，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緻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為愈也。
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隻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隻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财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诏有司，
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
自宋南渡時至今（謂元）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裡，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
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
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
蓋欲防钜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複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 臣按：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旸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
雖非人力所能為，而人君有志于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
臣請探厥本原，自張骞使西域之後，說者鹹謂河出昆侖，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笃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于吐蕃朵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彙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譯音所謂鄂端諾爾也。
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裡、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裡，較之昆侖殆為近焉。
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浸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謄格哩哈達，即昆侖也。
繞昆侖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複繞昆侖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甯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矶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迹，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裡恒被其害。
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
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繼決于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并而行。
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于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下流與漯川為一。
宋熙甯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
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灌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裡，東至虞城，下達濟甯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裡，又南行至項城，經颍州颍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複疏入故道。
正統十三年，又決荥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
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
河之所至，害亦随之，恤民患者烏可不随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渎視諸侯，謂之渎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渎焉。
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渎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瀕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
且我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幹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
今日河南之境，自荥陽、原武由西迤東，曆睢陽、亳、颍以迄于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
坐視而不顧欤，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于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并舉，則又恐費用不赀，功未必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複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沖，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
後世言治河者莫備于賈讓之三策，然曆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于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争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眇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捐民力于無用，糜民财于不赀，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緻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為愈也。
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隻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隻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财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烏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诏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