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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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漕舟船之便（三利），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征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并（人名）言河決率常于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裡，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
韓牧以為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
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裡，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世統譜諜）雲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複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于此，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
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
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浚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咺東，更平地二千餘裡，特以堤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郓、澶、滑、孟、濮、齊、淄、滄、隸、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
于是诏命諸州長吏兼河堤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謂河随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随決随塞，瀕河之民苦之。
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墶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
富弼是其策，诏發三十萬丁修六墶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
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墶，河不能容，明年複決，水死者數千萬人。
歐陽修曰：“鲧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
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
” 熙甯十年，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彙于梁山張澤泺，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
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郓、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彜、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禦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寬，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鹵，一失導洩之功，崩潰決溢可立而待。
河至杞縣三氵義口播而為三，蓋亦有年，其後二氵義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即今水勢趨下，有複钜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郓蒙害必矣。
宜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頻為巡視，謹其防護，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修治以勞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瀕河郡邑濟甯、單州、虞城、砀山、金鄉、魚台、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
其後集群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并舉挽河使東行以複故道，丞相托克托韪其策，以魯為總治河防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掃諸堤成，河乃複故道，南彙于淮，又東入于海。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異焉，酾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
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 餘阙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咺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
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
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隸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
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
”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征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并（人名）言河決率常于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裡，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
韓牧以為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
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于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裡，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世統譜諜）雲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複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
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産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于此，大約不過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
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
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浚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咺東，更平地二千餘裡，特以堤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郓、澶、滑、孟、濮、齊、淄、滄、隸、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
于是诏命諸州長吏兼河堤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謂河随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随決随塞，瀕河之民苦之。
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墶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
富弼是其策，诏發三十萬丁修六墶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
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墶，河不能容，明年複決，水死者數千萬人。
歐陽修曰：“鲧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
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
” 熙甯十年，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彙于梁山張澤泺，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
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郓、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彜、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禦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寬，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鹵，一失導洩之功，崩潰決溢可立而待。
河至杞縣三氵義口播而為三，蓋亦有年，其後二氵義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即今水勢趨下，有複钜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郓蒙害必矣。
宜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頻為巡視，謹其防護，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修治以勞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瀕河郡邑濟甯、單州、虞城、砀山、金鄉、魚台、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
其後集群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疏塞并舉挽河使東行以複故道，丞相托克托韪其策，以魯為總治河防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掃諸堤成，河乃複故道，南彙于淮，又東入于海。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異焉，酾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
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 餘阙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彙，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咺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
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
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為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隸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