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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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 臣按：朱熹之義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為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
我太祖皇帝于開國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将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醜、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
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
初場以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用十二日試論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減其二道。
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于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于數百年之後矣。
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萬年而無弊矣。
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辭諸科一切革罷，惟有進士一科。
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
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
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
宣德改元始镌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雲南附）各随地産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數取人。
正統壬戌于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
景泰初，诏除科額以複洪武、永樂之舊，尋複镌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為定制。
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試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系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于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
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隐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于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顧其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
以此科場題目數倍于前，學者竭精神、窮目力有所不能給，故于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迹、當世要務有不暇緻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歎也已。
然以科額有定數，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風，策學殆廢，間有一二有策學者，又以前場不稱，略不經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豈不以是哉？其錄出以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淺、拘泥纏繞，不厭士心，錄一出議論紛然，其所謂主意之說尤為乖缪，凡其所命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意，殊不知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所能盡，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謂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聖經賢傳之旨旁求曲說、牽綴遷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獨壞士習，其為聖經之蠹也甚矣。
有司主此以出題，士子主此以為文，今日為士子既以此進身，異日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謂缪種流傳，今日時文之弊殆類之也。
然此又不但科試為然，而提學憲臣之小試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用是經書題目愈多，學者資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
正統、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親筆，有司稍加潤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舉子無一言于其間，殊非設科之本意。
若夫考試之官，兩京及會試皆出自朝命，鄉試則方面官先期訪請，洪武以來惟有學者是用，不問是何官職，雖儒士亦在所聘。
後乃有建言專用教官者，其所禮聘無非方面之親私，率多新進，士少能持守，一惟監臨官是聽，内外之
” 臣按：朱熹之義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為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
我太祖皇帝于開國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将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醜、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
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
初場以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用十二日試論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
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減其二道。
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于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于數百年之後矣。
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萬年而無弊矣。
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辭諸科一切革罷，惟有進士一科。
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
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
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
宣德改元始镌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雲南附）各随地産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數取人。
正統壬戌于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
景泰初，诏除科額以複洪武、永樂之舊，尋複镌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為定制。
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試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系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于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
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隐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于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顧其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
以此科場題目數倍于前，學者竭精神、窮目力有所不能給，故于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迹、當世要務有不暇緻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歎也已。
然以科額有定數，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風，策學殆廢，間有一二有策學者，又以前場不稱，略不經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豈不以是哉？其錄出以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淺、拘泥纏繞，不厭士心，錄一出議論紛然，其所謂主意之說尤為乖缪，凡其所命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意，殊不知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所能盡，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謂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聖經賢傳之旨旁求曲說、牽綴遷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獨壞士習，其為聖經之蠹也甚矣。
有司主此以出題，士子主此以為文，今日為士子既以此進身，異日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謂缪種流傳，今日時文之弊殆類之也。
然此又不但科試為然，而提學憲臣之小試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用是經書題目愈多，學者資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
正統、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親筆，有司稍加潤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舉子無一言于其間，殊非設科之本意。
若夫考試之官，兩京及會試皆出自朝命，鄉試則方面官先期訪請，洪武以來惟有學者是用，不問是何官職，雖儒士亦在所聘。
後乃有建言專用教官者，其所禮聘無非方面之親私，率多新進，士少能持守，一惟監臨官是聽，内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