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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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迩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屢下诏書戒饬，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
”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時進士習為奇僻，鈎章棘句，浸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修，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
蓋科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代輔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其能文而已。
蓋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輔君澤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
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
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夫東晉未以文取士，所謂文者出于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于不可支持，況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為業者，其所關系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饬之诏、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則文辭日流于卑弱而國勢随之矣。
”嗚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诏禮部三歲一貢舉。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爾。
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緻不如古。
”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于世。
今欲追複古制則患于無漸，宜除去聲韻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
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
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考其義理、求其文采也。
王安石為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用己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無是理，然其所制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
及其所謂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學者習科舉之弊。
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
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
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矣。
他日出而為國家用，其為補益蓋亦不小。
熙甯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于唐武後時，宋初沿之，然皆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
方是時，蘇轼為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谀順旨，乃拟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複返，正人衰微則國随之。
噫，觀轼茲言，則知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虛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國勢之興衰實關于此，識治體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禦筆付知貢舉杜範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
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為能，毋以浮薄險怪為尚。
參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于文辭之浮雅，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于氣化之盛衰也。
蘇轼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诏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
”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
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
”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緻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
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于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阙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
”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
時進士習為奇僻，鈎章棘句，浸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修，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
蓋科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代輔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其能文而已。
蓋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輔君澤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
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
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夫東晉未以文取士，所謂文者出于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于不可支持，況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為業者，其所關系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饬之诏、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則文辭日流于卑弱而國勢随之矣。
”嗚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诏禮部三歲一貢舉。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爾。
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緻不如古。
”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于世。
今欲追複古制則患于無漸，宜除去聲韻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
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
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考其義理、求其文采也。
王安石為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用己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無是理，然其所制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
及其所謂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學者習科舉之弊。
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
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
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矣。
他日出而為國家用，其為補益蓋亦不小。
熙甯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于唐武後時，宋初沿之，然皆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
方是時，蘇轼為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谀順旨，乃拟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複返，正人衰微則國随之。
噫，觀轼茲言，則知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虛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國勢之興衰實關于此，識治體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禦筆付知貢舉杜範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
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為能，毋以浮薄險怪為尚。
參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于文辭之浮雅，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于氣化之盛衰也。
蘇轼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诏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
”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
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
”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緻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
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于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阙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