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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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
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
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於上心也。
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複征而征之如故。
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跡賜萬國者一劄下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嚐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
”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
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
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而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盡生。
《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複也。
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
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於其君（哲宗）曰：“臣嚐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
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
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
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
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
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誌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
範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
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
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裏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
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緻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 臣按：範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
《曲禮》之言為臣而發，範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
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
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以上論謹號令之頒
”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
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
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於上心也。
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複征而征之如故。
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文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跡賜萬國者一劄下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嚐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
”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
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況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
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亦無不感動者，而況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盡生。
《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複也。
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製法之後猶稱畫一。
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於其君（哲宗）曰：“臣嚐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
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
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
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來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
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
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誌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
範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
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
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裏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
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緻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 臣按：範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
《曲禮》之言為臣而發，範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己命之發。
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
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以上論謹號令之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