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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窺測之。

    苟或一露其幾,則将有貪天功以為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于人收恩于己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通鑒》: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

    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 胡寅曰:“善為天下國家者,謹于微而已矣。

    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栗栗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

    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颦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擅威福。

    誠如是,雖使六卿複起,三家輩作,操(曹操)、懿(司馬懿)、莽(王莽)、溫(朱溫)接踵于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

    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于微而已矣。

    ” 臣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趙籍、韓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

    周雖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于大夫,平公受貨賂于崔杼,荀跞出會三臣内叛,陰凝冰堅,垂及百年矣。

    是以君子臨事貴于見幾,作事貴于謀始,為大于其細,圖難于其易。

    勿謂無害,其禍将大;勿謂無傷,其禍将長。

     以上防奸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臣按:蔡沈謂,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于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

    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圖無形之怨,則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惟其不能圖也,耳目蔽于左右,心志隔于上下,見者尚不能圖,況不見乎?明者尚不能知,況未明乎?圖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樂也,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怼也,吾則思曰力窮則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興之初,度其緩急而張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雖未怨也,吾則思曰财窮則怨民之心也,豫于稅斂于民之始,量其有無而取舍焉,不待其征于色也。

    凡有興作莫不皆然,則民無怨背之心而愛戴其上如父母矣。

    噫,察民怨也于冥冥之中,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後世人君則不然,視民如暗見如不見,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禍亂相仍也欤。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 臣按:大猷謂大道之世也。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

    若待其既亂、既危而後制之、保之,則已無及矣。

    然則其道何由?亦曰審幾而已矣。

    蓋天下國家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然亂不生于亂而常生于治之時,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于是亂生而危至矣。

    人君誠能于國家無事之時審其幾先,兢兢然、業業然,恒以治亂、安危為念,謀之必周,慮之必遠,未亂也而豫圖制亂之術,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則國家常治而不亂,君位常安而不危矣。

    蔡沈解此,謂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審幾為言者,竊以謂人君能于未亂、未危之前,審其事幾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終,則永無危亂之禍矣。

    其于制治、保邦之道似為切要,惟聖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

    君子以思(思之于後)患而豫(為之于前)防之。

     《唐書》: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至鹹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粝飯,雜以麥豆,皇孫輩争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阙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

    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

    ”慰谕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

    夜将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驿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寝,貴賤無以複辨。

    宋儒範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

    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裡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遂幸奉天。

    賊登含元殿,争入府庫,運金帛。

    時朱泚閑居,賊迎入宮,僭号稱大秦皇帝。

    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觇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帝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

    時供禦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缒人于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将逼京師,乃傳位欽宗。

    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遂陷。

    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

    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

    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内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

    徽宗即與其後同如青城,郓王楷及諸妃、公主、驸馬及六宮有位号者皆從。

    凡法駕、鹵簿,皇後以下車辂、冠服,禮器、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

     臣按:程頤有言:“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

    自古天下既濟而緻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蓋物極則反,勢至則危,理極則變,有必然之理也。

    人君于此思其未萌之患,慮其末流之禍,展轉于心胸之間,圖謀于思慮之際,審之于未然,遏之于将長,曲盡其防閑之術,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于不可救藥、無可奈何之地,則禍患不作而常保安榮矣。

    ”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

    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謹于幾微,遂馴緻于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剟于篇以垂世戒。

    若夫叔季之君,未緻于既濟之時而罹禍亂者,則不載雲。

    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謹于細微之初,所以馴緻于大亂極弊之地,彼其積弊之後,衰季之世固其宜也。

    若夫當承平熙洽之餘,享豐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匪人,窮奢極欲無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貴尊榮之勢而為流離困厄之歸,是豈無故而然哉?其所由來必有其漸,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審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

    此三君者皆有過人之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馴緻夫困苦流離之極,有不忍言者。

    籲,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實之,而著于審幾微之末,以垂萬世之戒,後世人主尚鑒于茲,兢兢業業,謹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轍焉。

    豈彼一時一人之幸,其實千萬世、億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亂之幾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