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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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味。
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
真史遷所受《書》二十四篇之一無疑。
故不辭復書之，以告世之君子。
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
後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鹹有功於民，故後有立。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 按：紂以甲子日亡，是為紂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
桀以乙卯日亡，從未推以曆。
予以授時法上推桀五十二歲乙未歲距積三千 ○百四十六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 ○，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 ○（辛醜日），閏餘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經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步至夏正八月經朔四十五日 ○六九六五五（己酉日），則乙卯為月之七日。
蓋師初發。
當於前此七月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謂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者，何也？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各如其方。
唐遂稱淮為東瀆，祭於唐州；江為南瀆，祭於益州；河為西瀆，祭於同州；濟為北瀆，祭於洺州。
迄今益不可易。
反覺東為江，南為淮，方向少不合。
餘曰：此則有顧祖禹景範之論在。
憶己巳同客京師，問景範，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
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雲南？景範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
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
餘自是觸處洞然。
又按：秦淵雲九告餘，《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以法推癸亥為建醜之月朔日，非如《三統曆》為四日，後卻三日矣。
餘曰：《三統曆》誤猶可將《武成》逸篇所雲「壬辰」為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
周曆固如是乎？雲九曰：曆豈惟自秦失之，周曆亦未精。
遂極言古曆不正。
自六家曆以來，鬥分皆四之一，漢鄧平曆猶然，故梁沈約《宋書》論六曆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
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
雖復假稱帝王，祗足惑人耳目。
至於太初，鬥分太多，過天一度又無盈縮遲疾，故常以朔日月見西方，晦日月見東方，差亦至二、三日。
以此步曆，則晦朔甲乙，安得無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則知古曆為誤，授時為真也。
如其不爾，武王去春秋魯隱公才四百年，授時去魯隱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或合或否，一一不爽。
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當不逾刻，而奚至二三日之遠耶？以此知授時為真，周與漢盡失之矣。
此論定，則古文《武成》所記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曆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後不合，固皆不待雲矣。
餘悅曰：邢雲鷺撰《曆考》，亦曾推及，總未若子精。
雲鷺，安肅人，為雲九家所取士雲。
或問：武王初有天下，曆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
何成康之曆皆精乎？餘曰：劉洪有言，曆不差不改。
此必成康時有知曆者出，覺前法疏闊，改而正之，故吻合如是。
或又問：子推《召誥》二月朔既甲戌矣，則望當庚寅，方可雲越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餘曰：是月經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醜望。
蓋經文當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史臣以事係日一定之體。
今雲然者，殆傳寫錯爾。
又按：王恭簡樵述周洪謨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
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
正朔有改月數，有改有不改，人皆以為然。
予獨否之。
如魯史官記事自用周之曆，史既周正，曆亦周正，可知曆與史，豈有二哉？惟農家之曆無古今，而用夏正。
予因悟一部《毛詩》「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
何獨至《十月之交》而忽從周正？蓋周幽王六年乙醜歲十月建酉之月，前曆官推當辛卯朔，辰時日有食之，必遍為告諭，以著天象之變。
詩人見之，即載於詠歌，不復如常作夏正。
此正可以情與理而斷者，前說頗非。
又按：東坡《司馬溫公行狀》載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
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
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
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
皆不當賀。
詔從之。
後以為常。
考《文獻通考》，此仁宗嘉祐六年事也，可為盛德。
然後崇禎四年，徐光啟奏言，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
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
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
以未用地緯度算也。
使溫公、東坡聞此，亦應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啟《曆學小辨》為滿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曆官推當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諸曆推算皆雲當食。
夫於法實當食，而於時則實不食，今當何以解之？案西曆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曆，距交十度強，於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為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失食。
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為遠，實不得食。
顧獨汴京為然，若從汴以東數千裡，則漸見食。
至東北萬餘裡以外，將全見食也。
餘謂非西法何由曉此？故崇禎十六年，李天經推驗愈密。
八月詔西法果密，既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
竟未及頒而明亡。
又按：《文獻通考序》雲南自宋武帝訖陳後主北自魏明帝訖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間，《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
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
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
夫同此一蒼旻，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而又月日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其說是已。
然授時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歲，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
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時日食。
宋雖有劉孝榮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
金主則減膳伐鼓，百官各立於庭，明復乃止。
是真見其食與復圓矣。
何以或驗或否？蓋宋臨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陰曆，故謂太陽有虧，南北目所共睹，雖庸奴能之。
此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曆考者所知。
又按：《綱目》不書月食，仿《春秋》也。
獨唐肅宗乾元二年二月書月食既，蓋為張後事發。
《提要》不知，仍作日食。
司馬公《目錄》引本誌作正月癸未。
因推乾元二年己亥歲距積五百二十二年，中積一十九萬 ○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 ○，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 ○（壬午日），閏餘一十二日八六七四 ○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經望四十八日七 ○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 ○五二五四 ○五（入月食限甚深，法當食既），乃知史官所書宛與曆官所步合。
何儒者於曆憒憒乃爾？ 又按：陳第季立謂分命羲仲曰：曆書之作，爰自黃帝。
而堯命治曆，慎重其事，上言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
推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
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
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髮不爽，斯曆元可定矣。
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
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總之，皆治曆明時之事。
曆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厘，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
且悉蔡《傳》於曆象、日月，便謂作曆已成；於分命，則雲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
夫分職頒布雲者，豈以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叔頒秋冬曆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雲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雲，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
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謨非之，似矣。
然文安以為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曆，為編次將來之曆。
則亦稽之未審也。
《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此三者，治曆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為曆。
餘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
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
即其遺意。
而盡測北極出地若幹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者。
又按：董斯張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絀今《湯誥》，以為非伏生所授，且評於「予乃大罰殛女」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後賞，豈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
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雲爾，非二地也。
故誓師之辭曰於商郊，不必復言牧野。
《詩·大雅》曰：「矢於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
偽作《武成》篇者，昧於此義，敘武王「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
似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
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昔鄭氏注《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裡，今河南洛陽。
相去則然。
賈公彥疏之曰：鄭蓋以目驗知之。
古大儒注一書，必具全力，不憚以其身之所經，目之所窮，以為經傳之取信。
曾謂當日史臣如尹佚輩，親從征伐，一動一言，莫不紀述。
乃獨不察於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傳》雲：案《武成》言「癸亥陳於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
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
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為一，但認武王與師為二，尚未允。
《三統曆》載師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師。
言武王至師中。
蓋師行日三十裡，武王則行四十裡有奇。
故雖後五日亦至。
後戊午度於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曆》又雲：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
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即戰，一戰而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
《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
其於經傳，種種協合。
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
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侯出征則侯將。
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往無不克。
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
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雲：隻於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節七十八字於「萬姓悅服」下，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
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厘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
又按：《大雅》雲「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雲「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皆指武王牧野時，上與《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與《論語》「臨事而懼」，子之所慎戰同一心法。
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
夫苻堅欲平晉，銳意至寢不能旦，固不足論。
若魏武帝臨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
然抑豈所以論武王乎？讀者其味之。
又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
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
」《晉語》薑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
」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皆爭取人國者之辭。
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讀者其更味之。
又按：《湯誓》有「爾尚輔予一人」，下不過曰「緻天之罰」而已。
《泰誓》「爾尚弼予一人」下則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豈湯武辭氣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爾。
又按：地理之學，為從來作書與注書者所難。
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便不如左氏，何況其他？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雲：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雲：四國，陳、蔡、二不羹。
予考之《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為二，杜氏之言蓋是也。
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為一，謂之城三國。
規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乃三之訛。
近時顧仲恭又引賈誼《新書》「大城陳、蔡、葉與不羹」。
有葉方成四國，謂葉為左氏所遺。
楚城葉，見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遷方城外人於許」，無城葉字，何得據以為詞？以知左氏之作，社氏之注，皆精於地理如此。
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敘事互異，疑非一人。
予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雲。
又按：朱子門人，經學訛者，蔡沈；史學訛者，趙師淵。
趙之《綱目》，人多知之。
蔡則人為所壓，莫敢是正。
今姑以地理論之，如於《泰誓》篇目雲：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
則以孟津為在河之南，與河朔為二地也者。
不知孔穎達《疏》明雲：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
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
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爾。
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
《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
益驗地在河北。
《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雲：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
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
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
蓋以舟相比若橋。
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者，實賴《詩》有「造舟為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
因歎古大儒誦《詩》輒能達於政事，其有用如此。
豈若蔡氏輩並南北不識者哉？ 又按：孔安國《傳》又東至於孟津雲：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予愛孔穎達雲：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
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武濟名緻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為方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
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
庶兩確雲。
又按：餘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
後九百餘歲，隋開皇大業間果引淮南入江。
若孟子預為之兆者。
今又得一事，魏晉間古文《書》錯認孟津為在河之南，後九百餘歲，金果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
若為古文蓋其失者。
抑所謂物必有對哉？ 又按：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
河流自塞外，經中國，回環半於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
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
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
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
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群川，故於天象亦以兩河分界。
而中原之形勝，胥萃於此焉。
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半而合於江。
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於海。
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
濟出於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於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並駕也。
今且滅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
渭、洛在雍、豫中，足為群川之長，然皆以河為宗，如大國之後附庸然，故更次於淮、濟之有也。
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為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為天下中，然其為川也，僅及於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
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
餘讀至此，曾戲語景範：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
得毋亦預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範不覺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
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雲「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鹹會」。
蓋言師盡渡河至於盟津，大會諸侯。
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於河北之孟津，於河之南、洛之北無涉。
魏晉間名漸訛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
《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則「嗟我友邦塚君」之誓，誓於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於河之北；截然異地。
《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
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予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年來親曆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裡，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裡，則兩國相去僅百裡。
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
又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裡，孟子雲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為逼緊。
蓋隻兩舍有半地耳。
歎窮經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謂作經者反瞢於地理如此哉？ 按：蔡《傳》於「大會於孟津」雲：孟津見《禹貢》。
而《禹貢》引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
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最是。
蓋以孟津在河北。
於《泰誓》篇目卻雲：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
疏略抵梧，餘嘗笑使朱紫陽執筆，應不至此。
又按：傅遜士凱，歸熙甫之門人也，著《左傳屬事》。
《序》稱某前語王執禮，《通鑒》有何難解，胡三省安用注為？執禮答以不然，先生雲其注地理極可觀。
某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
予苦愛斯語以為其一言破的處，酷似朱子。
近顧祖禹景範著《方輿紀要》，則服膺京兆杜氏，浚儀王氏地理之學，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漸訛而南也，實自東漢始。
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
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是時孟津在北。
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
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
城中者，洛陽城中也。
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
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為朝邑縣，臨晉關。
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關，張守節《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
則亦移河東之關名於河西。
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
杜牧所謂黎陽詎白馬津三十裡者是。
然《通鑒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即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之名。
《通典》於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即酈生言杜白馬之津。
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水經注》已然）。
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訛，亦何所不至。
予獨怪《武成》三代間人所作，忽認南為北，如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
又如和州、橫江在江北，當塗、采石在江南。
《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侯景自橫江濟於采石。
采石猶指江南。
《侯景傳》，曆陽太守莊鐵降，景乃自采石濟兵焉。
則已移采石之名於江北。
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證雲在江北。
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
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雲夢二字不連，作雲土，夢作又。
蓋雲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最是。
餘謂然。
至《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杜預《注》：左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稱。
《禹貢》溢為滎。
滎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即其地。
然先此閔二年衛及狄人戰於滎澤，則亦移澤之名於河北。
向予愛熊南沙有言，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
茲則謂禹主名山川，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
若然，豈可以東漢後所通稱之孟津，上注《禹貢》哉？安國《傳》實誤。
《元和志》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則李弘憲所見《禹貢》本亦誤。
又按：安國《傳》，雲夢之澤在江南，誤不待雲。
惜蔡氏不從沈括之言，專引左氏證雲夢
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
真史遷所受《書》二十四篇之一無疑。
故不辭復書之，以告世之君子。
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
後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鹹有功於民，故後有立。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 按：紂以甲子日亡，是為紂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
桀以乙卯日亡，從未推以曆。
予以授時法上推桀五十二歲乙未歲距積三千 ○百四十六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 ○，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 ○（辛醜日），閏餘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經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步至夏正八月經朔四十五日 ○六九六五五（己酉日），則乙卯為月之七日。
蓋師初發。
當於前此七月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謂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者，何也？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各如其方。
唐遂稱淮為東瀆，祭於唐州；江為南瀆，祭於益州；河為西瀆，祭於同州；濟為北瀆，祭於洺州。
迄今益不可易。
反覺東為江，南為淮，方向少不合。
餘曰：此則有顧祖禹景範之論在。
憶己巳同客京師，問景範，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
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雲南？景範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
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
餘自是觸處洞然。
又按：秦淵雲九告餘，《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以法推癸亥為建醜之月朔日，非如《三統曆》為四日，後卻三日矣。
餘曰：《三統曆》誤猶可將《武成》逸篇所雲「壬辰」為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
周曆固如是乎？雲九曰：曆豈惟自秦失之，周曆亦未精。
遂極言古曆不正。
自六家曆以來，鬥分皆四之一，漢鄧平曆猶然，故梁沈約《宋書》論六曆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
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
雖復假稱帝王，祗足惑人耳目。
至於太初，鬥分太多，過天一度又無盈縮遲疾，故常以朔日月見西方，晦日月見東方，差亦至二、三日。
以此步曆，則晦朔甲乙，安得無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則知古曆為誤，授時為真也。
如其不爾，武王去春秋魯隱公才四百年，授時去魯隱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或合或否，一一不爽。
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當不逾刻，而奚至二三日之遠耶？以此知授時為真，周與漢盡失之矣。
此論定，則古文《武成》所記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曆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後不合，固皆不待雲矣。
餘悅曰：邢雲鷺撰《曆考》，亦曾推及，總未若子精。
雲鷺，安肅人，為雲九家所取士雲。
或問：武王初有天下，曆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
何成康之曆皆精乎？餘曰：劉洪有言，曆不差不改。
此必成康時有知曆者出，覺前法疏闊，改而正之，故吻合如是。
或又問：子推《召誥》二月朔既甲戌矣，則望當庚寅，方可雲越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餘曰：是月經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醜望。
蓋經文當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史臣以事係日一定之體。
今雲然者，殆傳寫錯爾。
又按：王恭簡樵述周洪謨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
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
正朔有改月數，有改有不改，人皆以為然。
予獨否之。
如魯史官記事自用周之曆，史既周正，曆亦周正，可知曆與史，豈有二哉？惟農家之曆無古今，而用夏正。
予因悟一部《毛詩》「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
何獨至《十月之交》而忽從周正？蓋周幽王六年乙醜歲十月建酉之月，前曆官推當辛卯朔，辰時日有食之，必遍為告諭，以著天象之變。
詩人見之，即載於詠歌，不復如常作夏正。
此正可以情與理而斷者，前說頗非。
又按：東坡《司馬溫公行狀》載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
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
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
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
皆不當賀。
詔從之。
後以為常。
考《文獻通考》，此仁宗嘉祐六年事也，可為盛德。
然後崇禎四年，徐光啟奏言，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
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
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
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
以未用地緯度算也。
使溫公、東坡聞此，亦應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啟《曆學小辨》為滿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曆官推當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諸曆推算皆雲當食。
夫於法實當食，而於時則實不食，今當何以解之？案西曆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曆，距交十度強，於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為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失食。
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為遠，實不得食。
顧獨汴京為然，若從汴以東數千裡，則漸見食。
至東北萬餘裡以外，將全見食也。
餘謂非西法何由曉此？故崇禎十六年，李天經推驗愈密。
八月詔西法果密，既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
竟未及頒而明亡。
又按：《文獻通考序》雲南自宋武帝訖陳後主北自魏明帝訖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間，《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
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
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
夫同此一蒼旻，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而又月日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其說是已。
然授時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歲，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
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時日食。
宋雖有劉孝榮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
金主則減膳伐鼓，百官各立於庭，明復乃止。
是真見其食與復圓矣。
何以或驗或否？蓋宋臨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陰曆，故謂太陽有虧，南北目所共睹，雖庸奴能之。
此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曆考者所知。
又按：《綱目》不書月食，仿《春秋》也。
獨唐肅宗乾元二年二月書月食既，蓋為張後事發。
《提要》不知，仍作日食。
司馬公《目錄》引本誌作正月癸未。
因推乾元二年己亥歲距積五百二十二年，中積一十九萬 ○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 ○，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 ○（壬午日），閏餘一十二日八六七四 ○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經望四十八日七 ○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 ○五二五四 ○五（入月食限甚深，法當食既），乃知史官所書宛與曆官所步合。
何儒者於曆憒憒乃爾？ 又按：陳第季立謂分命羲仲曰：曆書之作，爰自黃帝。
而堯命治曆，慎重其事，上言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
推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
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
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髮不爽，斯曆元可定矣。
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
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總之，皆治曆明時之事。
曆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厘，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
且悉蔡《傳》於曆象、日月，便謂作曆已成；於分命，則雲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
夫分職頒布雲者，豈以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叔頒秋冬曆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雲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雲，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
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謨非之，似矣。
然文安以為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曆，為編次將來之曆。
則亦稽之未審也。
《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此三者，治曆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為曆。
餘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
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
即其遺意。
而盡測北極出地若幹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者。
又按：董斯張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絀今《湯誥》，以為非伏生所授，且評於「予乃大罰殛女」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後賞，豈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
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雲爾，非二地也。
故誓師之辭曰於商郊，不必復言牧野。
《詩·大雅》曰：「矢於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
偽作《武成》篇者，昧於此義，敘武王「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
似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
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昔鄭氏注《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裡，今河南洛陽。
相去則然。
賈公彥疏之曰：鄭蓋以目驗知之。
古大儒注一書，必具全力，不憚以其身之所經，目之所窮，以為經傳之取信。
曾謂當日史臣如尹佚輩，親從征伐，一動一言，莫不紀述。
乃獨不察於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傳》雲：案《武成》言「癸亥陳於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
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
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為一，但認武王與師為二，尚未允。
《三統曆》載師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師。
言武王至師中。
蓋師行日三十裡，武王則行四十裡有奇。
故雖後五日亦至。
後戊午度於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曆》又雲：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
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即戰，一戰而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
《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
其於經傳，種種協合。
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
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侯出征則侯將。
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往無不克。
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
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雲：隻於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節七十八字於「萬姓悅服」下，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
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厘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
又按：《大雅》雲「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雲「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皆指武王牧野時，上與《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與《論語》「臨事而懼」，子之所慎戰同一心法。
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
夫苻堅欲平晉，銳意至寢不能旦，固不足論。
若魏武帝臨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
然抑豈所以論武王乎？讀者其味之。
又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
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
」《晉語》薑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
」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皆爭取人國者之辭。
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讀者其更味之。
又按：《湯誓》有「爾尚輔予一人」，下不過曰「緻天之罰」而已。
《泰誓》「爾尚弼予一人」下則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豈湯武辭氣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爾。
又按：地理之學，為從來作書與注書者所難。
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便不如左氏，何況其他？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雲：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雲：四國，陳、蔡、二不羹。
予考之《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為二，杜氏之言蓋是也。
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為一，謂之城三國。
規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乃三之訛。
近時顧仲恭又引賈誼《新書》「大城陳、蔡、葉與不羹」。
有葉方成四國，謂葉為左氏所遺。
楚城葉，見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遷方城外人於許」，無城葉字，何得據以為詞？以知左氏之作，社氏之注，皆精於地理如此。
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敘事互異，疑非一人。
予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雲。
又按：朱子門人，經學訛者，蔡沈；史學訛者，趙師淵。
趙之《綱目》，人多知之。
蔡則人為所壓，莫敢是正。
今姑以地理論之，如於《泰誓》篇目雲：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
則以孟津為在河之南，與河朔為二地也者。
不知孔穎達《疏》明雲：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
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
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爾。
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
《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
益驗地在河北。
《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雲：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
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
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
蓋以舟相比若橋。
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者，實賴《詩》有「造舟為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
因歎古大儒誦《詩》輒能達於政事，其有用如此。
豈若蔡氏輩並南北不識者哉？ 又按：孔安國《傳》又東至於孟津雲：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予愛孔穎達雲：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
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武濟名緻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為方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
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
庶兩確雲。
又按：餘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
後九百餘歲，隋開皇大業間果引淮南入江。
若孟子預為之兆者。
今又得一事，魏晉間古文《書》錯認孟津為在河之南，後九百餘歲，金果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
若為古文蓋其失者。
抑所謂物必有對哉？ 又按：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
河流自塞外，經中國，回環半於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
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
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
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
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群川，故於天象亦以兩河分界。
而中原之形勝，胥萃於此焉。
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半而合於江。
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於海。
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
濟出於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於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並駕也。
今且滅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
渭、洛在雍、豫中，足為群川之長，然皆以河為宗，如大國之後附庸然，故更次於淮、濟之有也。
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為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為天下中，然其為川也，僅及於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
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
餘讀至此，曾戲語景範：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
得毋亦預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範不覺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
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雲「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鹹會」。
蓋言師盡渡河至於盟津，大會諸侯。
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於河北之孟津，於河之南、洛之北無涉。
魏晉間名漸訛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
《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則「嗟我友邦塚君」之誓，誓於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於河之北；截然異地。
《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
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予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年來親曆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裡，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裡，則兩國相去僅百裡。
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
又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裡，孟子雲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為逼緊。
蓋隻兩舍有半地耳。
歎窮經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謂作經者反瞢於地理如此哉？ 按：蔡《傳》於「大會於孟津」雲：孟津見《禹貢》。
而《禹貢》引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
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最是。
蓋以孟津在河北。
於《泰誓》篇目卻雲：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
疏略抵梧，餘嘗笑使朱紫陽執筆，應不至此。
又按：傅遜士凱，歸熙甫之門人也，著《左傳屬事》。
《序》稱某前語王執禮，《通鑒》有何難解，胡三省安用注為？執禮答以不然，先生雲其注地理極可觀。
某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
予苦愛斯語以為其一言破的處，酷似朱子。
近顧祖禹景範著《方輿紀要》，則服膺京兆杜氏，浚儀王氏地理之學，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漸訛而南也，實自東漢始。
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
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是時孟津在北。
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
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
城中者，洛陽城中也。
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
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為朝邑縣，臨晉關。
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關，張守節《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
則亦移河東之關名於河西。
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
杜牧所謂黎陽詎白馬津三十裡者是。
然《通鑒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即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之名。
《通典》於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即酈生言杜白馬之津。
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水經注》已然）。
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訛，亦何所不至。
予獨怪《武成》三代間人所作，忽認南為北，如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
又如和州、橫江在江北，當塗、采石在江南。
《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侯景自橫江濟於采石。
采石猶指江南。
《侯景傳》，曆陽太守莊鐵降，景乃自采石濟兵焉。
則已移采石之名於江北。
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證雲在江北。
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
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雲夢二字不連，作雲土，夢作又。
蓋雲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最是。
餘謂然。
至《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杜預《注》：左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稱。
《禹貢》溢為滎。
滎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即其地。
然先此閔二年衛及狄人戰於滎澤，則亦移澤之名於河北。
向予愛熊南沙有言，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
茲則謂禹主名山川，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
若然，豈可以東漢後所通稱之孟津，上注《禹貢》哉？安國《傳》實誤。
《元和志》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則李弘憲所見《禹貢》本亦誤。
又按：安國《傳》，雲夢之澤在江南，誤不待雲。
惜蔡氏不從沈括之言，專引左氏證雲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