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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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朔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醜日大），九月建申經朔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經朔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經朔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經朔三十五日七六
○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步至明年正月建子經朔五日二九
○七四五（己巳日小），則戊辰正為十二月晦，經之鑿然可信如此。
因悟劉歆次《召誥》《洛誥》於《武成》後，《顧命》前，蓋同一周正雲。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雲：「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雲「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
而自今文以來失之，從而緒正，係《多士》於成王七年三月，下為即甲子周公朝用書之書。
《多方》係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監五祀」之文，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
是書非作於五年而何？餘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不能違。
遂推以曆法，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 ○ ○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經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經朔二十 ○日七五 ○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吻合如此。
吾欲起仁山於今日而告之，令補入《前編》。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
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不知類也。
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醜、四月建卯，《顧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醜、三月建寅，《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即《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
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寅月起數者，豈非委巷陋儒之談哉？雖有曆學，吾不告之。
又按：蔡《傳》雲：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
此說大謬不然。
一部《周禮》所雲：春、夏、秋、冬，皆係夏時，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
春朝諸侯，秋覲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
時見曰會，鄭《注》時見言，無常期。
此於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注眾見。
四方諸侯，四時分來，亦以夏時。
至授時，謂民間耕獲之候。
《堯典》所雲作訛成易，是萬古一也。
豈商周建異，而並此亦更之哉？莫善於《周書》周月解一段。
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醜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
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真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鬥建為曆數之序。
正歲即《周官》大宰之正歲建寅者。
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事有為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
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
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
《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
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
然猶曰：字有不同也。
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
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
《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夏正之十月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
《臨》卦「至於八月，有兇」，商之八月也。
《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
《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
《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
《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
《論語》「莫春」者，夏之暮春也。
《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
《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
《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
《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即不改節者也。
《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
《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
《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
《伊尹》「十有二月」，《三統曆》「商十二月」，建子也。
《夏小正》「十有二月」、《淩人》「十有二月」，建醜也。
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
然猶曰：書有不同也。
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
「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
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幹也。
夫以暴物極幹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
師曠言，魯獲長狄年數與此同。
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
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
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祁午曰：於今七年。
及至秋醫和曰：於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
以至《三統曆》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周正月，殷十二月。
《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
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
下文「秋蟬鳴樹間」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
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
楊升庵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
惟宋儒而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按：宋明人所據以齗齗者，在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
四時改易，尤為無義。
此惟兩說，足以釋之。
一，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千芸荔之應天以為正。
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
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
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一，王陽明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
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
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後，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
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
近王恭簡亦以可。
兩言而決者，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之始。
安在建子不可以為春也與？ 又按：秦正建亥，方屬無謂。
然亦凡三變焉。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後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
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
似已用十月為歲首。
《秦始皇本紀》，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
十三年先書「正月」，繼書「十月」，又以十月為殿，忽建寅。
或曰：安知其建寅？蓋觀所書災異與夏之月數相應，如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是則秦不改月數，於茲益信。
二十六年秦初並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雖自謂今水德之始，然實從其祖制來。
又按：昭襄王以後，莊襄王以前，秦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焉。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後，而合葬於先王。
韓王衰絰來吊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
三日辛醜卒。
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功臣」雲雲，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十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
或曰：子於「親曷不行三年之喪，而僅期年」為曰：此固當時之變禮也。
《趙世家》，晉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
彼春秋之末且然，何有於秦？秦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
猶為近古。
然則，既除喪矣，又書十月己亥即位者，為何禮？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
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是也。
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
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
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於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即政，朝於廟」是也。
曰：「子孝文王立」，此正繼體之位也。
曰：「孝文王元年」，此正改元之位也。
曰：「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此正踐阼之位也。
故曰：秦猶近古。
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
秦既用建亥月為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於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
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
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為二年，遂改為莊襄之元年。
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於此。
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為己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
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
餘特摘出，以正《通鑒》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誤。
又按：趙子常曰：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
此緻確之言。
萬斯大充宗以二十四氣之名，起於漢造《太初曆》。
不然，以配周正，則相戾不合。
驚蟄在子月，大暑在巳月，豈可乎？黃太衝從而佐其說。
餘請兩言以折之曰：左氏桓五年凡祀啟蟄而郊，《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啟蟄，漢之驚蟄也。
《國語》，範無宇曰：「處暑之既至，」《注》雲：處暑七月節。
此豈太初後始有哉？ 又按：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三統曆》猶然。
後漢劉洪《乾象曆》方改易其次，雨水前，驚蟄後。
故康成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
則康成時不然可知。
《周書·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雨水之日，獺祭魚。
驚蟄之日，桃始華。
分明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曆，讀者並以此疑《時訓》，非古過矣。
又按：「維莫之春」，鄭箋謂，周時之寅月，蓋諸侯來朝，助祭於廟，畢時當寅月，遣之歸，以趨農事，恐時之晚過。
朱子認作夏時，曰：此戒農官之詩。
萬充宗曰：果若所雲，則夏之三月，曆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
蔡氏泥於「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二句，以為牟麥將熟，須當建辰之月。
不知以為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於辰月可，言之於寅月亦無不可也。
足解人頤，餘特以其有補書傳也錄之。
又按：改月之說，莫明白於左氏。
隱元年經書「春王正月」，《傳》則書「春王周正月」，杜《注》雲：言周以別夏殷。
次毛萇《詩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
《三統曆》「大雪冬至」，注雲：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
以及「立冬小雪」，注雲：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
楊升庵曰：此固不厭博引旁喻者。
餘故備錄之。
又按：顧寧人案《博古圖》，載《晉薑鼎銘》曰：「惟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銘》曰：「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敦銘》曰：「惟王十月，惟王十有一月」，《齊侯鎛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齊侯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
」而論「春王正月」曰：聖人作《春秋》，於春之下，正月之上，係「王」字。
說者謂謹始以正端。
今晉人作鼎而曰「王九月」，齊人作鍾一曰「王五月」，再曰「王五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為然。
然則，後儒以「春王正月」為夫子特筆創書，無乃未考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
餘謂此學《春秋》者所宜首知。
或問：子既以改時改月為當時言下輒了，亦有不得其解，錯認如今人者乎？曰：恐亦未免。
《周禮》，鱉人之職，秋獻龜；龜人之職，凡取龜用秋時，皆夏之秋也。
蓋龜須其甲秋乃堅成，非六月所可取。
而《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登龜」，鄭康成謂，作《月令》者誤讀上《周禮》二「秋」字，以為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書於此。
極中其病。
又季平子不解正月朔慝未作，正為正陽之月建巳，認作周歲首之正月建子，雖大史告之，猶弗從。
夫月名偶同，遂緻惑人，況歲、時、月三者，或改或不改，隨意錯舉，其不惑民之視聽者，難矣。
故總不若行夏時之合一，漢武紛紛製作，惟改用夏正，足為萬世之法。
以此坊民猶有魏明帝以建醜為正，並改三月為孟夏。
唐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復以正月為春一月。
肅宗不以數紀月，以鬥所建辰為名，故杜有《荒村建子月》之詩者。
又按：唐肅宗上元二年辛醜，九月製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去年號止稱元年。
此元年起建子，訖建巳，凡六月，旋如舊。
故杜既有《荒村建子月》以紀其始，復有《元年建巳月》二篇以紀其終。
宛然一王之制，其間絕句漫興，間及月名，仍以數紀之曰「二月已破三月來」，餘笑謂此三百篇法也。
三百篇有改歲者，「曰為改歲」；有改時者，「維莫之春」；有改月者，《十月之交》。
餘悉從夏正。
趙子常所謂《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與《書》體不同。
今杜詩唐正、夏正二者並存，與三百篇何異？楊升庵曰：《詩》可以觀。
予則於茲益征之矣。
又按：吾聞諸嘗熟諸公，經解，元儒勝宋儒，擊節以為知言。
他勿論，隻歲、時、月之改，斷斷鑿鑿，遠本漢儒。
近詆蔡《傳》之非，皆元代諸儒，不獨前所引吳仲迂及東山趙氏而已。
故嘗為之說曰：主不改說，舉《春秋》而以為夏時夏月，並更魯史之周歲為夏歲者，周洪謨也；主皆改說，雖《詩》「六月棲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為周月非夏月者，萬充宗也（張以寧《春王正月考》並同）。
幾欲與充宗麵語，而充宗已不可作矣，惜哉。
又按：撰至此，有以傳是樓新刊經解一百四十二種見示者，《序》首雲：經之有解自漢儒始。
予為正之曰：經之有解，自子夏始。
不特於《易》有《傳》，於《詩》有《序》而已。
東漢徐防上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是也。
子夏之弟子魏文侯著《孝經傳》，疑東漢末尚存，故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
《戰國策》《易傳》不雲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兇必從之。
荀卿書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
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
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雖未知《傳》出何人，要自顏<斤蜀>荀卿前有之。
然則謂經解始漢儒者，豈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與？又按有以歸熙甫《經序》錄序來問者，餘曰：此《序》最佳，今人那復辦此。
然亦小有誤，敘至東漢盛之後，唐貞觀中之前一段曰：沿至末流，旋復放失。
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
三《禮》獨存鄭《注》。
《春秋》公、穀浸微。
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
案《隋·經籍志》，《周官禮》有馬融《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
《儀禮》有王肅《注》十七卷。
《喪服經傳》有馬融《注》一卷。
《禮記》有盧植《注》十卷，王肅《注》三十卷，孫炎《注》三十卷。
安得雲獨存康成一家？蓋《隋志》原雲三《禮》唯鄭《注》立於國學。
當改「存」字為「立」字。
立則立於學官，存則存於人間。
並下文「傳《詩》者，毛《詩》鄭《箋》」亦無礙亦指立國學言，非謂爾時僅有鄭《箋》而無王肅《毛詩注》二十卷也。
凡敘次經學流派，存亡隱見，無誤最難。
歸氏殆猶未免。
又按：予晚而得《春王正月考》，見其解「八月有兇」及《臣工》篇，與愚見合，喜而亟錄於此，曰：朱子本義以八月為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遁》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遁》之時。
又謂此為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存其說而不決。
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
《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
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
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兇」，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
蓋《復·彖》自《復》數起，為七日矣。
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
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
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遁》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兇」。
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為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兇」。
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為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兇甚矣。
非若《遁》，猶有厲，而《觀》絕無兇也。
而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兇」之《傳》曰：「消不久也。
」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
今若以為《遁》，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
文王作《彖》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
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
唐孔氏從前代諸儒之說是矣。
近時儒者，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
而又謂《臨》於月為醜，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兇，必然之理，為萬代戒，其意微矣。
則某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
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某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
又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牟麥將熟，其為季春可知。
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於耜，二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
「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禦間，帥三公九卿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
若待建辰之三月始始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
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為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
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雲者，見於經傳甚多，皆未為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
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為夏之三月也。
朱子以此篇為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為籍田而言。
竊因是說以為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
麥為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
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
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
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
若以來牟將熟為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
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
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
而此詩為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又按：金德純素公《周正彙考》，序三代異，建朔必與正合，故正建子朔以夜半，正建醜朔以雞鳴，正建寅朔以平旦。
以一日觀之，而一歲可知。
為萬季野書來所稱，殆亦古未發雲。
○第八十四 餘向謂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
《殷本紀》所謂「絀夏還亳作《湯誥》，維三月」是也。
《伯夷列傳》，《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諸侯，墨胎氏正於是日封。
予嘗以授時法上推商湯十有九祀丙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 ○百四十五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日），閏餘二十八日八五一 ○六六，天正經朔一十四日 ○ ○一八四（戊寅日），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經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則丙寅為月之二十一日，其吻合如此。
因反覆古文《湯誥》，讀逾
因悟劉歆次《召誥》《洛誥》於《武成》後，《顧命》前，蓋同一周正雲。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雲：「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雲「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
而自今文以來失之，從而緒正，係《多士》於成王七年三月，下為即甲子周公朝用書之書。
《多方》係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監五祀」之文，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
是書非作於五年而何？餘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不能違。
遂推以曆法，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 ○ ○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經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經朔二十 ○日七五 ○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吻合如此。
吾欲起仁山於今日而告之，令補入《前編》。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
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不知類也。
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醜、四月建卯，《顧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醜、三月建寅，《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即《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
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寅月起數者，豈非委巷陋儒之談哉？雖有曆學，吾不告之。
又按：蔡《傳》雲：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
此說大謬不然。
一部《周禮》所雲：春、夏、秋、冬，皆係夏時，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
春朝諸侯，秋覲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
時見曰會，鄭《注》時見言，無常期。
此於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注眾見。
四方諸侯，四時分來，亦以夏時。
至授時，謂民間耕獲之候。
《堯典》所雲作訛成易，是萬古一也。
豈商周建異，而並此亦更之哉？莫善於《周書》周月解一段。
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醜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
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
」真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鬥建為曆數之序。
正歲即《周官》大宰之正歲建寅者。
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事有為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
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
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
《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
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
然猶曰：字有不同也。
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
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
《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夏正之十月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
《臨》卦「至於八月，有兇」，商之八月也。
《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
《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
《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
《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
《論語》「莫春」者，夏之暮春也。
《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
《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
《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
《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即不改節者也。
《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
《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
《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
《伊尹》「十有二月」，《三統曆》「商十二月」，建子也。
《夏小正》「十有二月」、《淩人》「十有二月」，建醜也。
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
然猶曰：書有不同也。
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
「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
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幹也。
夫以暴物極幹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
師曠言，魯獲長狄年數與此同。
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
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
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祁午曰：於今七年。
及至秋醫和曰：於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
以至《三統曆》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周正月，殷十二月。
《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
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
下文「秋蟬鳴樹間」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
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
楊升庵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
惟宋儒而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按：宋明人所據以齗齗者，在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
四時改易，尤為無義。
此惟兩說，足以釋之。
一，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千芸荔之應天以為正。
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
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
人以為正，夏以為春。
一，王陽明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
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
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後，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
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
近王恭簡亦以可。
兩言而決者，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之始。
安在建子不可以為春也與？ 又按：秦正建亥，方屬無謂。
然亦凡三變焉。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後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
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
似已用十月為歲首。
《秦始皇本紀》，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
十三年先書「正月」，繼書「十月」，又以十月為殿，忽建寅。
或曰：安知其建寅？蓋觀所書災異與夏之月數相應，如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是則秦不改月數，於茲益信。
二十六年秦初並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雖自謂今水德之始，然實從其祖制來。
又按：昭襄王以後，莊襄王以前，秦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焉。
《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後，而合葬於先王。
韓王衰絰來吊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
三日辛醜卒。
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功臣」雲雲，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十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
或曰：子於「親曷不行三年之喪，而僅期年」為曰：此固當時之變禮也。
《趙世家》，晉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
彼春秋之末且然，何有於秦？秦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
猶為近古。
然則，既除喪矣，又書十月己亥即位者，為何禮？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
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是也。
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
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
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於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即政，朝於廟」是也。
曰：「子孝文王立」，此正繼體之位也。
曰：「孝文王元年」，此正改元之位也。
曰：「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此正踐阼之位也。
故曰：秦猶近古。
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
秦既用建亥月為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於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
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
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為二年，遂改為莊襄之元年。
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於此。
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為己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
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
餘特摘出，以正《通鑒》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誤。
又按：趙子常曰：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
此緻確之言。
萬斯大充宗以二十四氣之名，起於漢造《太初曆》。
不然，以配周正，則相戾不合。
驚蟄在子月，大暑在巳月，豈可乎？黃太衝從而佐其說。
餘請兩言以折之曰：左氏桓五年凡祀啟蟄而郊，《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啟蟄，漢之驚蟄也。
《國語》，範無宇曰：「處暑之既至，」《注》雲：處暑七月節。
此豈太初後始有哉？ 又按：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三統曆》猶然。
後漢劉洪《乾象曆》方改易其次，雨水前，驚蟄後。
故康成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
則康成時不然可知。
《周書·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雨水之日，獺祭魚。
驚蟄之日，桃始華。
分明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曆，讀者並以此疑《時訓》，非古過矣。
又按：「維莫之春」，鄭箋謂，周時之寅月，蓋諸侯來朝，助祭於廟，畢時當寅月，遣之歸，以趨農事，恐時之晚過。
朱子認作夏時，曰：此戒農官之詩。
萬充宗曰：果若所雲，則夏之三月，曆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
蔡氏泥於「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二句，以為牟麥將熟，須當建辰之月。
不知以為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於辰月可，言之於寅月亦無不可也。
足解人頤，餘特以其有補書傳也錄之。
又按：改月之說，莫明白於左氏。
隱元年經書「春王正月」，《傳》則書「春王周正月」，杜《注》雲：言周以別夏殷。
次毛萇《詩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
《三統曆》「大雪冬至」，注雲：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
以及「立冬小雪」，注雲：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
楊升庵曰：此固不厭博引旁喻者。
餘故備錄之。
又按：顧寧人案《博古圖》，載《晉薑鼎銘》曰：「惟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銘》曰：「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敦銘》曰：「惟王十月，惟王十有一月」，《齊侯鎛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齊侯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
」而論「春王正月」曰：聖人作《春秋》，於春之下，正月之上，係「王」字。
說者謂謹始以正端。
今晉人作鼎而曰「王九月」，齊人作鍾一曰「王五月」，再曰「王五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為然。
然則，後儒以「春王正月」為夫子特筆創書，無乃未考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
餘謂此學《春秋》者所宜首知。
或問：子既以改時改月為當時言下輒了，亦有不得其解，錯認如今人者乎？曰：恐亦未免。
《周禮》，鱉人之職，秋獻龜；龜人之職，凡取龜用秋時，皆夏之秋也。
蓋龜須其甲秋乃堅成，非六月所可取。
而《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登龜」，鄭康成謂，作《月令》者誤讀上《周禮》二「秋」字，以為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書於此。
極中其病。
又季平子不解正月朔慝未作，正為正陽之月建巳，認作周歲首之正月建子，雖大史告之，猶弗從。
夫月名偶同，遂緻惑人，況歲、時、月三者，或改或不改，隨意錯舉，其不惑民之視聽者，難矣。
故總不若行夏時之合一，漢武紛紛製作，惟改用夏正，足為萬世之法。
以此坊民猶有魏明帝以建醜為正，並改三月為孟夏。
唐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復以正月為春一月。
肅宗不以數紀月，以鬥所建辰為名，故杜有《荒村建子月》之詩者。
又按：唐肅宗上元二年辛醜，九月製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去年號止稱元年。
此元年起建子，訖建巳，凡六月，旋如舊。
故杜既有《荒村建子月》以紀其始，復有《元年建巳月》二篇以紀其終。
宛然一王之制，其間絕句漫興，間及月名，仍以數紀之曰「二月已破三月來」，餘笑謂此三百篇法也。
三百篇有改歲者，「曰為改歲」；有改時者，「維莫之春」；有改月者，《十月之交》。
餘悉從夏正。
趙子常所謂《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與《書》體不同。
今杜詩唐正、夏正二者並存，與三百篇何異？楊升庵曰：《詩》可以觀。
予則於茲益征之矣。
又按：吾聞諸嘗熟諸公，經解，元儒勝宋儒，擊節以為知言。
他勿論，隻歲、時、月之改，斷斷鑿鑿，遠本漢儒。
近詆蔡《傳》之非，皆元代諸儒，不獨前所引吳仲迂及東山趙氏而已。
故嘗為之說曰：主不改說，舉《春秋》而以為夏時夏月，並更魯史之周歲為夏歲者，周洪謨也；主皆改說，雖《詩》「六月棲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為周月非夏月者，萬充宗也（張以寧《春王正月考》並同）。
幾欲與充宗麵語，而充宗已不可作矣，惜哉。
又按：撰至此，有以傳是樓新刊經解一百四十二種見示者，《序》首雲：經之有解自漢儒始。
予為正之曰：經之有解，自子夏始。
不特於《易》有《傳》，於《詩》有《序》而已。
東漢徐防上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是也。
子夏之弟子魏文侯著《孝經傳》，疑東漢末尚存，故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
《戰國策》《易傳》不雲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兇必從之。
荀卿書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
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
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雖未知《傳》出何人，要自顏<斤蜀>荀卿前有之。
然則謂經解始漢儒者，豈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與？又按有以歸熙甫《經序》錄序來問者，餘曰：此《序》最佳，今人那復辦此。
然亦小有誤，敘至東漢盛之後，唐貞觀中之前一段曰：沿至末流，旋復放失。
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
三《禮》獨存鄭《注》。
《春秋》公、穀浸微。
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
案《隋·經籍志》，《周官禮》有馬融《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
《儀禮》有王肅《注》十七卷。
《喪服經傳》有馬融《注》一卷。
《禮記》有盧植《注》十卷，王肅《注》三十卷，孫炎《注》三十卷。
安得雲獨存康成一家？蓋《隋志》原雲三《禮》唯鄭《注》立於國學。
當改「存」字為「立」字。
立則立於學官，存則存於人間。
並下文「傳《詩》者，毛《詩》鄭《箋》」亦無礙亦指立國學言，非謂爾時僅有鄭《箋》而無王肅《毛詩注》二十卷也。
凡敘次經學流派，存亡隱見，無誤最難。
歸氏殆猶未免。
又按：予晚而得《春王正月考》，見其解「八月有兇」及《臣工》篇，與愚見合，喜而亟錄於此，曰：朱子本義以八月為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遁》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遁》之時。
又謂此為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存其說而不決。
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
《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
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
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兇」，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
蓋《復·彖》自《復》數起，為七日矣。
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
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
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遁》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兇」。
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為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兇」。
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為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兇甚矣。
非若《遁》，猶有厲，而《觀》絕無兇也。
而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兇」之《傳》曰：「消不久也。
」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
今若以為《遁》，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
文王作《彖》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
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
唐孔氏從前代諸儒之說是矣。
近時儒者，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
而又謂《臨》於月為醜，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兇，必然之理，為萬代戒，其意微矣。
則某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
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某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
又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牟麥將熟，其為季春可知。
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於耜，二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
「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禦間，帥三公九卿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
若待建辰之三月始始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
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為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
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雲者，見於經傳甚多，皆未為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
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為夏之三月也。
朱子以此篇為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為籍田而言。
竊因是說以為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
麥為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
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
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
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
若以來牟將熟為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
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
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
而此詩為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又按：金德純素公《周正彙考》，序三代異，建朔必與正合，故正建子朔以夜半，正建醜朔以雞鳴，正建寅朔以平旦。
以一日觀之，而一歲可知。
為萬季野書來所稱，殆亦古未發雲。
○第八十四 餘向謂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
《殷本紀》所謂「絀夏還亳作《湯誥》，維三月」是也。
《伯夷列傳》，《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諸侯，墨胎氏正於是日封。
予嘗以授時法上推商湯十有九祀丙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 ○百四十五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日），閏餘二十八日八五一 ○六六，天正經朔一十四日 ○ ○一八四（戊寅日），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經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則丙寅為月之二十一日，其吻合如此。
因反覆古文《湯誥》，讀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