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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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
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春秋失之二。
則由此以推無比食，而書比食，其誤又何怪焉？但所以緻誤之由，千載來學《春秋》者罕及，惟金擅蔡仲全告其弟子秦雲九曰：想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
他日又誤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
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
乃於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
兩冊俱存，而後之修史者並錄之也。
然則，是史官之失次爾。
或曰：恐無以為孔子地，使孔子而不知是曆誤耶，何以為生知之聖？使孔子知其誤而仍之耶，何以為已修《春秋》？事孰有大於明天道者哉？餘曰：劉炫固有言，漢魏以來八百餘載，都無頻月日食者。
天道轉運，古今一也。
後世既無其事，前代理亦當然。
蓋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曆年所，數經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
餘謂此或出於錯簡乎？如《論語》「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脫簡於齊景公章內，而錯簡於是惑也之下。
《樂記》「寬而靜」四十九字脫簡於「吾子自執焉」之下，而錯簡於「五帝之遺聲也」下。
逮程子、鄭康成出，方始覺悟。
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其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
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
事固有之，理或一解。
既而思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蓋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見於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曆官失一閏，以九月為十月也。
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
仲尼雖言季孫，未改明年十二月又復螽，實周十一月，越明年，孔子感獲麟，作《春秋》。
此二螽乃目所親睹不遠者，仍其誤而不削，則推此以知無比食而誤書，其不削又何怪焉？桓公十四年夏五，穀梁曰：傳疑也。
孔子豈不知闕處之為月字哉？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醜，陳侯鮑卒，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醜，方此年正月六日，陳亂再赴。
故從赴兩書之孔子豈不知甲戌之非正月哉？因而不革，蓋其慎也。
且《春秋》書法之重，最在人事。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他若曆屬天道，即用舊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荀必取而正之，則今曆上推哀公十一年當閏二月，如是史舊書五月，公會吳，伐齊者，孔子新修《春秋》將作六月，公會吳，伐齊。
豈不駭人之聽聞哉？且盡取而刊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鮮不隨之而錯置矣。
孔子，大夫也，敢擅易本國之正朔，以幹罪戾哉？此聖人無可如何之思，又非僅闕疑比。
千載來學《春秋》者所未覺，餘特發其蒙焉。
或曰：子辯古文《尚書》而旁及於《春秋》，何也？餘曰：摯虞嘗賞杜元凱《釋例》雲，左氏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愚猶此誌也夫。
又按：董仲舒以為襄二十四年比食，又既象陽，將絕楚子主上國之兆，後果驗。
杜氏《長曆論》雲：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
楊士勳《穀梁傳疏》據今曆無有頻食之理，疑古或有之。
《漢高帝本紀》亦曾頻食，趙汸子常更援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初二十八年中頻食。
再後世乃未有此，固不可以常理推者。
餘不覺笑儒者之不明曆如此，因以《授時》法推得漢高帝三年丁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積五十四萬二千 ○二十二日 ○七二二五六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一十 ○日三五一 ○七六（甲戌日），定朔一十 ○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午初初刻），交泛一十四日四 ○七五九（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九（癸卯日），交泛一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日已過中交不入食限），是《漢書》冬十月甲戌晦日食，漢曆疏，誤以十一月甲戌朔為前月晦日也。
又書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則記載之誤。
況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豈晦日哉？《五行志》雲：十月甲戌晦日食，在鬥二十度。
推是年冬至日躔在鬥十九度，丙子日冬至，是甲戌在前二日日食，在鬥十七度。
鬥乃吳地，雲燕地者亦非。
更推得漢文帝三年甲子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中積五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 ○日四四五三四九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三十三日五六九一八九（丁酉日），定朔三十三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午正三刻），交泛二十六日八 ○ ○五六四（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日 ○九九七八二（丁卯日），交泛一日九 ○六七 ○九（日已過正交不入食限），今《漢書》所載誤謬處，與高帝三年同。
《五行志》雲：十月丁酉晦日食，在鬥二十二度。
推是年冬至日躔尚在鬥十九度，戊戌日冬至，是丁酉在前一日，日食在鬥十八度。
總之比月而食，千古所無，不必辯者。
晦日日食，乃曆疏之故，誤以本月朔日作前月之晦日耳。
又按：蔡仲全曰：曆法，漢初尚失其傳，如《綱目》惠帝七年癸醜正月朔日食，《漢·五行志》載穀永占歲首正月朔日是為三朝尊者惡之。
《綱目》書法雲：日食，三朝大變也。
是年八月有漢惠之喪，李淳風等以為日食之應。
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時曆》上推，是年十一月閏餘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至即閏十一月，漢曆失一閏，遂以十二月朔作其年正月朔，豈知蝕之非正旦也。
則穀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傳》，凡日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蝕。
則並不知交轉、交終為何事矣。
悲夫。
又曰：漢武太初元年，《綱目》大書丁醜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
前漢誌則以歲在丙子。
蓋班氏用夏正，朱子則以漢承秦曆，十月為歲首而書之，其法無二也。
《史記》誤以是年為甲寅，則與《綱目》差二十三年矣。
某案《史記》甲寅年固非，即《綱目》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今以《授時》法推算，其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時冬至，又推十二月癸亥日辰時合朔十二月初二乃為甲子日，漢曆於十一月前誤置一閏，遂以十二月為十一月，而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為曆元，不知十一月癸巳朔非甲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非朔旦也，十二月癸亥朔非十一月朔甲子也，十二月初二日甲子非朔日也。
漢曆誤以前月二十九之冬至而加於後月之朔，以後月二日之甲子而加於天正之朔，其舛也甚矣。
《綱目》書法雲：武帝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不書某甲子。
於是年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曆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
夫以非常之曆，紀舉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定改正之曆元，斯豈細事？而誰知是朔之非甲子哉？況推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實為己卯，與《授時曆》合。
太初丁醜去元鼎己巳才八年，而又至朔同日，決無是理。
其為誤也何疑？ 又按：《洪範》篇自有傳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皆承上文箕、畢二星來，無易說者。
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為主，五星衝照之而風雨生焉。
是月之從五星，又非盡貼經星言曆。
曆驗而不爽。
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間；義之奧者，亦必越數千年而漸顯露也。
為載其說於此。
或問：「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出《詩·小雅》，「月離於箕則風揚沙」出《春秋緯》文。
鄭康成引緯文以釋《書》則可，今孔安國雲爾，豈非《書傳》出哀平後之一證哉？子何不及？餘曰：穎達《疏》亦有此意，然《漢·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
下即以書星有好風，似從來有此占驗。
作《春秋緯》者，亦述之雲爾，非其鑿空。
《書傳》即真出武帝時，何妨作是解。
史《天官書》不有軫星好風，星占不有東井好風雨說乎？蓋列宿各有性情也，以此難安國，未足結其舌。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並雲：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
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雲：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又按：《書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
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說。
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
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曆》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曆，夏入陽曆，則月行青道；夏入陰曆，冬入陽曆，則月行白道；秋入陰曆，春入陽曆，則月行朱道；春入陰曆，秋入陽曆，則月行黑道。
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合於四正、四維。
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
迨元郭守敬，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
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
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
天首、天尾，即羅與計也。
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道相去六度者是也。
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
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
凡十九年而遍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
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
某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
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於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
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
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於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於冬夏者半交，在春秋。
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明八道也。
要之，月道豈止於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故一行《大衍曆》增損九道為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以一定。
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為七十二候，以究九道。
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為益密矣。
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
惟守敬則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
夫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即計羅之行度也。
以計羅之行度，而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間，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
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
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曆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遍九道。
與班《志》、一行之說大約相仿，特此為尤密雲。
或雲：白道一周，以交於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
月道出入於黃道，而黃道又出入於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
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斂一度有半，而密移於黃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
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於黃道，而又當求之於赤道，然後為至當而不可易也。
約而論之，天之有赤道，亙古不易者也。
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於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
白交於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
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
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於如此。
要其為差一也。
日之為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
則月之為差，亦何怪古曆之未盡，曆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雲：「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
予獨怪其上「美珠謂之璿」解錯。
案《說文》，璿，美玉也。
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宋史·天文志》亦雲璿者，珠之屬也）？憶《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郭璞《注》，璿，玉類也。
餘謂此似玉之珠耳。
觀下稱燭銀可證。
《說文》璣珠不圓者，想以此疑互遂解作珠乎？至璣，機也，亦未安。
蓋當解曰：璣，器名。
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
穎達《疏》，璣為轉運，衡為橫簫是也。
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
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遺「之」字，蔡《傳》亦爾。
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四字，並非。
又按：歷家之說，以北鬥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出《晉書·天文志》。
蔡《傳》亦疑，謂詳經文簡質，不應北鬥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
頗是，然惜未盡。
予嘗謂，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帝嚳序星辰以著眾，亦是大概。
星有其名，未必如晉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盡有名目，如是之詳。
如北鬥第一至第四星為魁，第五至第七星為杓，如斯而已。
至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分明是有《堯典》以後，人據《堯典》之文以分名其七星。
猶尾後一星，主章祝巫官也，初未必名，隻緣《莊子》有傅說「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之文，人遂名是星為傅說。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初蓋名天馬，人緣春秋末有王良，善禦者也，死而上配是星，曰王良，後反曰王良亦名天馬矣。
推之造父、伯樂皆然。
若軫旁一小星曰長沙，下應其地，秦是以名郡，漢以名國。
婺女星應金華，隋平陳，是以置婺州其地，又不可與前同日語。
予又謂，禹主名山川，《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亦是指天下崇山巨川言，那得一一悉予以名。
如陸機山自起於晉以後，郎官湖自名於唐之中。
豈得謂自有宇宙便有山川，而名即隨之以出哉？仰觀俯察者，由是說而通之，可以無紛紛之議矣。
又按：《潛丘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
曰：衛樸推日食三十六，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獨」之一字固非。
近黃太衝謂是年二月有閏，三月應食，尤非。
蓋餘推步以授時，莊公十八年乙巳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
既不入食限，則夜亦不食。
《春秋》推三月食，見其不食，遂疑而不書日朔，穀梁以為夜食，則鑿矣。
法推是歲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壬子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
《元史》曰：蓋誤五為三也。
又以《時憲》上推莊公十八年三月朔實會五十 ○日一十時三十一分（從甲子算起，該癸酉日已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宮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實五十九日一時二十八分，得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從甲子算起，該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時》則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與《授時》同）。
太衝明知三月朔不入食限，乃欲以五月實會交周之數移至三月，謂與《春秋》吻合，以駁《大衍》《授時》之誤。
借有閏月以為解，其誣天且誣人也，甚矣。
又《潛丘劄記》曰：黃太衝言一年兩食者有之，亦未盡。
竟有三食者，《晉書·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並日蝕，是歲有閏十二月壬午朔又蝕，蓋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故食者三及。
予推以《授時》法，惠帝光熙元年丙寅歲距至元辛巳積九百七十五年，中積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經朔二十四日四九五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八（戊子日辰正三刻合朔），交泛 ○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經朔二十一日六七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 ○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經朔一十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 ○二八三一一（癸未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 ○日八二一 ○九。
九（入日食限）是年該閏十一月，劉義叟《長曆》作八月，自其曆疏之故。
而三次俱入食限，惟正月、七月加時，在晝能見日蝕。
十二月經朔則壬午日，而定朔在癸未，日子時乃夜食，不見。
想當日曆官見入食限，已先期奏報日食矣。
屆期洛陽或有陰雲，遂疑日食在天，書之史冊而流傳至今。
既無有知其夜食者，又安從知朔日之非壬午哉？《綱目》書法曰：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書而已矣。
其實夜食不為災，不應書史冊，此非劉友益所知。
又曰：日食，三朝大異也。
武帝世曾再書矣（鹹寧三年正月景子朔，四年正月庚午朔，並日蝕）。
於是又頻三年見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年正月戊申朔，九年正月壬申朔，並日蝕），雖歷代亦未有。
餘嘗以法推，知其合者，武帝鹹寧三年、太康八年正月朔入日食限是。
有推之不見其合者，鹹寧四年、太康七年是。
然雖不合，此二年去交未遠，想當日曆官偶誤推，遂先期奏報，與惠帝時同。
至太康九年正月壬申朔去交已遠，縱曆疏，不應如是推，自屬傳寫之訛。
此不待以歷知者，奈何昭垂史冊，警相告語，以為天未有之變乎？竊以儒生於歷，竟可謂萬古如長夜。
○第八十三 餘向謂，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
茲且見之曆法矣。
劉歆《三統曆》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康午朏」之文，知是月戊辰朔。
以特關曆法，雖孔壁零章逸句，亦不忍棄。
餘故從而信焉。
然未推以曆，今以《授時》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積八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 ○九，冬至四十五日四 ○四 ○九一（己酉日），天正經朔三十六日八 ○一三九六（庚子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則庚午實為月之三日。
蓋康王十二年歲在甲戌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數也。
唐一行《大衍曆》則以康王十二年為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
餘考之，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豈若皇極數之鑿然者哉？因推以《授時》，康王乙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四十三日一二三一 ○四（丁未日），閏餘二十七日五 ○七一五三（周正閏三月，夏正閏正月），天正經朔一十 ○日六一五九五一（甲戌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七日八 ○ ○四 ○九（辛未日），是月無戊辰、庚午。
或曰：《竹書紀年》用夏正，安知六月非建未？又步至建未之月，經朔六日八六 ○六九（庚午日），朔也，非朏也，果皆不合。
蓋天下最可信者經，而邵子數之可信，則以其與經相表裏。
天祚宋代絕學，有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中言心、言性、言仁、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於一。
邵子出而數明。
凡《堯典》二帝之載數，《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
此七年即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
《呂刑》「王享國百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
此百年謂《書》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闕寒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
豈非數往者，順邵子，不啻足蹈之；知來者，逆邵子，不啻目睹之。
上下千萬載，罔或抵捂者。
草廬曰：孔子之後，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按：餘向援唐孔氏《疏》，周公營洛，此年閏九月，故戊辰得為十二月晦。
未自推以曆，今試推之，乃知置閏不同，一也；月小大不同，二也；《漢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此推甲戌朔，己醜望，不同三也。
成王七年壬辰歲距積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積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 ○日 ○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 ○二 ○一七九（己巳日），閏餘二十 ○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閏八月，夏正閏六月），天正經朔四十一日八九三 ○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醜經朔一十 ○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經朔四十 ○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經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經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 ○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經朔九日 ○四六 ○ ○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經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經朔八日一 ○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閏八月
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春秋失之二。
則由此以推無比食，而書比食，其誤又何怪焉？但所以緻誤之由，千載來學《春秋》者罕及，惟金擅蔡仲全告其弟子秦雲九曰：想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
他日又誤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
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
乃於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
兩冊俱存，而後之修史者並錄之也。
然則，是史官之失次爾。
或曰：恐無以為孔子地，使孔子而不知是曆誤耶，何以為生知之聖？使孔子知其誤而仍之耶，何以為已修《春秋》？事孰有大於明天道者哉？餘曰：劉炫固有言，漢魏以來八百餘載，都無頻月日食者。
天道轉運，古今一也。
後世既無其事，前代理亦當然。
蓋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曆年所，數經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
餘謂此或出於錯簡乎？如《論語》「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脫簡於齊景公章內，而錯簡於是惑也之下。
《樂記》「寬而靜」四十九字脫簡於「吾子自執焉」之下，而錯簡於「五帝之遺聲也」下。
逮程子、鄭康成出，方始覺悟。
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其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
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
事固有之，理或一解。
既而思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
蓋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見於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曆官失一閏，以九月為十月也。
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
仲尼雖言季孫，未改明年十二月又復螽，實周十一月，越明年，孔子感獲麟，作《春秋》。
此二螽乃目所親睹不遠者，仍其誤而不削，則推此以知無比食而誤書，其不削又何怪焉？桓公十四年夏五，穀梁曰：傳疑也。
孔子豈不知闕處之為月字哉？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醜，陳侯鮑卒，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醜，方此年正月六日，陳亂再赴。
故從赴兩書之孔子豈不知甲戌之非正月哉？因而不革，蓋其慎也。
且《春秋》書法之重，最在人事。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他若曆屬天道，即用舊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荀必取而正之，則今曆上推哀公十一年當閏二月，如是史舊書五月，公會吳，伐齊者，孔子新修《春秋》將作六月，公會吳，伐齊。
豈不駭人之聽聞哉？且盡取而刊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鮮不隨之而錯置矣。
孔子，大夫也，敢擅易本國之正朔，以幹罪戾哉？此聖人無可如何之思，又非僅闕疑比。
千載來學《春秋》者所未覺，餘特發其蒙焉。
或曰：子辯古文《尚書》而旁及於《春秋》，何也？餘曰：摯虞嘗賞杜元凱《釋例》雲，左氏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愚猶此誌也夫。
又按：董仲舒以為襄二十四年比食，又既象陽，將絕楚子主上國之兆，後果驗。
杜氏《長曆論》雲：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
楊士勳《穀梁傳疏》據今曆無有頻食之理，疑古或有之。
《漢高帝本紀》亦曾頻食，趙汸子常更援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初二十八年中頻食。
再後世乃未有此，固不可以常理推者。
餘不覺笑儒者之不明曆如此，因以《授時》法推得漢高帝三年丁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積五十四萬二千 ○二十二日 ○七二二五六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一十 ○日三五一 ○七六（甲戌日），定朔一十 ○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午初初刻），交泛一十四日四 ○七五九（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九（癸卯日），交泛一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日已過中交不入食限），是《漢書》冬十月甲戌晦日食，漢曆疏，誤以十一月甲戌朔為前月晦日也。
又書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則記載之誤。
況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豈晦日哉？《五行志》雲：十月甲戌晦日食，在鬥二十度。
推是年冬至日躔在鬥十九度，丙子日冬至，是甲戌在前二日日食，在鬥十七度。
鬥乃吳地，雲燕地者亦非。
更推得漢文帝三年甲子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中積五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 ○日四四五三四九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三十三日五六九一八九（丁酉日），定朔三十三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午正三刻），交泛二十六日八 ○ ○五六四（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日 ○九九七八二（丁卯日），交泛一日九 ○六七 ○九（日已過正交不入食限），今《漢書》所載誤謬處，與高帝三年同。
《五行志》雲：十月丁酉晦日食，在鬥二十二度。
推是年冬至日躔尚在鬥十九度，戊戌日冬至，是丁酉在前一日，日食在鬥十八度。
總之比月而食，千古所無，不必辯者。
晦日日食，乃曆疏之故，誤以本月朔日作前月之晦日耳。
又按：蔡仲全曰：曆法，漢初尚失其傳，如《綱目》惠帝七年癸醜正月朔日食，《漢·五行志》載穀永占歲首正月朔日是為三朝尊者惡之。
《綱目》書法雲：日食，三朝大變也。
是年八月有漢惠之喪，李淳風等以為日食之應。
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時曆》上推，是年十一月閏餘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至即閏十一月，漢曆失一閏，遂以十二月朔作其年正月朔，豈知蝕之非正旦也。
則穀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傳》，凡日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蝕。
則並不知交轉、交終為何事矣。
悲夫。
又曰：漢武太初元年，《綱目》大書丁醜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
前漢誌則以歲在丙子。
蓋班氏用夏正，朱子則以漢承秦曆，十月為歲首而書之，其法無二也。
《史記》誤以是年為甲寅，則與《綱目》差二十三年矣。
某案《史記》甲寅年固非，即《綱目》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今以《授時》法推算，其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時冬至，又推十二月癸亥日辰時合朔十二月初二乃為甲子日，漢曆於十一月前誤置一閏，遂以十二月為十一月，而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為曆元，不知十一月癸巳朔非甲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非朔旦也，十二月癸亥朔非十一月朔甲子也，十二月初二日甲子非朔日也。
漢曆誤以前月二十九之冬至而加於後月之朔，以後月二日之甲子而加於天正之朔，其舛也甚矣。
《綱目》書法雲：武帝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不書某甲子。
於是年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曆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
夫以非常之曆，紀舉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定改正之曆元，斯豈細事？而誰知是朔之非甲子哉？況推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實為己卯，與《授時曆》合。
太初丁醜去元鼎己巳才八年，而又至朔同日，決無是理。
其為誤也何疑？ 又按：《洪範》篇自有傳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皆承上文箕、畢二星來，無易說者。
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為主，五星衝照之而風雨生焉。
是月之從五星，又非盡貼經星言曆。
曆驗而不爽。
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間；義之奧者，亦必越數千年而漸顯露也。
為載其說於此。
或問：「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出《詩·小雅》，「月離於箕則風揚沙」出《春秋緯》文。
鄭康成引緯文以釋《書》則可，今孔安國雲爾，豈非《書傳》出哀平後之一證哉？子何不及？餘曰：穎達《疏》亦有此意，然《漢·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
下即以書星有好風，似從來有此占驗。
作《春秋緯》者，亦述之雲爾，非其鑿空。
《書傳》即真出武帝時，何妨作是解。
史《天官書》不有軫星好風，星占不有東井好風雨說乎？蓋列宿各有性情也，以此難安國，未足結其舌。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並雲：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
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雲：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又按：《書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
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說。
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
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曆》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曆，夏入陽曆，則月行青道；夏入陰曆，冬入陽曆，則月行白道；秋入陰曆，春入陽曆，則月行朱道；春入陰曆，秋入陽曆，則月行黑道。
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合於四正、四維。
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
迨元郭守敬，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
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
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
天首、天尾，即羅與計也。
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道相去六度者是也。
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
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
凡十九年而遍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
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
某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
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於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
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
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於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於冬夏者半交，在春秋。
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明八道也。
要之，月道豈止於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故一行《大衍曆》增損九道為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以一定。
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為七十二候，以究九道。
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為益密矣。
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
惟守敬則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
夫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即計羅之行度也。
以計羅之行度，而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間，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
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
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曆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遍九道。
與班《志》、一行之說大約相仿，特此為尤密雲。
或雲：白道一周，以交於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
月道出入於黃道，而黃道又出入於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
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斂一度有半，而密移於黃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
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於黃道，而又當求之於赤道，然後為至當而不可易也。
約而論之，天之有赤道，亙古不易者也。
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於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
白交於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
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
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於如此。
要其為差一也。
日之為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
則月之為差，亦何怪古曆之未盡，曆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雲：「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
予獨怪其上「美珠謂之璿」解錯。
案《說文》，璿，美玉也。
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宋史·天文志》亦雲璿者，珠之屬也）？憶《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郭璞《注》，璿，玉類也。
餘謂此似玉之珠耳。
觀下稱燭銀可證。
《說文》璣珠不圓者，想以此疑互遂解作珠乎？至璣，機也，亦未安。
蓋當解曰：璣，器名。
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
穎達《疏》，璣為轉運，衡為橫簫是也。
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
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遺「之」字，蔡《傳》亦爾。
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四字，並非。
又按：歷家之說，以北鬥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出《晉書·天文志》。
蔡《傳》亦疑，謂詳經文簡質，不應北鬥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
頗是，然惜未盡。
予嘗謂，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帝嚳序星辰以著眾，亦是大概。
星有其名，未必如晉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盡有名目，如是之詳。
如北鬥第一至第四星為魁，第五至第七星為杓，如斯而已。
至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分明是有《堯典》以後，人據《堯典》之文以分名其七星。
猶尾後一星，主章祝巫官也，初未必名，隻緣《莊子》有傅說「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之文，人遂名是星為傅說。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初蓋名天馬，人緣春秋末有王良，善禦者也，死而上配是星，曰王良，後反曰王良亦名天馬矣。
推之造父、伯樂皆然。
若軫旁一小星曰長沙，下應其地，秦是以名郡，漢以名國。
婺女星應金華，隋平陳，是以置婺州其地，又不可與前同日語。
予又謂，禹主名山川，《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亦是指天下崇山巨川言，那得一一悉予以名。
如陸機山自起於晉以後，郎官湖自名於唐之中。
豈得謂自有宇宙便有山川，而名即隨之以出哉？仰觀俯察者，由是說而通之，可以無紛紛之議矣。
又按：《潛丘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
曰：衛樸推日食三十六，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獨」之一字固非。
近黃太衝謂是年二月有閏，三月應食，尤非。
蓋餘推步以授時，莊公十八年乙巳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
既不入食限，則夜亦不食。
《春秋》推三月食，見其不食，遂疑而不書日朔，穀梁以為夜食，則鑿矣。
法推是歲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壬子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
《元史》曰：蓋誤五為三也。
又以《時憲》上推莊公十八年三月朔實會五十 ○日一十時三十一分（從甲子算起，該癸酉日已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宮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實五十九日一時二十八分，得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從甲子算起，該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時》則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與《授時》同）。
太衝明知三月朔不入食限，乃欲以五月實會交周之數移至三月，謂與《春秋》吻合，以駁《大衍》《授時》之誤。
借有閏月以為解，其誣天且誣人也，甚矣。
又《潛丘劄記》曰：黃太衝言一年兩食者有之，亦未盡。
竟有三食者，《晉書·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並日蝕，是歲有閏十二月壬午朔又蝕，蓋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故食者三及。
予推以《授時》法，惠帝光熙元年丙寅歲距至元辛巳積九百七十五年，中積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經朔二十四日四九五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八（戊子日辰正三刻合朔），交泛 ○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經朔二十一日六七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 ○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經朔一十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 ○二八三一一（癸未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 ○日八二一 ○九。
九（入日食限）是年該閏十一月，劉義叟《長曆》作八月，自其曆疏之故。
而三次俱入食限，惟正月、七月加時，在晝能見日蝕。
十二月經朔則壬午日，而定朔在癸未，日子時乃夜食，不見。
想當日曆官見入食限，已先期奏報日食矣。
屆期洛陽或有陰雲，遂疑日食在天，書之史冊而流傳至今。
既無有知其夜食者，又安從知朔日之非壬午哉？《綱目》書法曰：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書而已矣。
其實夜食不為災，不應書史冊，此非劉友益所知。
又曰：日食，三朝大異也。
武帝世曾再書矣（鹹寧三年正月景子朔，四年正月庚午朔，並日蝕）。
於是又頻三年見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年正月戊申朔，九年正月壬申朔，並日蝕），雖歷代亦未有。
餘嘗以法推，知其合者，武帝鹹寧三年、太康八年正月朔入日食限是。
有推之不見其合者，鹹寧四年、太康七年是。
然雖不合，此二年去交未遠，想當日曆官偶誤推，遂先期奏報，與惠帝時同。
至太康九年正月壬申朔去交已遠，縱曆疏，不應如是推，自屬傳寫之訛。
此不待以歷知者，奈何昭垂史冊，警相告語，以為天未有之變乎？竊以儒生於歷，竟可謂萬古如長夜。
○第八十三 餘向謂，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
茲且見之曆法矣。
劉歆《三統曆》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康午朏」之文，知是月戊辰朔。
以特關曆法，雖孔壁零章逸句，亦不忍棄。
餘故從而信焉。
然未推以曆，今以《授時》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積八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 ○九，冬至四十五日四 ○四 ○九一（己酉日），天正經朔三十六日八 ○一三九六（庚子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則庚午實為月之三日。
蓋康王十二年歲在甲戌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數也。
唐一行《大衍曆》則以康王十二年為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
餘考之，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豈若皇極數之鑿然者哉？因推以《授時》，康王乙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四十三日一二三一 ○四（丁未日），閏餘二十七日五 ○七一五三（周正閏三月，夏正閏正月），天正經朔一十 ○日六一五九五一（甲戌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七日八 ○ ○四 ○九（辛未日），是月無戊辰、庚午。
或曰：《竹書紀年》用夏正，安知六月非建未？又步至建未之月，經朔六日八六 ○六九（庚午日），朔也，非朏也，果皆不合。
蓋天下最可信者經，而邵子數之可信，則以其與經相表裏。
天祚宋代絕學，有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中言心、言性、言仁、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於一。
邵子出而數明。
凡《堯典》二帝之載數，《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
此七年即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
《呂刑》「王享國百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
此百年謂《書》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闕寒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
豈非數往者，順邵子，不啻足蹈之；知來者，逆邵子，不啻目睹之。
上下千萬載，罔或抵捂者。
草廬曰：孔子之後，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按：餘向援唐孔氏《疏》，周公營洛，此年閏九月，故戊辰得為十二月晦。
未自推以曆，今試推之，乃知置閏不同，一也；月小大不同，二也；《漢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此推甲戌朔，己醜望，不同三也。
成王七年壬辰歲距積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積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 ○日 ○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 ○二 ○一七九（己巳日），閏餘二十 ○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閏八月，夏正閏六月），天正經朔四十一日八九三 ○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醜經朔一十 ○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經朔四十 ○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經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經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 ○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經朔九日 ○四六 ○ ○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經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經朔八日一 ○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閏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