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近世哲學史

關燈
第一章 清儒之标榜漢學 自王學之衰專事浮談,人鮮實學。

    雖得東林諸君子振之,而亦氣節之士多,經濟之士少。

    故及流寇之起,滿清乘之,入主中夏。

    士大夫前仆後繼,斷脰捐踵,而曾無救于滅亡。

    于是當時有識之士,至以亡國之罪歸之講學者。

    顧亭林雲:“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談淡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

    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

    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将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又雲:“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

    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于今,則王伯安之良知足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

    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條)此其指斥陽明,可謂至矣。

    然猶未至罪及宋之程、朱也。

    故其為《下學指南序》(《亭林文集》)曰:“别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學。

    ”曰:“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

    ”蓋亭林立身行己,極服膺紫陽。

    是故江藩(甘泉人,号鄭堂。

    少嘗及惠棟之門)作《漢學師承記》推木本水源之意,以亭林附于卷末。

    以為有清諸儒,深究經旨,與兩漢同風,實由亭林啟之。

    而猶不能無病其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者,此也。

    專攻程、朱,始于毛大可奇齡(蕭山人。

    生于明,死于清康熙間。

    所著有《大學知本圖說》、《中庸說》、《論語稽求篇》,皆攻擊宋儒,而《四書改錯》诋朱子尤甚)。

    而李恕谷學于顔習齋,兼出大可之門,其《與方望溪(苞)書》乃謂:“宋後二氏學興。

    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内視,論性談天。

    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

    ”(見《恕谷集》)又言:“宋儒内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

    養心必養為無用之心,緻虛守寂。

    修身必修為無用之身,徐言緩步。

    為學必為無用之學,閉門誦讀。

    ”(《恕谷年譜》卷上)與習齋謂:“朱子之道,千年大行。

    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

    ”(《朱子語類評》)同于程、朱諸儒,诋毀不遺餘力。

    然顔、李之學,當時傳者不廣。

    及惠氏(士奇,字天牧。

    子棟,字定宇)、戴氏(震)出,一意訓诂之學。

    以為:“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

    譬之适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

    ”(《東原集·古經解鈎沈序》)于是謂:“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

    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胡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

    ”(《東原集·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蓋至是而所謂漢學者,始奪宋學之席。

    而後生小子,稍習章句,即莫不以诟病理學為能事矣。

    然吾觀有清諸儒,于訓诂考據名物象數之誼,固多發明。

    至其能成一家之言,冒天下之理,而不失矩矱,若顧、若黃(宗羲)、若孫(奇逢)李(颙)、若張(履詳)陸(世儀),皆承宋學之流風。

    而所謂漢學家者,自東原戴氏一二人外,鮮能以議論自見。

    至如顔、李之徒,又非漢學所可範圍。

    故或謂漢學盛而宋學衰,宋學衰而中國無複有自有之哲學,未為過也。

    抑漢學大師,首推惠、戴。

    而惠天牧手書楹帖,猶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

    ”病程、朱之空疏則有之,于程、朱之踐履,未始有間言也。

    即江藩作《漢學師承記》,極力标榜漢學,亦取孫、李諸儒,纂為“宋學淵源”一記。

    謂:“懼斯道之将墜,恥躬行之不逮。

    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為善。

    ”(《宋學淵源記序》)其欲調停兩家之意,委曲可見。

    降及道、鹹以後,政既不綱,士習亦壞。

    樂漢學之不及身心,可以縱恣而無忌,遂窟穴其中,專以挦摭宋儒之小疵,為效忠漢學之長技。

    而高明入于辟邪,中庸流為阘茸,至是宋學既不複存,而漢學亦即全非矣。

    是故方東樹(桐城人,字植之。

    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卒于鹹豐元年。

    嘗從學于姚姬傳鼐,以諸生終)著《漢學商兌》力辨訓诂考證之破碎,而程、朱之學之不可誣。

    然雖龂龂其間,而學力不逮,卒亦無所樹立。

    至若畸人異士,埋迹蒿萊,閉門講習,雖有其人,亦潛龍之業,其道未光于天下。

    先時漢學之徒,斥宋明諸儒舍一死報國更無表見,而自清末以迄今日,士夫之寡廉喪恥,苟免一時,其視宋明氣節之盛,相去乃更不知道裡幾許。

    然則學術之消息,不亦大可知哉!而無識之士,猶欲揚漢學已死之灰,以為是與歐西科學精神相吻合,舍本逐末,泛濫無歸。

    吾不知所謂科學者,其果如是否也。

    然而欲恃此以為立國之本,則吾有所不忍言者矣。

     宋明諸儒,雖有異同,而其源要出于佛氏,蓋風之所被,未有不與俱化者也。

    獨怪基督教自明萬曆間入中國,一時士夫頗多與其徒交遊者。

    而由明逮清,儒者之書,鮮道及之。

    以吾所見,陸桴亭《思辨錄》有曰:“天地間隻有陰陽,陰陽隻有五行。

    釋氏之地水火風,邵子之水火土石,西教之天地氣火(本地水氣火,桴亭誤作天地氣火,想系得之傳聞,故有此舛。

    不然,則刊其書者失之),總欠自然。

    ”(《思辨錄輯要》後集卷二天道類)次則應潛齋作《性理大中》(潛齋名撝謙,浙江仁和人。

    生于明,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于論天地氣候之變,頗稱西士熊氏之說(即熊三拔),推為精當(《性理大中》卷二十一、二十二)。

    又為《天教論》謂:“嘗念佛生于中國之坤方,則西北乾方,必有偏陽之教與其道相反者。

    聞歐羅巴人在中國西北,尊天而賤地,殆即此乎。

    及詢之兩人,果得所謂天主者。

    蓋生于漢哀帝時如德亞國。

    起匹夫,其國徒衆,翕然從之,化被遠近。

    殁後于幾百年,而西北諸國盡從其教。

    吾觀《幾何》一書,用點畫曲直,盡萬形之變。

    天下之易知,誠無如此者。

    然而其為道不簡,從事于此,必至于殺精。

    吾觀《金剛》一書(此指《金剛經》),以無住生心,化被區域。

    天下之簡能,誠無如此者。

    然而其為道不易,從事于此,必至于滅神。

    天主罹患于西北,則陽亢故也。

    釋迦剝膚于西南,則陰亢故也。

    西北之人,以無不知為貴,故樂于用心。

    從事于此,則自生神。

    西南之人,以無知為貴,故樂于息心。

    從事于此,則自生精。

    極其教,則陽過者殺,陰過者滅矣。

    西北者,其天道之失中者乎?西南者,其地道之失中者乎?”本《易》理以論釋迦、基督之教,以為各有所取,亦儒者之所罕見。

    然亦即自謂未多見其書,其道不能詳,故所言全出之揣度。

    至以《幾何》之書與基督之教,并為一談,是可哂也。

    竊嘗推究其故,蓋明時西來之士,如利瑪窦、熊三拔之輩,其所持以炫吾國人者,在其技巧,而不在其宗教。

    即言事天愛物,與中土舊談,初無所異。

    故李之藻序利氏《天主釋義》(之藻,浙江仁和人。

    萬曆進士,官至太仆寺少卿。

    其所譯《名理探》,為名學最初之譯本)謂其:“小心昭事大旨,與經傳所記,如券斯合。

    ”而龐迪我《七克》一書,以貪傲饕淫怠妒忿,謂之七賊,欲以施舍謙讓克之,其文絕美。

    熊明遇為之序(明遇,江西進賢人。

    萬曆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東林黨人也),亦曰:“遏欲存理,歸本事天。

    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

    ”雲雲。

    是故當時學士大夫之于彼教,樂道其曆數星象之學者多,而向往其潔身修禳之術者少;入其笠以招之者多,棄其學而學焉者少。

    彼之不能益于我,由我之無所取于彼,非必深閉而固拒之也。

    至若天堂地獄之說,竊之佛氏,我所餍聞。

    糟粕之談,不當一盼。

    況自千七百四年,羅馬教廷有不認奉祀祖先之令,與中土之俗更生扞格。

    于是康熙四十六年,遂幽禁教皇使臣于澳門,而各地教士,亦遭驅逐。

    舉曆數星象幾何制造之學,向所震驚以為窮神緻化者,視如毒螫,而況其教乎哉!故明、清之基督教,不能與齊、梁以來之佛教比者,教有不同,亦勢有不同也。

     第二章 孫夏峰 附湯潛庵 清初諸儒,以孫夏峰最為老師。

    夏峰名奇逢,字啟泰,一字鐘元。

    直隸容城人,生于明萬曆十二年。

    年十七舉鄉試。

    居京師,與左忠毅公光鬥、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以氣節相尚。

    當魏閹亂政,東林黨獄起,忠毅、忠節、忠介先後被逮,夏峰百計營救,不得。

    卒經紀其喪,以各歸于其鄉。

    以故義聲震一時。

    當時與營救之役者,夏峰外為定興鹿正、新城張果中,稱為範陽三烈士。

    正,忠節公善繼之父也。

    夏峰與善繼友善,而夏峰家貧,嘗與論學,自辰至日昃,始得豆面作羹,夏峰怡然,無不足之色。

    及明之亡,夏峰已六十。

    清順治康熙中,屢征不起。

    晚歲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且康節、魯齋講學之地也,乃移家輝縣夏峰村。

    築堂曰兼山,讀《易》其中。

    而率子弟躬耕以自給。

    四方來問學者,随其淺深高下,必開以性之所近。

    使自力于庸行。

    有願留者,亦授田使耕。

    所居遂成聚焉。

    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

    梨洲纂《明儒學案》時,夏峰已先死,故收而傳之。

    而謂:“北方學者,大概出于其門。

    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要不可沒。

    ”又謂:“歲癸醜作詩寄羲,勉以蕺山薪傳。

    讀而愧之。

    ”即其傾倒可知矣。

     夏峰之學,得力陽明為多,而更和通朱子之學(《夏峰集·寄張蓬軒書》稱“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于陸、王亦甚喜之。

    ”其自言如此。

    謝無量《哲學史》乃謂夏峰以陽明為宗,晚始和通朱子之學。

    蓋未讀《夏峰集》,以意為之者)。

    其著《理學宗傳》自稱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二十年。

    蓋一生精力,全在此書。

    以周子、兩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象山、薛敬軒、王陽明、羅整庵、顧泾陽十一人者,為正宗。

    而自董仲舒以至金忠節铉、陳幾亭龍正凡若幹人,則撰為《漢隋唐宋元明諸儒考》。

    若宋之楊慈湖、明之王龍溪等,其學稍異于正者,又别為附錄焉。

    自元以來,朱、陸異同,時有诤言。

    及陽明出而所謂程、朱之學,陸、王之學,壁壘益嚴,畛域益深。

    主陸、王者,诋程、朱為支離;祖程、朱者,斥陸、王為橫決。

    夏峰則以為支分派别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四書近指序》中語)。

    故曰:“朱則成其為朱,陸則成其為陸。

    學人不必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

    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着眼。

    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于揖讓,清不同于任,任不同于和。

    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

    ”(《寄張蓬軒書》。

    中有節文)又曰:“朱、王入門原有不同。

    及其歸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

    ”(《答常二河書》)其《理學宗傳》以陸次朱,以羅、顧次王,合二派而一之者,由此意也。

    抑夏峰之學,一以自得為主。

    嘗曰:“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

    ’是無時無處,莫非天理之流行也。

    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己體貼出來。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己體貼出來。

    主靜無欲,是周子自己體貼出來。

    良知,是陽明自己體貼出來。

    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聞道。

    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

    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語錄》)又曰:“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強謂了然。

    如此之病,最難醫治。

    ”(同上)故其《與魏蓮陸(名一鳌,保定人)書》申述纂輯《宗傳》之旨,即曰:“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為陽明?須行陽明之行,心陽明之心,始成其為陽明。

    言紫陽之言者,豈遂為紫陽?須行紫陽之行,心紫陽之心始成其為紫陽。

    我輩今日,要真實為紫陽為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

    各從自心白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随各人之時勢,做得滿足無遺憾。

    方無愧紫陽與陽明。

    ”由此觀之,則夏峰所得得之紫陽、陽明,而實非得之紫陽、陽明,仍得之于己耳。

    (《夏峰集》有《識吾說》可見)唯然,斯其所以能和通紫陽、陽明也欤!夏峰所著書,《理學宗傳》外,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指》、《理學傳心纂要》等,而詩文雜著語錄,則合并為《夏峰集》共十六卷。

     夏峰以隐遁終,而其弟子湯斌,則以理學仕清為名臣,官至兵部尚書。

    斌,河南睢州人。

    字孔伯,一字荊岘,晚号潛庵。

    其學一依夏峰,于朱、陸不執同異。

    所著《洛學編》雖限于洛中一隅,而首列杜子春、鐘興(皆漢儒),與夏峰《理學宗傳》立《漢儒考》同一意。

    蓋不獨欲調和朱、陸,兼欲調和漢、宋。

    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

    而正人心,在崇經術。

    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

    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删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于千百。

    其時士大夫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

    重經之效也。

    ”又曰:“《宋史》道學、儒林,厘為二傳。

    而道學、經學自此分。

    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

    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

    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

    ”(《潛庵遺稿》,有節文)凡此皆異日漢學之士,所喋喋以為攻擊宋儒之議者,而不知潛庵已先發之。

    蓋風氣之變,至此已見其端(夏峰《題費此度中傳論》亦雲宋儒尋求墜緒,皆賴漢儒之力)。

    然而潛庵宅心之平,其過漢學家遠矣。

    潛庵巡撫江蘇時,興學校,廢淫祀,所請蠲免賦額甚巨。

    臨去敝簏數肩,一物不增于來時。

    嘗言:“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

    今諸儒之學備矣。

    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

    第患不力行耳。

    ”(《潛庵語錄》)及居尚書,為忌者所中,禍不測。

    或勸委曲權要以自解,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

    ”或又勸盍發忌者陰私以纾禍,曰:“吾不屑為也。

    ”觀此,潛庵之學力可以見矣。

    潛庵生明天啟七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

    年六十一。

    所著書曰《洛學編》《潛庵遺稿》《潛庵語錄》《蘇州奏疏》。

    乾隆元年,賜谥文正。

     第三章 陸桴亭 附陸稼書 當孫夏峰以陽明和通程、朱講學于北,而陸桴亭亦以紫陽和通陸、王講學于南。

    桴亭名世儀,字道威。

    蘇之太倉人。

    生于明萬曆三十九年。

    少有經世之志。

    南都之建,嘗上書言事。

    又嘗參人軍幕。

    既解,乃鑿地寬可十畝,築亭其中,高卧閉關謝客。

    其自号桴亭者以此。

    初講學東林,已講于毗陵,複歸講于裡中。

    當事屢欲薦之,力辭而免。

    清康熙十一年卒。

    年六十二。

    所著有《思辨錄》、《思辨錄後集》、《性善圖說》、《詩文集》、《儒宗理要》、《治通》、《治鄉三約》、《禮衡》、《易窺》、《詩鑒》、《書鑒》、《春秋讨論》、《讀史筆記》、《城守要略》、《八陣法門》等。

    而《思辨錄》為先生自紀所得之書,尤足觇其學力。

    有雲:“隻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

    ”“敬如日月在胸,萬物無不畢照。

    ”“能觀物理,便見得虛空劈塞,都無空隙處。

    ”其自得如此。

    故其論學教人,一本朱子居敬窮理之旨。

    曰:“居敬窮理四字,是學者學聖人第一工夫。

    徹上徹下,徹首徹尾,總隻此四字。

    ”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即大居敬而貴窮理。

    ”陸稼書為《思辨錄》作序,稱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于程、朱”者,此也。

    然先生即亦曰:“陸象山人物甚偉,其語錄議論甚高,氣象甚闊。

    初學者讀之,可以開拓心胸。

    ”曰:“陸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麼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又曰:大世界不享,卻要占個小蹊徑;大人不作,卻要為小兒态,直是可惜。

    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讀以上數語,皆可令人感發興起,志于聖人之道。

    ”曰:“王新建于緻知之中,增一良字,極有功于後學。

    ”曰:“陽明先生社學法最好。

    欲教童子歌詩習禮,以發其志意,肅其威儀。

    ”(以上皆《思辨錄》)則于象山、陽明,皆極傾倒。

    其稍稍有不足之辭者,以欲防末學橫流之失,不得不言之益慎耳。

    且吾嘗讀《桴亭詩文集》矣,其《與張受先論學書》謂:“嘗讀先儒語錄,至鵝湖一會,未嘗不踴躍思慕,咤為絕盛。

    又未嘗不歎息追悼,痛其開千古辯争之門也。

    蓋自世遠言湮,天下萬世之望孔氏門牆而趨者,蓋無幾矣。

    其不幸而同趨之中,又有異趨者焉。

    自孔子秉铎于上,顔、曾、遊、夏皆出其門,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

    而況數千百年之遠,學問師傳,入門得力,各有所見。

    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謂友朋相遇,當各言其所得。

    苟其所志同、所學同,所師傳得力又同,則坦然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

    如或不然,則亦欿然不自滿,退然不自勝,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以俟諸天下萬世之公評而已矣。

    彼此互辯,兩賢相厄,豈所望于有道者邪!”知入門得力,各有所見,而不同為不足怪。

    故雖主程、朱,而亦兼用陸、王,此正先生之所以成其為廣大。

    而唐鏡海(名鑒,湖南善化人。

    嘉慶進士,官至太常卿)作《學案小識》,乃必欲推尊先生,謂其謹守程、朱家法。

    一孔之見,真不足與語大儒之事也。

     桴亭鑒于明儒空疏之失,故其學凡象緯、律曆、兵農、禮樂,以及當代刑政、河漕、鹽屯諸務,無不窮究。

    嘗曰:“聖人生末世,真是任大責重。

    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前人已壞之法,皆其事也。

    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前賢未備之書,皆其職也。

    ”又曰:“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日所當學者,正不止六藝。

    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

    俗儒不知内聖外王之學,徒高談性命,無補于世。

    此當世所以來迂拙之诮也。

    ”今《思辨錄》有《讀書目錄》,分十年誦讀、十年講貫、十年涉獵。

    自經史、詩文、諸儒語錄,以至天文、地理、農田、水利、兵法之書皆備。

    而尤緻意于《本朝事實》、《本朝典禮》、《本朝律令》。

    注曰:此三書最為知今之要。

    若先生之學,真無愧于經世緻用者矣。

    然博學之功,仍須一反之笃行。

    故又曰:“學問從緻知得者較淺,從力行得者較深。

    所謂躬行心得也。

    ”(以上皆《思辨錄》)曰:“儒者甯可行過乎言,質過乎文。

    ”(《思辨後錄》)蓋以體用言,即兩不可廢。

    故曰:“君子進德修業。

    德者,體之立也,内聖之所由積也。

    業者,用之著也,外王之所由成也。

    ”(《文集·講學紀事序》)以本末言,即本尤重于末。

    故曰:“道之外無學,道學之外無人。

    ”(《思辨錄》)是故桴亭之學,既殊腐儒之空疏,而亦不同俗學之泛濫。

    荀子以“以淺持博,以一持萬”謂之大儒,若先生者,蓋可以當之矣。

     桴亭言性,有與前儒不同者,其詳在《性善圖說》。

    而大略則具于論高、顧兩公(即景逸、泾陽)語錄大旨。

    蓋其東林講學之文也。

    曰:“人性之善,不必在天命上看,正要在氣質上看。

    何以言之?性字是公共的。

    人有性,物亦有性。

    禽獸有性,草術有性。

    若在天命上看,未著于人,未著于物。

    人之性即物之性,物之性即人之性,無所分别也。

    無所分别,而謂之至善,則人至善,物亦至善。

    何以見得至善必當歸之于人?惟就氣質之性上看,則人之性不同于物之性,禽獸之性不同于草木之性。

    人得其全,物得其偏。

    人得其靈,物得其蠢。

    人得其通,物得其塞。

    其為至善,必斷斷屬之于人無疑。

    人苟實見得此理,則天命之性,固是至善,氣質之性,亦是至善。

    學問之功,愈不可少。

    何以言之?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固不須學問,而亦着不得學問。

    氣質之性,幸不同于草木鳥獸矣,然不學,則善者亦歸于不善。

    且看禽獸草木,同是氣質,惟不知學,不能學,則終不能善。

    故曰:人為萬物之靈,人之氣質之性,亦至善也。

    ”(《文集》)桴亭自言從《易·系》“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悟入。

    吾則以為有感于明儒自龍溪、心齋以後,言性者墜入渺茫,故轉從氣質有形處尋一着落,以救其一時之弊耳。

    其言曰:“近來論性,隻是二種。

    一種是遵程、朱之言,跬步不失。

    說義理,說氣質,隻在文義上依樣葫蘆,未見真的。

    其為弊似乎有二性。

    一則離卻氣質,全說本然,極是高明。

    而其下稍全是打合釋、老,離經叛道。

    二者之失惟均。

    然高明之為害更大,學者不可不知。

    ”(《思辨錄後集》)觀此,意固可見。

    然而曰:“氣質二字,因張子與天地之性分别後,諸儒皆作不好的說,以後遞相傳習。

    人但一說着氣質,便道是不好的物,隻要離去他。

    不知氣隻是天氣,質隻是地質。

    除了天,更無氣。

    除了地,更無質。

    是氣質即天地所命。

    惟天賦以如是之氣質,故有如是之理。

    但聖人則能踐形,而衆人則不能踐形耳。

    豈可以形色為非天性乎!”此則足以箝自來言理氣者歧而二之之口,大有功于理學者也。

    與桴亭同講學者,有盛聖傳敬、陳言夏瑚、江虞九士韶。

    當時稱曰四先生。

    聖傳、虞九,嘗取桴亭《思辨錄》分類彙纂,以為《輯要》。

    言夏有《确庵文》,或并《桴亭文》錄而刻之,曰《陸陳兩先生文鈔》。

     清初儒者,二陸并稱。

    一桴亭,一則陸稼書也。

    然稼書實非桴亭比。

    稼書,名隴其。

    浙之平湖人。

    生明崇祯三年,以清康熙九年,成進士。

    授江南嘉定令,轉直隸靈壽令,皆有治迹。

    征入都,授四川道監察禦史。

    以争捐納事,為政府所齮齕,移疾歸,屏居華亭泖上。

    茅屋數椽,布衣蔬食,足迹不入城市。

    康熙三十一年,感末疾卒。

    年六十有三。

    乾隆元年,賜谥清獻。

    所著有《三魚堂文集》。

    而官靈壽時,與諸生朔望講論,輯之以為《松陽講義》。

    稼書之學,一主程、朱,而力攻陽明。

    嘗為《學術辨》曰:“陽明以禅之實,而托于儒。

    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

    然其所以為禅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禅。

    知禅,則知陽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

    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

    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

    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

    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即心也。

    若夫禅者,則以知覺為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為心。

    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

    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為性。

    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

    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們所謂良知。

    又曰:良知即天理。

    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

    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诘,而其大旨,亦可睹矣。

    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于我何有。

    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不敢肆然決裂也。

    則又為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

    非若禅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