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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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笞捶之辱。
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則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
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裡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甚有自身為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得與之為市者,生員也。
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
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是坑儒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
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裡,遠或萬裡,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膠固,牢不可解。
書牍交于道路,請托遍于官曹。
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倒持之,皆此之由也…… 顧炎武寫這篇文章的時期,定當此種罪惡嚴重的時期。
而此秀才或上等遊民寄生蟲的本質,直至今日,根本上未有變更,不過他的名目,換上了“大學畢業生”。
當然不是全體都是惡棍,各城鎮各鄉村也有自好謙讓、節儉而知足的讀書人,他們是屬于被壓迫階級而非屬于壓迫階級的,因為他們自甘安貧而不争。
市鎮上偶爾也有一二高尚的學者,他們不願踏進科場,而終生獻身學術。
有價值的著作,僅能期之于此輩學者,否則應期之才具較高的士大夫階級文人。
話雖如此,從大體上講,老學究比之現代大學畢業生還是來得高明。
他的世界地理的知識或許不甚可靠,不過他的德性與禮義的訓練實較為透徹。
舊式和新式的教育制度,大家都上了一個愚昧信仰的大當,蓋他們誤信知識才學的高低可以用赓續的考試方法來測量的。
考試制度由其本質的性能,不能不是機械式的,不能不集中注意于知識量的蓄藏,而忽略判斷的智質之發展。
因為鑒識力是不容易分等級的,也不是容易用分數品評的,至于出一個羅馬迦太基戰争日期的問題,則其答案可以用分數來評分了。
任何大學考試,都是同一性質,學生總能接到通知後一星期内預備之,否則大家都得不及格了。
任何知識,凡能在一星期内預備速成強記者,其遺忘之速亦如是,防免應急速成的考試方法,至今尚未發明,而受其欺的可憐蟲,隻是那些大學教授,他們真會相信他們的學生确實明了所學的科目。
舊式的學府制度,不論鄉村的學塾或書院(高級的學府)顯然較優越于現代學校,事實極簡單,即是他的學業進修,不是依賴學程分數為手段的,至于科舉考試,那是例外。
舊時學府,是一個師傳監護制度,教師很明了學生讀過什麼書,未讀過什麼書,教師與學生之間,有着很密切的關系。
沒有人升級,也沒有人畢業,也沒有人為了文憑獎狀而求學,因為沒有這種設備。
總之,沒有人必須依照規定時期而前進,隻須守候最驽骀分子趕上标準限度。
沒有人被動地每星期三上午必須讀三頁經濟學而停止于第二節。
倘若高興,他可以一口氣讀完這麼一章,其實讀書時倘真感興趣,是應該如此的。
總說一句,無人能相信,亦不能使人相信,謂把心理學、宗教、推銷術、英國憲法史這樣疊床架鋪地累積起來,可以培養出一個有學問的人。
沒有人相信,也不能相信,謂試驗一個人對于莎士比亞樂府體會程度,可用下述的方法:解釋莎翁名著的一節,或出一個問題,問他《奧西羅》(Othello)的著作日期,或叫他回答伊麗莎白(Elizabeth)時代的慣用語。
大學教育惟一所能施于人者,為使他引起嫌惡伊麗莎白的慣用語,嫌惡特?佛勞倫注解的心理,緻使他其餘的半世不欲一讀莎翁著作有如逃避毒藥。
五、散文 中國的古典文學中,優美之散文很少,這一個批評或許顯得不甚公平而需要相當之說明。
不差,确有許多聲調铿锵的文章,作風高尚而具美藝的價值,也有不少散文詩式的散文,由他們的用字的聲調看來,顯然是可歌的。
實實在在,正常的誦讀文章的方法,不論在學校或在家庭,确是在歌唱它們。
這種誦讀文章的方法,在英文中找不到一個适當的字眼來形容它。
這裡所謂唱,乃系逐行高聲朗讀,用一種有規律、誇張的發聲,不是依照每個字的特殊發音,卻是依照通篇融和調子所估量的音節徐疾度,有些相像于基督教會主教之宣讀訓詞,不過遠較為拉長而已。
此種散文詩式的散文風格至五六世紀骈俪文而大壞,此骈俪文的格調,直自賦衍化而來,大體用于朝廷的頌贊,其不自然仿佛宮體詩,拙劣無殊俄羅斯舞曲。
骈俪文以四字句六字句骈偶而交織,故稱為四六文,亦稱骈體。
此種骈體文的寫作,隻有用矯揉造作的字句,完全與當時現實的生活相脫離。
無論是骈俪文、散文詩式的散文、賦,都不是優良的散文。
他們的被稱為優良,隻有當用不正确的文學标準評判的時候。
所謂優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見乃系指一種散文具有甜暢的圍爐閑話的風緻,像大小說家第福(Defoe)、司惠夫脫(Swift)或波司威而(Boswell)的筆墨然者。
那很明白,這樣的散文,必須用現行的活的語言,才能寫得出來,而不是矯揉造作的語言所能勝任。
特殊優美的散文可從用白話寫的非古典文字的小說中見之。
但吾人現在先講古典文辭。
使用文言,雖以其特殊勁健之風格,不能寫成優美的散文。
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夠烘托現實生活的日常的事實,這一種工作,舊體的文言文是不配的。
第二,好散文必須要具有容納充分發揮才能的篇幅與輪廓,而古典文學的傳統傾向于文字的絕端簡約的,它專信仰簡練專注的筆法。
好散文不應該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惟一目的,卻在乎文雅。
好散文的進展必須用天然的大腳步跨過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動扭扭捏捏有似纏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部是造作的。
好散文殆将需用一萬至三萬字以充分描寫一個主要人物,例如斯得萊契(LyttonStrachey)或巴萊福特(GamalielBradford)的描寫筆墨。
而中國的傳記文常徘徊于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
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結構,而骈體文卻是顯明地過分平衡的。
總之,好散文一定要條暢通曉而娓娓動人,并有些拟人的。
而中國的文學藝術包藏于含蓄的手法,掩蓋作者的真情而剝奪文章的靈性。
吾人大概将巴望着侯朝宗細細膩膩地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寫一下,能給我們一篇至少長五千字的傳記。
誰知他的《李香君傳》恰恰隻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老太太寫了一篇褒揚懿德的哀啟。
緣于此種傳統,欲研究過去人物的生活資料将永遠摸索于三四百字的描寫之内,呈現一些極簡括素樸的事實大概。
實在的情形是文言文乃完全不适用于細論與傳記的,這就是為什麼寫小說者必須乞靈于土語方言的理由。
《左傳》為紀元前三世紀的作品,仍為記述戰争文字的權威。
司馬遷(紀元前一四○——八○)為中國散文第一大師,他的著作與當時的白話保持着密切接近的關系,甚至膽敢編入被後世譏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筆墨仍能保留雄視千古的豪偉氣魄,實非後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
王充(二七——一○七)寫的散文也很好,因為他能夠想到什麼寫什麼,而且反對妝飾過甚的文體。
可是從此以後,好散文幾成絕響。
文言文所注重的簡潔精煉的風格,可拿陶淵明(三六五——四二七)的《五柳先生傳》來做代表,這一篇文字,後人信為他自己的寫照,通篇文字恰恰隻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視為文學模範。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号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辄盡,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諸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簟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意,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這是一篇雅潔的散文,但是照我們的定義,它不是一篇好散文。
同時,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證據,它的語言是死的。
假定人們被迫隻有讀讀如此體裁的文字,它的表白如此含糊,事實如此淺薄,叙述如此乏味——其對于吾人智力的内容,将生何等影響呢? 這使人想到中國散文的智力内容之更重要的考慮,當你翻開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種迷失于雜亂短文的荒漠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覺,它包括論述、記事、傳記、序跋、碑銘和一些最駁雜的簡短筆記,有曆史的,有文學的,也有神怪的,而這些文集,充滿了中國圖書館與書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棟。
這些文集的顯著特性為每個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詩,是以每個文人都兼為詩人。
所宜知者,有幾位作家另有長篇專著,故所謂文集,自始即具有什錦的性能。
從另一方面考慮,此等短論、記事,包含着許多作家的文學精粹,他們被當作中國文學的代表作品。
中國學童學習文言作文時,須選讀許多此等論說記事,作為文學範本。
作更一步的考慮,這些文集是代表文學傾向極盛的民族之各代學者的巨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則使人覺得灰心而失望。
吾們或許用了太現代化的定則去批判它們,這定則根本與它們陌生的。
它們也存含有人類的素質、歡樂與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環境為吾人所欲知者。
但既生存于現代,吾人不得不用現代之定則以批判之。
當吾人讀歸有光之《先慈行狀》,蓋為當時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為當時文學運動的領袖,吾人不由想起這是一生勤勉學問的最高産物而吾人但發現他不過是純粹工匠式的模古語言,表被于這樣的内容之上,其内容則為特性的缺乏事實的空虛,與情感之淺薄。
吾人之感失望,誰曰不宜。
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準去搜尋它。
或為思想與情感的自由活躍,或為體裁、風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尋這樣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為非正統派的作者,帶一些左道旁門的色彩的。
他們既富有充實的才力,勢不能不有輕視體裁骸殼的天然傾向。
這樣的作者,随意舉幾個為例,即蘇東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龔自珍,他們都是智識的革命者,而他們的作品,往往受當時朝廷的苛評,或被禁止,或受貶斥。
他們有具個性的作風和思想,為正統派學者視為過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
六、文學與政治 那是天然因果,即語言的束縛産生思想的束縛。
文言是死的,緻不能正确恰當地表明一種思想。
他常茫然自失于暧昧模糊的通性裡,培育長大于這種通性而根本缺乏邏輯理論的訓練,中國文人常顯出論辯的極端稚态來。
思想與文學之懸殊,緻掀起一種環境,那裡思想與文學被視為彼此無關系的東西。
這使吾人想起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要明了中國政治,你必須先明了中國文學。
或許這裡吾們應該避免用文學二字,而說“文章”以代之。
這樣狂熱地崇拜文章,在國内已變成一種真實的精神病。
這在現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顯,不論是學生團體、商業機關、政黨,當草拟宣言或類此文件時,第一個想像,是怎樣使它音節嘹亮可誦,怎樣鋪排得字面美觀,而一個讀報者的第一個想像,亦為此等宣言之美麗可誦與否。
這樣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說不出一些事實而卻篇篇說得很美麗。
一個明顯的謊語倘用了優美的形式說出來,也可以受到贊美。
這樣,産生一種文章,當其譯成英文,便覺得十分可笑。
在一次最近的某一重要政黨所發表的宣言中有雲:“凡損害吾國主權,侵犯吾國疆土者,吾人将逐出之!凡危及世界和平者,吾人将制止之!吾人已下決心。
……吾人決出全力以赴之。
……吾人必須團結一緻。
……”一個現代的社會,殆将拒絕接受如此一篇宣言。
他們需要當前外交内政環境的更準确恰當的分析,他們需要知道用以抗拒侵略并制止破壞國際和平之方法與手段的更詳細的說明。
此種文學的惡癖有時導緻極端的無聊。
有如一個宣傳絲襪的廣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論文的形式,開端寫起“慨自東省失陷……”雲雲。
這并不就說中國人腦筋的簡單,他們的文學充滿了共通性,但卻不是簡單。
非但不簡單,此等庸俗的通性,不着邊際,說來奇怪,會發展成很優美的辭令。
中國人娴熟于此種文學訓練,習知怎樣探求言外之意,卻不是異國人所能有的本領。
由于外國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為低劣翻譯者之過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緻令外國記者罵中國人又罵自己,為了弄清楚此等用字聰明而無損于人的宣言的頭腦。
因為中國人曾經會發達一種文字矯飾的藝術——大緻緣于文言的單音節的特性,前面已經說過——而吾們又極崇拜文字。
吾們甚至賴文字而生活着,文字又可決定政治的立法的鬥争之勝負。
中國的内戰常以通電的形式先開一場筆戰。
平民大衆乃大可專心緻志地誦讀此等謾罵而斯文的互讦文電之往來,其内容或至為無恥的謊語。
當讀者辨味其文學體裁之孰為優美時,腦筋上固已體會出不祥之戰雲已彌漫于天際。
這在中文中叫做“先禮讓而後兵”。
凡政黨将發動革命,則指責中央政府為腐敗賣國,而中央政府則比較圓滑地請求革命黨“合作以維和平”,又說什麼“為了國家之團結”,“因為吾人生當國難時期”等等雲雲。
而同時雙方軍隊愈開愈近的接觸火線,而雙方的壕溝也愈掘愈深。
革命黨方面抓握住喊得響亮的口實,在大衆眼裡獲得了勝利了。
死的語言乃變成欺人的語言,隻要你用反面名字稱呼它,甚麼事情都是可以原諒的。
中國人善用文學的巧猾手腕,可舉下述為例。
當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鴉片公賣,它想出極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
現在吾們發現隻有這條标語才能順利推行這個政策,沒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
當中國中央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發現另一口号,叫做“長期抗戰”。
四川省有幾位軍閥仁兄,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竟異想天開,發明“懶稅”,此種捐稅乃課于一般懶惰不肯種植鴉片的農民。
後來四川省又發明了一種新稅叫做“利益稅”,這就是一種特稅,加于許多捐稅之上,而其原來的稅額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賦。
這種捐稅欲在人民與兵士之間産生一種好意,蓋将此稅支付給兵士,則欠饷的兵士不緻再勞自己動手以謀經濟出路了。
這就是為什麼吾們談論間常笑外國人之頭腦簡單。
此等文學上的妖孽,隻有在一個信仰僞妄的文學标準的民族才會發現,而實際上即為初級小學中用差誤方法教授作文的結果。
現代中國人,鑒于這種文學悲劇的演出,他們隻有二個辦法,而于此二者之間擇一而從。
第一,他們可以依從曆來傳統的文學觀念而柔順地把它當作美文學,美文學固無需乎與事實相連系——事實為著作所欲傳達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讀之,否則他必須要求字面與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個新的文學标準,須用一種語言更能表達一人的生活與思想者。
換言之,他應把那些冗長宣言的流行視為源于文學的惡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惡行。
但是他同時必須信仰除非這種的文學惡行根本肅清,則政治惡行亦将繼續不辍。
七、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為事實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發動了。
這個文學革命運動是由胡适與陳獨秀所領導,他們主張用白話文為文學工具。
在這一次運動之前,古時亦曾有過革命。
唐朝韓愈的反抗五六世紀之骈體文,主張使用簡明之體裁,導文學歸于比較健全的标準而給予吾人稍為可讀之散文。
但韓愈的革命運動卻是複古運動,是更遙遠的返于周代的文學形式。
這在觀點上仍不脫為經典的,他僅想努力仿古。
可是這件工作大不容易。
自經韓愈倡導之後,文學時尚逡巡于模仿周文與秦漢文之間,及韓愈本人成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為後代竟相模仿。
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學風尚乃成為模仿競争。
直到十六世紀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說:“現代的人,應該用現代語言寫作。
”這個主張,垂示給吾人一個健全的曆史眼光。
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兩位兄弟。
袁氏膽敢将通常社會慣用語,甚至土諺俗語寫入他的文章。
而有一時期,他的作風曾成為盛行的文學時,尚擁有相當信徒,自成一派,世稱公安派(公安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
他首先主張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縛。
他又說,寫文章的方法,隻消信手寫來。
他又主張個性獨立的文體,堅信文學隻為性靈之表觀,性靈不應加以壓迫。
但日常語與俗諺的使用馬上給正統派作者怒目而視,施以苛酷的批評。
而結果,袁中郎所收的報酬是在文學史中一束輕視的頭銜如“輕佻瑣細”、“粗俗不雅”、“非正統”。
直至一九三四年,這位性靈文學的始創者始從幾被全部埋沒的厄運中翻轉身來。
但袁中郎亦未有膽略或見識以主張白話的應用。
倒還是一般通俗小說的作者,他們蓋已放棄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們為求大衆的了解起見,不得不用白話來寫,這一來奠下了用活的現代語的文學之基石。
而當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話為文學工具的時候,他曾屢屢聲述這種基本工作已經前人替他徹底準備,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學工具寫作者,盡有現成的第一流模範作品放在面前。
因是而三四年間,白話文運動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緊接文學革命之後,有兩大重要變遷。
第一為尚性靈的淺近文體的寫作的培養,以周氏兄弟為代表,即周作人、周樹人(魯迅)。
所堪注意者,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響甚深。
第二個變遷即所謂中文之歐化,包括造句和字彙。
西洋名辭之介紹,實為自然的趨勢,因為舊有名辭已不足以表現現代的概念。
在一八九○年前後,為梁啟超氏所始創,但一九一七年之後,此風益熾。
鑒于一切時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體之歐化,誠微不足道但所介紹的文體既與中國固有語言如是格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
這情形在翻譯外國著作時尤為惡劣,它們對于中國通常讀者,其不合理與不可解,固為常事。
實在此等困難乃為翻譯者之罪,其理無他,即為他們的對于外國語言的通曉練達之不夠,使他們不得不一字一字地翻譯,而缺乏全句概念之體會。
試想那些把冗長英文關系句接連前行詞翻成中文之畸形,此關系句(中文中無此結構)乃易成一長串的形容句,在說出所要形容的一詞以前,可延長至數行之文句。
某幾種變遷顯然是進步,如寬散句法之介紹是。
又似把“假設”句段放于主句之後向為不可能者,觀已可能的有這樣寫法的了,這使散文大為柔和而具伸縮性。
中國散文還有光明的未來,假以時日,它可以匹敵任何國家的文學,無論在其力的方面或美的方面。
最好的現代英國散文乃以善描摹的具體文字,來自土著的英語,與來自拉丁派遺傳的具有确切意義與文學意味的文字的健全融和著稱的。
一種書寫的語言倘把下述種種辭句,如“新聞之嗅覺”、“知識之蛛網”、“語言之追逐”、“跨于勝利潮流之上”、“魯意喬治(LioydGeorge)向保守黨的賣弄風情”,當作好的标準英語,将仍保留為剛健的文學工具。
一個不正确的文學标準,它将抽去這些字眼像“嗅”、“蛛網”、“追逐”、“潮流”等等,而代以像“玩味”、“累積”、“傾向”、“前進”等等字眼,則将立刻失去其剛健的活力。
二種組織要素,具體字與抽象字,很豐富地含存于中國語言中。
它的基本結構始終是具體的,像盎格魯撒克遜文字,而古典文學的文學傳統遺給我們一部字彙,意義很精細而又新穎,相等于英文中的羅馬學語。
特此兩大元素經文學大匠之手加以融和,必且有最大的力與美的散文出現。
八、詩 如謂中國詩之透入人生機構較西洋為深,宜若非為過譽,亦不容視為供人娛悅的瑣屑物,這在西方社會是普通的。
前面說過,中國文人,人人都是詩人,或為假充詩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詩。
中國的科舉制度自唐代以來,即常以詩為主要考試科目之一。
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愛女許配與人,或女兒本人的意志,常想揀選一位能寫一手好詩的乘龍快婿,階下囚常能重獲自由,或蒙破格禮遇,倘他有能力寫二三首詩呈給當權者,因為詩被視為最高文學成就,亦為試驗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簡捷方法。
中國的繪畫亦與詩有密切的關系,繪畫的精神與技巧,倘非根本與詩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覺得中國的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蓋宗教的意義為人類性靈的發抒,為宇宙的微妙與美的感覺,為對于人類與生物的仁愛與悲憫。
宗教無非是一種靈感,或活躍的情愫。
中國人在他們的宗教裡頭未曾尋獲此靈感或活躍的情愫,宗教對于他們不過為裝飾點綴物,用以遮蓋人生之裡面者,大體上與疾病死亡發生密切關系而已。
可是中國人卻在詩裡頭尋獲了這靈感與活躍的情愫。
詩又曾教導中國人以一種人生觀,這人生觀經由俗諺和詩卷的影響力,已深深滲透一般社會而給予他們一種慈悲的意識,一種豐富的愛好自然和藝術家風度的忍受人生。
經由它的對自然之感覺,常能醫療一些心靈上的創痕,複經由它的享樂簡單生活的教訓,它替中國文化保持了聖潔的理想。
有時它引動了浪漫主義的情緒,而給予人們終日勞苦無味的世界以一種寬慰,有時它迎合着悲愁、消極、抑制的情感,用反映憂郁的藝術手腕以澄清心境。
它教訓人們愉悅地靜聽雨打芭蕉,輕快地欣賞茅舍炊煙與晚雲相接而籠罩山腰,留戀村徑閑覽那茑蘿百合,靜聽杜鵑啼,令遊子思母,它給予人們以一種易動憐惜的情感,對于采茶摘桑的姑娘們,對于被遺棄的愛人,對于親子随軍遠征的母親和對于戰禍蹂躏的劫後災難。
總之,它教導中國人一種泛神論與自然相融合:春則清醒而怡悅夏則小睡而聽蟬聲喈喈,似覺光陰之飛馳而過若可見者然秋則睹落葉而興悲冬則踏雪尋詩。
在這樣的意境中,詩很可稱為中國人的宗教。
吾幾将不信,中國人倘沒有他們的詩——生活習慣的詩和文字的詩一樣——還能生存迄于今日否? 然倘令沒有特殊适合于詩的發展的條件,則中國的詩不緻在人民生活上造成這樣重要的地位。
第一,中國人的藝術和文學天才,系設想于情感的具象的描寫而尤卓越于環境景象的渲染,乃特殊适宜于詩的寫作。
中國人特性的寫作天才,長于約言、暗示、聯想、凝練和專注,這是不配散文的寫作的,在古典文學限度以内為尤然,而卻是使詩的寫作天然的流利。
倘如羅素(BertrandRussell)所說:“在藝術,他們志于精緻在生活,他們志于情理”,那中國人自然将卓越于詩。
中國的詩,以雅潔勝,從不冗長,也從無十分豪放的魄力。
但她優越地适宜于産生寶石樣的情趣,又适宜用簡單的筆法,描繪出神妙的情景,氣韻生動,神隽明達。
中國思想的樞要,似也在鼓勵詩的寫作,她認為詩是文藝中至高無上的冠冕。
中國教育重在培育萬能的人才,而中國學術重在知識之調和。
十分專門的科學,像考古學,是極少的,而便是中國的考古學家,也還是很廣達人情,他們還能照顧家務,弄弄庭前的花草。
詩恰巧是這樣形式的創作,她需要普通的綜合的才
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則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
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裡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甚有自身為胥吏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得與之為市者,生員也。
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
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是坑儒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
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裡,遠或萬裡,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膠固,牢不可解。
書牍交于道路,請托遍于官曹。
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倒持之,皆此之由也…… 顧炎武寫這篇文章的時期,定當此種罪惡嚴重的時期。
而此秀才或上等遊民寄生蟲的本質,直至今日,根本上未有變更,不過他的名目,換上了“大學畢業生”。
當然不是全體都是惡棍,各城鎮各鄉村也有自好謙讓、節儉而知足的讀書人,他們是屬于被壓迫階級而非屬于壓迫階級的,因為他們自甘安貧而不争。
市鎮上偶爾也有一二高尚的學者,他們不願踏進科場,而終生獻身學術。
有價值的著作,僅能期之于此輩學者,否則應期之才具較高的士大夫階級文人。
話雖如此,從大體上講,老學究比之現代大學畢業生還是來得高明。
他的世界地理的知識或許不甚可靠,不過他的德性與禮義的訓練實較為透徹。
舊式和新式的教育制度,大家都上了一個愚昧信仰的大當,蓋他們誤信知識才學的高低可以用赓續的考試方法來測量的。
考試制度由其本質的性能,不能不是機械式的,不能不集中注意于知識量的蓄藏,而忽略判斷的智質之發展。
因為鑒識力是不容易分等級的,也不是容易用分數品評的,至于出一個羅馬迦太基戰争日期的問題,則其答案可以用分數來評分了。
任何大學考試,都是同一性質,學生總能接到通知後一星期内預備之,否則大家都得不及格了。
任何知識,凡能在一星期内預備速成強記者,其遺忘之速亦如是,防免應急速成的考試方法,至今尚未發明,而受其欺的可憐蟲,隻是那些大學教授,他們真會相信他們的學生确實明了所學的科目。
舊式的學府制度,不論鄉村的學塾或書院(高級的學府)顯然較優越于現代學校,事實極簡單,即是他的學業進修,不是依賴學程分數為手段的,至于科舉考試,那是例外。
舊時學府,是一個師傳監護制度,教師很明了學生讀過什麼書,未讀過什麼書,教師與學生之間,有着很密切的關系。
沒有人升級,也沒有人畢業,也沒有人為了文憑獎狀而求學,因為沒有這種設備。
總之,沒有人必須依照規定時期而前進,隻須守候最驽骀分子趕上标準限度。
沒有人被動地每星期三上午必須讀三頁經濟學而停止于第二節。
倘若高興,他可以一口氣讀完這麼一章,其實讀書時倘真感興趣,是應該如此的。
總說一句,無人能相信,亦不能使人相信,謂把心理學、宗教、推銷術、英國憲法史這樣疊床架鋪地累積起來,可以培養出一個有學問的人。
沒有人相信,也不能相信,謂試驗一個人對于莎士比亞樂府體會程度,可用下述的方法:解釋莎翁名著的一節,或出一個問題,問他《奧西羅》(Othello)的著作日期,或叫他回答伊麗莎白(Elizabeth)時代的慣用語。
大學教育惟一所能施于人者,為使他引起嫌惡伊麗莎白的慣用語,嫌惡特?佛勞倫注解的心理,緻使他其餘的半世不欲一讀莎翁著作有如逃避毒藥。
五、散文 中國的古典文學中,優美之散文很少,這一個批評或許顯得不甚公平而需要相當之說明。
不差,确有許多聲調铿锵的文章,作風高尚而具美藝的價值,也有不少散文詩式的散文,由他們的用字的聲調看來,顯然是可歌的。
實實在在,正常的誦讀文章的方法,不論在學校或在家庭,确是在歌唱它們。
這種誦讀文章的方法,在英文中找不到一個适當的字眼來形容它。
這裡所謂唱,乃系逐行高聲朗讀,用一種有規律、誇張的發聲,不是依照每個字的特殊發音,卻是依照通篇融和調子所估量的音節徐疾度,有些相像于基督教會主教之宣讀訓詞,不過遠較為拉長而已。
此種散文詩式的散文風格至五六世紀骈俪文而大壞,此骈俪文的格調,直自賦衍化而來,大體用于朝廷的頌贊,其不自然仿佛宮體詩,拙劣無殊俄羅斯舞曲。
骈俪文以四字句六字句骈偶而交織,故稱為四六文,亦稱骈體。
此種骈體文的寫作,隻有用矯揉造作的字句,完全與當時現實的生活相脫離。
無論是骈俪文、散文詩式的散文、賦,都不是優良的散文。
他們的被稱為優良,隻有當用不正确的文學标準評判的時候。
所謂優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見乃系指一種散文具有甜暢的圍爐閑話的風緻,像大小說家第福(Defoe)、司惠夫脫(Swift)或波司威而(Boswell)的筆墨然者。
那很明白,這樣的散文,必須用現行的活的語言,才能寫得出來,而不是矯揉造作的語言所能勝任。
特殊優美的散文可從用白話寫的非古典文字的小說中見之。
但吾人現在先講古典文辭。
使用文言,雖以其特殊勁健之風格,不能寫成優美的散文。
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夠烘托現實生活的日常的事實,這一種工作,舊體的文言文是不配的。
第二,好散文必須要具有容納充分發揮才能的篇幅與輪廓,而古典文學的傳統傾向于文字的絕端簡約的,它專信仰簡練專注的筆法。
好散文不應該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惟一目的,卻在乎文雅。
好散文的進展必須用天然的大腳步跨過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動扭扭捏捏有似纏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部是造作的。
好散文殆将需用一萬至三萬字以充分描寫一個主要人物,例如斯得萊契(LyttonStrachey)或巴萊福特(GamalielBradford)的描寫筆墨。
而中國的傳記文常徘徊于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
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結構,而骈體文卻是顯明地過分平衡的。
總之,好散文一定要條暢通曉而娓娓動人,并有些拟人的。
而中國的文學藝術包藏于含蓄的手法,掩蓋作者的真情而剝奪文章的靈性。
吾人大概将巴望着侯朝宗細細膩膩地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寫一下,能給我們一篇至少長五千字的傳記。
誰知他的《李香君傳》恰恰隻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老太太寫了一篇褒揚懿德的哀啟。
緣于此種傳統,欲研究過去人物的生活資料将永遠摸索于三四百字的描寫之内,呈現一些極簡括素樸的事實大概。
實在的情形是文言文乃完全不适用于細論與傳記的,這就是為什麼寫小說者必須乞靈于土語方言的理由。
《左傳》為紀元前三世紀的作品,仍為記述戰争文字的權威。
司馬遷(紀元前一四○——八○)為中國散文第一大師,他的著作與當時的白話保持着密切接近的關系,甚至膽敢編入被後世譏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筆墨仍能保留雄視千古的豪偉氣魄,實非後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
王充(二七——一○七)寫的散文也很好,因為他能夠想到什麼寫什麼,而且反對妝飾過甚的文體。
可是從此以後,好散文幾成絕響。
文言文所注重的簡潔精煉的風格,可拿陶淵明(三六五——四二七)的《五柳先生傳》來做代表,這一篇文字,後人信為他自己的寫照,通篇文字恰恰隻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視為文學模範。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
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号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辄盡,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諸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簟瓢屢空,晏如也。
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意,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這是一篇雅潔的散文,但是照我們的定義,它不是一篇好散文。
同時,是一個獨一無二的證據,它的語言是死的。
假定人們被迫隻有讀讀如此體裁的文字,它的表白如此含糊,事實如此淺薄,叙述如此乏味——其對于吾人智力的内容,将生何等影響呢? 這使人想到中國散文的智力内容之更重要的考慮,當你翻開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種迷失于雜亂短文的荒漠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覺,它包括論述、記事、傳記、序跋、碑銘和一些最駁雜的簡短筆記,有曆史的,有文學的,也有神怪的,而這些文集,充滿了中國圖書館與書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棟。
這些文集的顯著特性為每個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詩,是以每個文人都兼為詩人。
所宜知者,有幾位作家另有長篇專著,故所謂文集,自始即具有什錦的性能。
從另一方面考慮,此等短論、記事,包含着許多作家的文學精粹,他們被當作中國文學的代表作品。
中國學童學習文言作文時,須選讀許多此等論說記事,作為文學範本。
作更一步的考慮,這些文集是代表文學傾向極盛的民族之各代學者的巨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則使人覺得灰心而失望。
吾們或許用了太現代化的定則去批判它們,這定則根本與它們陌生的。
它們也存含有人類的素質、歡樂與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環境為吾人所欲知者。
但既生存于現代,吾人不得不用現代之定則以批判之。
當吾人讀歸有光之《先慈行狀》,蓋為當時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為當時文學運動的領袖,吾人不由想起這是一生勤勉學問的最高産物而吾人但發現他不過是純粹工匠式的模古語言,表被于這樣的内容之上,其内容則為特性的缺乏事實的空虛,與情感之淺薄。
吾人之感失望,誰曰不宜。
中國古典文學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準去搜尋它。
或為思想與情感的自由活躍,或為體裁、風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尋這樣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為非正統派的作者,帶一些左道旁門的色彩的。
他們既富有充實的才力,勢不能不有輕視體裁骸殼的天然傾向。
這樣的作者,随意舉幾個為例,即蘇東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龔自珍,他們都是智識的革命者,而他們的作品,往往受當時朝廷的苛評,或被禁止,或受貶斥。
他們有具個性的作風和思想,為正統派學者視為過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
六、文學與政治 那是天然因果,即語言的束縛産生思想的束縛。
文言是死的,緻不能正确恰當地表明一種思想。
他常茫然自失于暧昧模糊的通性裡,培育長大于這種通性而根本缺乏邏輯理論的訓練,中國文人常顯出論辯的極端稚态來。
思想與文學之懸殊,緻掀起一種環境,那裡思想與文學被視為彼此無關系的東西。
這使吾人想起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要明了中國政治,你必須先明了中國文學。
或許這裡吾們應該避免用文學二字,而說“文章”以代之。
這樣狂熱地崇拜文章,在國内已變成一種真實的精神病。
這在現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顯,不論是學生團體、商業機關、政黨,當草拟宣言或類此文件時,第一個想像,是怎樣使它音節嘹亮可誦,怎樣鋪排得字面美觀,而一個讀報者的第一個想像,亦為此等宣言之美麗可誦與否。
這樣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說不出一些事實而卻篇篇說得很美麗。
一個明顯的謊語倘用了優美的形式說出來,也可以受到贊美。
這樣,産生一種文章,當其譯成英文,便覺得十分可笑。
在一次最近的某一重要政黨所發表的宣言中有雲:“凡損害吾國主權,侵犯吾國疆土者,吾人将逐出之!凡危及世界和平者,吾人将制止之!吾人已下決心。
……吾人決出全力以赴之。
……吾人必須團結一緻。
……”一個現代的社會,殆将拒絕接受如此一篇宣言。
他們需要當前外交内政環境的更準确恰當的分析,他們需要知道用以抗拒侵略并制止破壞國際和平之方法與手段的更詳細的說明。
此種文學的惡癖有時導緻極端的無聊。
有如一個宣傳絲襪的廣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論文的形式,開端寫起“慨自東省失陷……”雲雲。
這并不就說中國人腦筋的簡單,他們的文學充滿了共通性,但卻不是簡單。
非但不簡單,此等庸俗的通性,不着邊際,說來奇怪,會發展成很優美的辭令。
中國人娴熟于此種文學訓練,習知怎樣探求言外之意,卻不是異國人所能有的本領。
由于外國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為低劣翻譯者之過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緻令外國記者罵中國人又罵自己,為了弄清楚此等用字聰明而無損于人的宣言的頭腦。
因為中國人曾經會發達一種文字矯飾的藝術——大緻緣于文言的單音節的特性,前面已經說過——而吾們又極崇拜文字。
吾們甚至賴文字而生活着,文字又可決定政治的立法的鬥争之勝負。
中國的内戰常以通電的形式先開一場筆戰。
平民大衆乃大可專心緻志地誦讀此等謾罵而斯文的互讦文電之往來,其内容或至為無恥的謊語。
當讀者辨味其文學體裁之孰為優美時,腦筋上固已體會出不祥之戰雲已彌漫于天際。
這在中文中叫做“先禮讓而後兵”。
凡政黨将發動革命,則指責中央政府為腐敗賣國,而中央政府則比較圓滑地請求革命黨“合作以維和平”,又說什麼“為了國家之團結”,“因為吾人生當國難時期”等等雲雲。
而同時雙方軍隊愈開愈近的接觸火線,而雙方的壕溝也愈掘愈深。
革命黨方面抓握住喊得響亮的口實,在大衆眼裡獲得了勝利了。
死的語言乃變成欺人的語言,隻要你用反面名字稱呼它,甚麼事情都是可以原諒的。
中國人善用文學的巧猾手腕,可舉下述為例。
當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鴉片公賣,它想出極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
現在吾們發現隻有這條标語才能順利推行這個政策,沒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
當中國中央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發現另一口号,叫做“長期抗戰”。
四川省有幾位軍閥仁兄,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竟異想天開,發明“懶稅”,此種捐稅乃課于一般懶惰不肯種植鴉片的農民。
後來四川省又發明了一種新稅叫做“利益稅”,這就是一種特稅,加于許多捐稅之上,而其原來的稅額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賦。
這種捐稅欲在人民與兵士之間産生一種好意,蓋将此稅支付給兵士,則欠饷的兵士不緻再勞自己動手以謀經濟出路了。
這就是為什麼吾們談論間常笑外國人之頭腦簡單。
此等文學上的妖孽,隻有在一個信仰僞妄的文學标準的民族才會發現,而實際上即為初級小學中用差誤方法教授作文的結果。
現代中國人,鑒于這種文學悲劇的演出,他們隻有二個辦法,而于此二者之間擇一而從。
第一,他們可以依從曆來傳統的文學觀念而柔順地把它當作美文學,美文學固無需乎與事實相連系——事實為著作所欲傳達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讀之,否則他必須要求字面與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個新的文學标準,須用一種語言更能表達一人的生活與思想者。
換言之,他應把那些冗長宣言的流行視為源于文學的惡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惡行。
但是他同時必須信仰除非這種的文學惡行根本肅清,則政治惡行亦将繼續不辍。
七、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為事實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發動了。
這個文學革命運動是由胡适與陳獨秀所領導,他們主張用白話文為文學工具。
在這一次運動之前,古時亦曾有過革命。
唐朝韓愈的反抗五六世紀之骈體文,主張使用簡明之體裁,導文學歸于比較健全的标準而給予吾人稍為可讀之散文。
但韓愈的革命運動卻是複古運動,是更遙遠的返于周代的文學形式。
這在觀點上仍不脫為經典的,他僅想努力仿古。
可是這件工作大不容易。
自經韓愈倡導之後,文學時尚逡巡于模仿周文與秦漢文之間,及韓愈本人成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為後代竟相模仿。
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學風尚乃成為模仿競争。
直到十六世紀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說:“現代的人,應該用現代語言寫作。
”這個主張,垂示給吾人一個健全的曆史眼光。
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兩位兄弟。
袁氏膽敢将通常社會慣用語,甚至土諺俗語寫入他的文章。
而有一時期,他的作風曾成為盛行的文學時,尚擁有相當信徒,自成一派,世稱公安派(公安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
他首先主張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縛。
他又說,寫文章的方法,隻消信手寫來。
他又主張個性獨立的文體,堅信文學隻為性靈之表觀,性靈不應加以壓迫。
但日常語與俗諺的使用馬上給正統派作者怒目而視,施以苛酷的批評。
而結果,袁中郎所收的報酬是在文學史中一束輕視的頭銜如“輕佻瑣細”、“粗俗不雅”、“非正統”。
直至一九三四年,這位性靈文學的始創者始從幾被全部埋沒的厄運中翻轉身來。
但袁中郎亦未有膽略或見識以主張白話的應用。
倒還是一般通俗小說的作者,他們蓋已放棄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們為求大衆的了解起見,不得不用白話來寫,這一來奠下了用活的現代語的文學之基石。
而當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話為文學工具的時候,他曾屢屢聲述這種基本工作已經前人替他徹底準備,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學工具寫作者,盡有現成的第一流模範作品放在面前。
因是而三四年間,白話文運動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緊接文學革命之後,有兩大重要變遷。
第一為尚性靈的淺近文體的寫作的培養,以周氏兄弟為代表,即周作人、周樹人(魯迅)。
所堪注意者,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響甚深。
第二個變遷即所謂中文之歐化,包括造句和字彙。
西洋名辭之介紹,實為自然的趨勢,因為舊有名辭已不足以表現現代的概念。
在一八九○年前後,為梁啟超氏所始創,但一九一七年之後,此風益熾。
鑒于一切時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體之歐化,誠微不足道但所介紹的文體既與中國固有語言如是格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
這情形在翻譯外國著作時尤為惡劣,它們對于中國通常讀者,其不合理與不可解,固為常事。
實在此等困難乃為翻譯者之罪,其理無他,即為他們的對于外國語言的通曉練達之不夠,使他們不得不一字一字地翻譯,而缺乏全句概念之體會。
試想那些把冗長英文關系句接連前行詞翻成中文之畸形,此關系句(中文中無此結構)乃易成一長串的形容句,在說出所要形容的一詞以前,可延長至數行之文句。
某幾種變遷顯然是進步,如寬散句法之介紹是。
又似把“假設”句段放于主句之後向為不可能者,觀已可能的有這樣寫法的了,這使散文大為柔和而具伸縮性。
中國散文還有光明的未來,假以時日,它可以匹敵任何國家的文學,無論在其力的方面或美的方面。
最好的現代英國散文乃以善描摹的具體文字,來自土著的英語,與來自拉丁派遺傳的具有确切意義與文學意味的文字的健全融和著稱的。
一種書寫的語言倘把下述種種辭句,如“新聞之嗅覺”、“知識之蛛網”、“語言之追逐”、“跨于勝利潮流之上”、“魯意喬治(LioydGeorge)向保守黨的賣弄風情”,當作好的标準英語,将仍保留為剛健的文學工具。
一個不正确的文學标準,它将抽去這些字眼像“嗅”、“蛛網”、“追逐”、“潮流”等等,而代以像“玩味”、“累積”、“傾向”、“前進”等等字眼,則将立刻失去其剛健的活力。
二種組織要素,具體字與抽象字,很豐富地含存于中國語言中。
它的基本結構始終是具體的,像盎格魯撒克遜文字,而古典文學的文學傳統遺給我們一部字彙,意義很精細而又新穎,相等于英文中的羅馬學語。
特此兩大元素經文學大匠之手加以融和,必且有最大的力與美的散文出現。
八、詩 如謂中國詩之透入人生機構較西洋為深,宜若非為過譽,亦不容視為供人娛悅的瑣屑物,這在西方社會是普通的。
前面說過,中國文人,人人都是詩人,或為假充詩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詩。
中國的科舉制度自唐代以來,即常以詩為主要考試科目之一。
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愛女許配與人,或女兒本人的意志,常想揀選一位能寫一手好詩的乘龍快婿,階下囚常能重獲自由,或蒙破格禮遇,倘他有能力寫二三首詩呈給當權者,因為詩被視為最高文學成就,亦為試驗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簡捷方法。
中國的繪畫亦與詩有密切的關系,繪畫的精神與技巧,倘非根本與詩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覺得中國的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蓋宗教的意義為人類性靈的發抒,為宇宙的微妙與美的感覺,為對于人類與生物的仁愛與悲憫。
宗教無非是一種靈感,或活躍的情愫。
中國人在他們的宗教裡頭未曾尋獲此靈感或活躍的情愫,宗教對于他們不過為裝飾點綴物,用以遮蓋人生之裡面者,大體上與疾病死亡發生密切關系而已。
可是中國人卻在詩裡頭尋獲了這靈感與活躍的情愫。
詩又曾教導中國人以一種人生觀,這人生觀經由俗諺和詩卷的影響力,已深深滲透一般社會而給予他們一種慈悲的意識,一種豐富的愛好自然和藝術家風度的忍受人生。
經由它的對自然之感覺,常能醫療一些心靈上的創痕,複經由它的享樂簡單生活的教訓,它替中國文化保持了聖潔的理想。
有時它引動了浪漫主義的情緒,而給予人們終日勞苦無味的世界以一種寬慰,有時它迎合着悲愁、消極、抑制的情感,用反映憂郁的藝術手腕以澄清心境。
它教訓人們愉悅地靜聽雨打芭蕉,輕快地欣賞茅舍炊煙與晚雲相接而籠罩山腰,留戀村徑閑覽那茑蘿百合,靜聽杜鵑啼,令遊子思母,它給予人們以一種易動憐惜的情感,對于采茶摘桑的姑娘們,對于被遺棄的愛人,對于親子随軍遠征的母親和對于戰禍蹂躏的劫後災難。
總之,它教導中國人一種泛神論與自然相融合:春則清醒而怡悅夏則小睡而聽蟬聲喈喈,似覺光陰之飛馳而過若可見者然秋則睹落葉而興悲冬則踏雪尋詩。
在這樣的意境中,詩很可稱為中國人的宗教。
吾幾将不信,中國人倘沒有他們的詩——生活習慣的詩和文字的詩一樣——還能生存迄于今日否? 然倘令沒有特殊适合于詩的發展的條件,則中國的詩不緻在人民生活上造成這樣重要的地位。
第一,中國人的藝術和文學天才,系設想于情感的具象的描寫而尤卓越于環境景象的渲染,乃特殊适宜于詩的寫作。
中國人特性的寫作天才,長于約言、暗示、聯想、凝練和專注,這是不配散文的寫作的,在古典文學限度以内為尤然,而卻是使詩的寫作天然的流利。
倘如羅素(BertrandRussell)所說:“在藝術,他們志于精緻在生活,他們志于情理”,那中國人自然将卓越于詩。
中國的詩,以雅潔勝,從不冗長,也從無十分豪放的魄力。
但她優越地适宜于産生寶石樣的情趣,又适宜用簡單的筆法,描繪出神妙的情景,氣韻生動,神隽明達。
中國思想的樞要,似也在鼓勵詩的寫作,她認為詩是文藝中至高無上的冠冕。
中國教育重在培育萬能的人才,而中國學術重在知識之調和。
十分專門的科學,像考古學,是極少的,而便是中國的考古學家,也還是很廣達人情,他們還能照顧家務,弄弄庭前的花草。
詩恰巧是這樣形式的創作,她需要普通的綜合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