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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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有一種含有教訓意味的文學與一種優美悅人的文學二種的區别,前者為真理之運轉傳達工具,所謂“文以載道”之文後者為情愫之發表,所謂“抒情文學”。
二者之區别,至為明顯:前者為客觀的,說明的後者為主觀的,抒情的…… 一、文學之特性 中國文學有一種含有教訓意味的文學與一種優美悅人的文學二種的區别,前者為真理之運轉傳達工具,所謂“文以載道”之文後者為情愫之發表,所謂“抒情文學”。
二者之區别,至為明顯:前者為客觀的,說明的後者為主觀的,抒情的。
中國人都一緻推崇前者,認為其價值較後者為高大。
因為它改進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會道德之水準。
從這一個觀點出發,他們遂輕視小說戲劇這一類文學,稱為“雕蟲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惟一例外為詩,詩雖同樣為抒情文學,他們對之非但不予輕視,且珍愛修養之盛過于歐美。
事實上,中國文人全都暗裡歡喜讀讀小說和戲劇,而官吏階級雖在其冠冕堂皇的論文裡說仁道義,可是在其私人說話裡往往可以發現他們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寶鑒》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兩性小說。
其理由易見,那些說教的文學大體上均屬品質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滿了宣揚道德的陳腐之說和質直的理論,思想的範圍又為畏懼異端邪說的心理所限。
故中國文學之可讀者,隻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識之文學,包括小說、戲劇和詩,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學而不是思考的文學。
讀書人本不是經濟專家,而偏寫讨論捐稅的文字文人學士手未嘗一執刈鐮,偏寫讨論農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師,乃大寫其“黃河保護計劃”——這一類是很普遍的題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國的俗語說法,讀書人都在孔夫子門檻裡翻筋頭。
他們都輕視莊子,卻人人讀讀《莊子》,莊子為毀謗孔氏學說的偉大著作家。
有幾位學者膽敢玩玩佛學,不過他們對于佛教儀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葷亦不虔誠。
他們的畏懼異端學說,有如畏懼達摩克而茲(Damocles)的利劍,畏懼異端實即畏懼新思想。
文學本生存于自然發生的境界中,卻配備以經典的傳統思想,“心的自由活動”之範圍乃大受限制,這在孔夫子門檻裡翻筋頭,不問其本領如何高大,終不過是孔門界限裡的翻筋頭而已。
總之,一國的學者赓續讨論仁義達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難免重複。
不是瞎說,一篇榮膺殿試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譯成簡單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淺薄使讀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
偉大的智慧所産生的偉大文藝,予人以一種虱子戲一樣的異樣诙諧的印象。
一個作家是以隻能在小說戲劇的境界限以内,才能發揮其創作天才,因為他們在小說戲劇的園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個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潑地創造。
衡之實際,一切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乃為作者心靈的發表,其本質上是抒情的,就是發表思考的文學也适用這種原理——隻有直接從人們心靈上發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
愛德華?楊格(EdwardYoung)早于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書中,很清楚地說明這種觀點。
金聖歎是十九世紀的傑出批評家,在他的著述中屢屢這樣說:“何為詩,詩者是心之聲。
可見之于婦人之心中,可見之于嬰孩之心中,朝暮湧上你的心頭,無時無刻不在心頭。
”文學之原始實在是這麼單純,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辭上的技巧,怎樣的會叫一般大學裡的教授埋頭磨練起來。
金聖歎又說:“文人非勉強說話,非被迫而說話,但意會所到,出自天機,有不期說而說者。
有時叙事,有時舒其胸中積愫,所言者既已盡所欲言,即擱筆不複贅一字。
”文學與非文學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寫在筆下,倍覺美麗有的寫來,拙直無味,自然那些寫得越是美麗勝過别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文學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學當作人類性靈的反照,而把一國的文學,當作一國的精神的反映。
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麼人類的著作可以比作屋于頂閣上的窗口,人們可由以俯瞰全景,讀着一個人的著作,吾人乃從作者的窗口以窺察人生,因而所獲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見者,星、雲、山峰,創出地平線的輪廓,而城市裡的一切走廊屋頂,彼此似屬相同,但從窗口裡面窺探的城市景色是具個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
檢閱一國的文學,吾人是以僅在獲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國最優智慧所能見到而經由他們特殊的、個性的手段所表現者。
二、語言與思想 中國文學手段,即中國語言之語格,實為決定中國文學特殊發展的主要因素。
與歐洲語言一加比較,很可以循索出中國思想與文學之特殊性,乃單純地受所謂單音語言的影響,其程度至深。
中國語言之發音,如金、昌、張,其所生之後果,至可驚人,此單音組織決定中國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産生中國文學傳統的持續系統,複因而影響及于中國思想之保守性。
更進一步,亦為文言與口語分别之原因,這又轉而使從事學問,倍感艱難,于是其勢難免成為少數階級的專利品,最後,此單音組織直接影響中國文學格調的某些特殊性。
每個國家,都發展一種最适合于本國語言的文學作品。
歐洲并未發展一種象形主義的作品,因為印度歐羅巴語派之發音結構,其子音比較的浪費,而其綴合又變化無窮,是以需要一種分析的字母,因而用這種文字于象形的表示,必至陷于不可藥救的不正确。
因為文字的象形制度,不能單獨應用,以中國文字為例,我們覺得它需要發音原理來輔助,始能産生任何重要發展。
這些基本的象形文字之連綴,其作用純在乎求發音上之功效。
而實際上中國字典所收錄之四萬以上的文字,其百分之九十系建築于綴音原則上面,差不多用一千三百個象形字作為發音記号。
語言之單音組織如中國文字者,僅有四百個左右之綴音組合,如秦、昌、張等,也就夠用了。
但是日耳曼語系中,發明一種新的記号以代表各個新的聲音綴合如德文中之Schlacht及Kraft或英文中之Scratched及Scraped,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語言之未嘗發展西洋意味的表聲書體,因為象形記号之發音的應用已足敷應付。
倘中國語言中曾用到過像德文SchlachtKraft及英文ScratchedScraped那樣的文字,他們感于迫切的需要,老早就發明了一種表聲的書體了。
中國單音綴合之語言與書寫字體間之完全調整蓋易于理會。
語言缺乏表聲的形式結果,産生多數發聲相同的文字,Pao一個聲音,可以表示一打以上的意義:包、抱、飽、泡,依此類推。
因為象形原理的應用,隻限于具象的事物或行動,在古時已感覺運用之困難,故原始文字“包”用作純粹的發聲符号,而假借以表示其他同聲的文字。
結果發生很多糾紛,而在漢代文字大定以前,吾們有許多這樣的假借文字,以一字表指許多不同的事物。
事實上之需要,迫使中國人加添符号(稱為字根),Pao以表示意思的群體,這就是這個Pao字欲用以指示者。
發聲記号的使用,不是十分嚴格而正确的,吾們有下例各字在現代中文中讀作Pao或Bao二種讀法,但每一個字陪襯着一個分數記号或字根,例如抱跑袍飽泡鮑袍胞咆炮刨苞雹。
像這個樣子,包加上手旁字根,其意義為懷抱之抱加足旁字根,意義為奔跑之跑加衣旁字根,意義為長袍之袍加食旁字根,意義為吃飽之飽加水旁字根,意義為泡沫之泡如加火旁字根,意義為花炮之炮如加魚旁字根,意義為鮑魚之鮑加肉旁字根,意義為胞胎之胞加口旁字根,意義為咆哮之咆加艹頭字根,意義為苞芽之苞加雨字頭字根,意義為冰雹之雹加刀旁字根,意義為刮刨之刨,這就是解決同音異義問題的調整方法。
假定這個問題不是在同音異義的問題上,假定中國文字裡頭也有像英文裡頭ScrapedScratched那樣的字,則首先就感到有區别發音的必要,這樣,恐怕中國文字也就會有了歐洲語系的字母,因而識字的人也會普遍了。
中國文字既屬于單音組合,殆無可避免地必須用象形字體。
單是這個事實,大大地變更了中國學術的特性和地位。
由于它們的自然底本質,中國文字在口語發音中不易多所變化。
同一記号,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讀作各别的聲音,不同的方言甚至可以視為不同的語言,如基督十字架的記号在英文中讀作Cross,在法文中可以讀作Croix。
這是與中國古代文化的一貫性具有密切的關系的。
更重要于此者,使用此等文字使吾人隔了千百年以後還能直接誦讀孔氏經書。
孔氏的經書在吾們自己的紀元第六世紀時幾将變成不可誦讀。
試一想及此,很覺有趣,倘真遇到這樣情形,孔子的尊崇地位将受到何等影響呢? 的确,中國文字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發生過重大變革,至今研究孔氏學說的學者,分成二大營壘:其一信仰“古文”的經書本子,所謂古文據說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間,得免燔灼,而經後來壞壁發現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書本,這是年老儒生口授傳誦而筆錄下來的,這些老儒生系将經書熟記,幸免于暴秦的厄運者。
但從此以後(紀元前二一三年)屢有寫作,在形式上有比較不甚重要之改進,此等寫作對于孔氏經書之深入中國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貢獻。
凡符合于孔氏經書早期寫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學的傳統,繼漢代以後者尤然。
一個中國學生,凡能誦讀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訓練誦讀第十三世紀、第十世紀,甚至第二世紀的著作,亦猶現代藝術家之欣賞維納斯、欣賞羅丹之作品同樣容易。
倘令古代學術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學之傳統勢力還會這樣雄大,而中國人的心理還會這麼保守嗎?怕未見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變的文言之産生,緻與口語判離而使尋常學子幾難于通暢。
至于發聲組合的字體,天然将依随現行語言的變遷與慣用語法。
書寫的語言如其不甚依賴發聲,在慣用語與文法方面,獲得較大之自由。
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語的法則,它有它自己的結構法則和大量的慣用語,系自曆代著作收集而來的文學成語。
如此,它乃産生一種獨立的實體,多少是服從文學範型的。
随時代之進展,此文學語言與當代通行語言間之差别,愈來愈巨,直至今日,學習古代語言,從心理上感到之艱難,幾等于學習外國語言。
普通句段結構之法則,書寫的文言與口說的白話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僅把古文字眼填入現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寫成一篇古文了。
例如一個簡單的連語“三兩銀子”,在文言中卻要變更造句法,寫成“銀三兩”又似現行語中說“吾從未見過”,古文中的慣用語為“餘未之見也”。
此目的格的一字,經常置于動詞之前,倘其動詞為否定格的時候。
現代中國學生是以常易犯語風上的錯誤,有如英國學生在學習法語時之說Jevoisvous,恰等于學習外國語言。
在一個人真能寫确實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範圍廣泛地使用法之熟習,是以練習之時,經常累月地背誦古代傑作亦為免不了的手續。
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暢通外國語言一樣,也就很少中國文人真能寫确實流利的古文。
實際上,中國今日僅不過三四人能寫流利的周代經典式的古文。
吾們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這種書本上的語言,此在外國人固非難于治理的。
這書本上的語言且又缺乏語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國的象形文字,使脫離語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漸發展,文字的與發聲原則分離而獨立,加速它的單音組合的性質。
而且事實上口語中的二連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單音文字來代表,因為文字本身由其組合作用已使意義表顯得很清楚。
例如吾們在口語中需要一個二連音“老虎”以資在聽覺上辨别與其他讀“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書寫文字中就用一個虎字已夠了。
文言是以較之白話更見傾向于單音,因為它的基本是在視覺上,而非在聽覺上。
從此極端的單音主義乃發展一種極端簡潔的格調,這種格調不能用口語來模仿而獲免不可理解的危險的,而此格調亦即為中國文學之特性的美點。
如是吾人乃創造一種韻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緻似英文無韻詩的二行那麼多字的意義。
這種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其他别種語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
不論在散文或詩詞中,此用字之經濟,産生一種風格,其間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節,其韻調經重衡量務須達到“恰到好處”之程度,而往往負擔過分之意義。
如那些絲毫不苟的詩人,一字一音莫不細予斟酌。
是以此爽利的體裁之真實的練達,實即選用字面之極端老練。
由此興起一種用字矜飾的文學傳統,它後來變成社會的傳統觀念而最終成為中國人的心智之習慣。
文學技巧上的困難,限制了中國識字教育的普遍,識字教育本無需乎推敲修飾的。
此識字的限制又轉而變更中國社會的全部組織,改易了中國文化的全部容貌。
有些人有時真會發生疑問:倘中國人民的語言是一種活用變化的語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則他們是否将這樣馴良從順,這樣尊敬其長上?我有時而感覺到倘中國人能設法在語言中保留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們将根本搖動孔子的權威,複很可能的早就擊碎了傳統的政治結構。
賴于知識的普遍,經過數千年的閑暇,将進研其他學術而徐徐超越文學之技巧,說不定也能給予世界以較多之發明如印刷火藥之類,并影響地球上人類文化的曆史了。
三、學術 前面曾述及非經典文學或意象的文學,多屬于一般不顯著的或無名作家的作品。
他們打破了經典傳統,他們的作品是從自己的内心的喜悅情緒寫出來的,寫作的動機,單純為創造的嗜好。
易辭以言之,這些作品在西洋意識中,是富創造性的優美文學。
不過在吾人将述及此等小說戲劇之前,似宜先行檢讨經典文學的内容,中國學術的品質,并那班智識階級群的生活和修養。
他們安坐而食,受人民之供養,雖推進了相當道德教訓,然毫無創造。
此輩學者寫了些什麼?什麼是他們的智力工作? 中國是學人的領域,學人便是統治階級,至少當承平之世,人民之崇拜讀書人身份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
此學人身份的崇拜,形成一種普遍的迷信形式,有字紙不許随意抛擲,并不許用于不敬的用途,常有專職的人四處收集,聚而燔之于廟宇或學校中。
至戰亂之世,則此故事稍為變更,因為軍人往往闖進學者的居屋,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火或用以拭鼻,或則連屋子一箍腦兒縱火了事。
但是這個國家的文學活動力至為雄大,軍人焚書尤踴躍,書籍之收藏量尤巨。
當時,約當紀元六百年,皇家收藏之書籍已達三十五萬冊。
及唐代,皇家之收藏者,計二十萬零八千冊。
一○○五年,當北宋中葉,第一部百科全書——包括各類書籍一千冊——告成。
後之有禦纂叢書《永樂大典》之出世。
此書收集精選古代珍本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裝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冊,為明初永樂皇帝(一四○三——一四二四)所主持編纂。
清時,乾隆皇帝所頒最具有大政治家風度之法令為徹底審查現存未毀之書籍,其表面之目的為保存典籍,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則在毀滅那些不滿異族統治的著作及其完成,收集保存本來面目之著作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分成七部,即著名之《四庫全書》。
但乾隆皇帝同時又完成另一功業,他下令銷毀全部或一部分之書籍凡二千種,興文字之獄二十餘起,其著作人或以革職,或以監禁,或以流配,或處死刑,有時還得毀滅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奴婢——這一切罪戾,都可由誤用一字而起。
《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卷帙浩繁,代表依據正統派标準認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選集。
有許多著作僅在書目提要中予以簡短的褒譽之介紹,其本書卻不收入《四庫全書》俾永傳不朽。
真實具有創作價值的著作像《水浒》、《紅樓夢》當然不蒙選入,雖《四庫全書》中仍包括不少筆記,寫些零星瑣事,自曆史考證以至雅茶名泉,神狐水怪,貞節嫠婦之記述。
此等筆墨,均為中國學人之興會所寄者。
然則此等書籍,所寫者為何事?試一檢閱由《四庫全書》流傳下來的正統派的圖書分類編目法,極有興味。
中國書籍被分成四大部類:(甲)經(乙)史(丙)子(丁)集。
經部包括經籍和經籍注釋書,此類工作曾耗費極大部分中國學人的光陰。
史部包括曆代通史,專史,傳記,雜錄,地理(包括遊記,鄉土志,名山志),文官考試制度,法典,律令,書目提要和曆史批評。
子部名稱之由來,本系采自周代諸子,但其内容卻包括了中國的一切專門技術與科學(有如西洋大學中之哲學院),其中有軍事學、農藝、占星術、天文學、巫術、蔔筮、命相、拳擊、書法、繪畫、音樂、房屋裝飾、烹饪、本草、生物學、儒家哲學、佛學、道家的參考書籍,和無數上述之筆記,包含些雜亂無章的奇談野乘,海闊天空,不可分類,凡宇宙間之現象都有記載,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說。
各大書局亦有将小說歸入子部者。
集部亦可稱為文學部,因為它包括學者的著述,文學批評,和詩詞戲曲的專集。
所謂科學之著述,試一審其内容,則覺其内質不如外表之動人。
實際上,中國并無所謂專門的科學,除了經籍訓诂與曆史考證。
這其實不過為科學的一分支,它供給埋頭苦幹者以研究園地。
天文學,除了一部分天主教學者的著作,很相近于占星術,而動物學植物學很近似烹調術,因為許多動物果蔬是可食的。
醫學常處于蔔占星相之列,所謂醫蔔星相。
心理學、社會學、工程學、政治經濟學都錯雜包涵于筆記中。
有些作家的作品,得列入子部的本草動物學類或史部的雜記類,乃他們的筆記顯出較明顯之專門特性,而受優越的待遇。
但除了特殊超越的幾部著作外,其精神與技術在根本上與集部所收的筆記并無多大區分。
中國學者的發抒其特殊天才,簡括地分循三條路線:考究,舉子業,和經籍意識的文學。
吾們可以依此把中國讀書人分成三個典型:學者,破靴黨,文學家。
學者的訓練和準備應試科舉的訓練是極不同的,是以早年須于二者之間加以抉擇。
有些舉人——第二級官缺候補資格——竟至終身未讀過《公羊傳》(十三經之一),也有許多淵博的學者終身不能寫一篇八股文應科舉考試。
但中國老學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
學究之最優秀者,具有歐洲科學家的精神,具有同樣治學的毅力,獻身學問不辭辛苦,然他們往往缺乏專門的科學方法,他們的著作缺乏西洋明晰的文體與确鑿有力的理論。
因為中國古來學術需要無限的艱苦,異常的博識,與幾乎超人的記憶力,緻使學者須窮其畢生之力以研習之,有幾個學者竟能背誦卷帙浩繁的司馬遷《史記》,自始至終,鮮有脫誤。
因為缺乏索引的工作,學者得一切仰賴記憶的積累。
實際容易揭明出處的知識在任何百科全書中可能找到者,常被輕視,而優秀學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書的,吾們固有許多鮮皮活肉的活動百科全書。
臨到探本溯源欲有所引證時,在昔時長閑的生活中,固滿不在乎出于一時之記憶,抑或費全日工夫始尋獲者。
英國貴族常費其終日以縱犬獵狐,樂此不厭而中國學者之興奮失望于鑽研考究,其情緒幾與之相同。
用此孜孜不倦的精神,巨大著作常由一人單獨完成。
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鄭樵的《通志》,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清初,一代大師顧炎武,當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時,常載書籍三車,随以周遊四方,随時尋獲與向說不符之實質證據,或從父老口中獲得矛盾相反之故事——它的論據材料即多自此輩父老口中收集者——他将馬上在書上加以校正。
六這樣的知識之探索,在精神上無異于歐美科學家的工作。
中國學術中有某些範圍适于艱苦工作與有條理訓練的研究。
這些學業可以下述數種為例,如中國文字之進化(說文),中國聲韻之曆史,古藉之校正,散逸古書之整理,古代儀禮、習俗、建築裝飾之研究,經籍中所見鳥獸魚蟲名目之分類,銅器石刻甲骨文之研究,元史中異族名字之考究。
其他依個别的癖愛,研究古代非儒家諸子哲學,元劇易經,宋儒哲學(理學),中國繪畫史,古泉币,回蒙語言等等。
大體蓋依賴其所受業之業師與當代專門研究風尚定。
滿清中葉,值中國考據學藝達全盛期,收集于《皇清經解》與《續皇清經解》之著述達四百種,凡一千餘冊,包括各種極度專門化之學術論文,在本質與精神上極類似現代大學之博士論文。
不過其學術較為成熟,而著述經過時期較為長久。
據著者所知,其中有一部著作,經過三十年之著述期。
四、學府制度 但是真有價值的科學家,為數至為稀少,其情形恐為中國與歐美彼此相同也。
不過吾們有許許多多士大夫階級的文人如舉人進士之類,為數之多,不亞于美國哲學博士。
此輩在名利場中争取頭銜,一以為衣食計,一以擡高社會上之身份地位。
或許中國的舉人,比之美國的哲學博士,蠢害社會,為禍尤深。
他們都得經過一度嚴格考試,故須賴其平庸之智力,下一番苦功。
他們都想獵取一種目的,純粹商業性的目的,他們所受的那種專應考試程式的教育,全部無所适用于任何工作,隻有挾着書本子販賣其常識而已。
中國的哲學博士相公們,都挾有顯明的官僚資格。
其中也有真實才幹的人才,他們的摭拾功名除了興會與易取以外,無其他塵世上的理由可言,他們常能攀登很高的名位直到考試最後階段的殿試而成為進士或翰林,此輩或外放為知縣或留京為京官。
不過士子的大多數常沉滞于初級考試階段或中級考試階段,稱為秀才(約等于BA)或舉人(約等于MA),更大多數的連秀才資格還趕不上則稱為諸生,即為生員之意。
全國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生員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為群集四鄉的變相遊民。
秀才,舉人,以及那些名落孫山的讀書人,其較優之行業為充當教席,惡劣者即為“土豪地棍”。
他們是客串式的律師而以代人包攬訴訟為職業者。
他們恒與衙門中科員之輩互相勾結,上下其手。
或則承包捐稅,則與當地富商互相勾結,他們對于學術修養一無所知,但能出于強記的背誦四書五經而已,大多數且能同時背誦朱熹的注解。
朱熹的注解稱為監本,是給他們習誦的惟一經籍解釋本。
他們既不能寫好詩,所受專應科舉考試的訓練,範圍至為狹隘,而他們所學習的八股文又那麼因襲老套,緻使他們不能依事實寫一篇清楚正确的新聞報告,或寫一張簡單商業便條,開列普通商品名目,倒是有經驗的小夥計,寫來比他高明。
可是他們的勢力卻是不可輕侮,他們有一種階級自覺,一種階級組織,也有一種階級的理想。
顧炎武曾有一篇專論此輩生員的文字,題為《生員論》,茲摘錄其一節如下: 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
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
而嚣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
……一得為此,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裡胥,齒于衣冠,得以禮見官長,
二者之區别,至為明顯:前者為客觀的,說明的後者為主觀的,抒情的…… 一、文學之特性 中國文學有一種含有教訓意味的文學與一種優美悅人的文學二種的區别,前者為真理之運轉傳達工具,所謂“文以載道”之文後者為情愫之發表,所謂“抒情文學”。
二者之區别,至為明顯:前者為客觀的,說明的後者為主觀的,抒情的。
中國人都一緻推崇前者,認為其價值較後者為高大。
因為它改進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會道德之水準。
從這一個觀點出發,他們遂輕視小說戲劇這一類文學,稱為“雕蟲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惟一例外為詩,詩雖同樣為抒情文學,他們對之非但不予輕視,且珍愛修養之盛過于歐美。
事實上,中國文人全都暗裡歡喜讀讀小說和戲劇,而官吏階級雖在其冠冕堂皇的論文裡說仁道義,可是在其私人說話裡往往可以發現他們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寶鑒》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兩性小說。
其理由易見,那些說教的文學大體上均屬品質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滿了宣揚道德的陳腐之說和質直的理論,思想的範圍又為畏懼異端邪說的心理所限。
故中國文學之可讀者,隻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識之文學,包括小說、戲劇和詩,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學而不是思考的文學。
讀書人本不是經濟專家,而偏寫讨論捐稅的文字文人學士手未嘗一執刈鐮,偏寫讨論農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師,乃大寫其“黃河保護計劃”——這一類是很普遍的題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國的俗語說法,讀書人都在孔夫子門檻裡翻筋頭。
他們都輕視莊子,卻人人讀讀《莊子》,莊子為毀謗孔氏學說的偉大著作家。
有幾位學者膽敢玩玩佛學,不過他們對于佛教儀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葷亦不虔誠。
他們的畏懼異端學說,有如畏懼達摩克而茲(Damocles)的利劍,畏懼異端實即畏懼新思想。
文學本生存于自然發生的境界中,卻配備以經典的傳統思想,“心的自由活動”之範圍乃大受限制,這在孔夫子門檻裡翻筋頭,不問其本領如何高大,終不過是孔門界限裡的翻筋頭而已。
總之,一國的學者赓續讨論仁義達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難免重複。
不是瞎說,一篇榮膺殿試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譯成簡單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淺薄使讀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
偉大的智慧所産生的偉大文藝,予人以一種虱子戲一樣的異樣诙諧的印象。
一個作家是以隻能在小說戲劇的境界限以内,才能發揮其創作天才,因為他們在小說戲劇的園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個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潑地創造。
衡之實際,一切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乃為作者心靈的發表,其本質上是抒情的,就是發表思考的文學也适用這種原理——隻有直接從人們心靈上發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
愛德華?楊格(EdwardYoung)早于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書中,很清楚地說明這種觀點。
金聖歎是十九世紀的傑出批評家,在他的著述中屢屢這樣說:“何為詩,詩者是心之聲。
可見之于婦人之心中,可見之于嬰孩之心中,朝暮湧上你的心頭,無時無刻不在心頭。
”文學之原始實在是這麼單純,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辭上的技巧,怎樣的會叫一般大學裡的教授埋頭磨練起來。
金聖歎又說:“文人非勉強說話,非被迫而說話,但意會所到,出自天機,有不期說而說者。
有時叙事,有時舒其胸中積愫,所言者既已盡所欲言,即擱筆不複贅一字。
”文學與非文學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寫在筆下,倍覺美麗有的寫來,拙直無味,自然那些寫得越是美麗勝過别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文學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學當作人類性靈的反照,而把一國的文學,當作一國的精神的反映。
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麼人類的著作可以比作屋于頂閣上的窗口,人們可由以俯瞰全景,讀着一個人的著作,吾人乃從作者的窗口以窺察人生,因而所獲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見者,星、雲、山峰,創出地平線的輪廓,而城市裡的一切走廊屋頂,彼此似屬相同,但從窗口裡面窺探的城市景色是具個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
檢閱一國的文學,吾人是以僅在獲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國最優智慧所能見到而經由他們特殊的、個性的手段所表現者。
二、語言與思想 中國文學手段,即中國語言之語格,實為決定中國文學特殊發展的主要因素。
與歐洲語言一加比較,很可以循索出中國思想與文學之特殊性,乃單純地受所謂單音語言的影響,其程度至深。
中國語言之發音,如金、昌、張,其所生之後果,至可驚人,此單音組織決定中國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産生中國文學傳統的持續系統,複因而影響及于中國思想之保守性。
更進一步,亦為文言與口語分别之原因,這又轉而使從事學問,倍感艱難,于是其勢難免成為少數階級的專利品,最後,此單音組織直接影響中國文學格調的某些特殊性。
每個國家,都發展一種最适合于本國語言的文學作品。
歐洲并未發展一種象形主義的作品,因為印度歐羅巴語派之發音結構,其子音比較的浪費,而其綴合又變化無窮,是以需要一種分析的字母,因而用這種文字于象形的表示,必至陷于不可藥救的不正确。
因為文字的象形制度,不能單獨應用,以中國文字為例,我們覺得它需要發音原理來輔助,始能産生任何重要發展。
這些基本的象形文字之連綴,其作用純在乎求發音上之功效。
而實際上中國字典所收錄之四萬以上的文字,其百分之九十系建築于綴音原則上面,差不多用一千三百個象形字作為發音記号。
語言之單音組織如中國文字者,僅有四百個左右之綴音組合,如秦、昌、張等,也就夠用了。
但是日耳曼語系中,發明一種新的記号以代表各個新的聲音綴合如德文中之Schlacht及Kraft或英文中之Scratched及Scraped,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語言之未嘗發展西洋意味的表聲書體,因為象形記号之發音的應用已足敷應付。
倘中國語言中曾用到過像德文SchlachtKraft及英文ScratchedScraped那樣的文字,他們感于迫切的需要,老早就發明了一種表聲的書體了。
中國單音綴合之語言與書寫字體間之完全調整蓋易于理會。
語言缺乏表聲的形式結果,産生多數發聲相同的文字,Pao一個聲音,可以表示一打以上的意義:包、抱、飽、泡,依此類推。
因為象形原理的應用,隻限于具象的事物或行動,在古時已感覺運用之困難,故原始文字“包”用作純粹的發聲符号,而假借以表示其他同聲的文字。
結果發生很多糾紛,而在漢代文字大定以前,吾們有許多這樣的假借文字,以一字表指許多不同的事物。
事實上之需要,迫使中國人加添符号(稱為字根),Pao以表示意思的群體,這就是這個Pao字欲用以指示者。
發聲記号的使用,不是十分嚴格而正确的,吾們有下例各字在現代中文中讀作Pao或Bao二種讀法,但每一個字陪襯着一個分數記号或字根,例如抱跑袍飽泡鮑袍胞咆炮刨苞雹。
像這個樣子,包加上手旁字根,其意義為懷抱之抱加足旁字根,意義為奔跑之跑加衣旁字根,意義為長袍之袍加食旁字根,意義為吃飽之飽加水旁字根,意義為泡沫之泡如加火旁字根,意義為花炮之炮如加魚旁字根,意義為鮑魚之鮑加肉旁字根,意義為胞胎之胞加口旁字根,意義為咆哮之咆加艹頭字根,意義為苞芽之苞加雨字頭字根,意義為冰雹之雹加刀旁字根,意義為刮刨之刨,這就是解決同音異義問題的調整方法。
假定這個問題不是在同音異義的問題上,假定中國文字裡頭也有像英文裡頭ScrapedScratched那樣的字,則首先就感到有區别發音的必要,這樣,恐怕中國文字也就會有了歐洲語系的字母,因而識字的人也會普遍了。
中國文字既屬于單音組合,殆無可避免地必須用象形字體。
單是這個事實,大大地變更了中國學術的特性和地位。
由于它們的自然底本質,中國文字在口語發音中不易多所變化。
同一記号,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讀作各别的聲音,不同的方言甚至可以視為不同的語言,如基督十字架的記号在英文中讀作Cross,在法文中可以讀作Croix。
這是與中國古代文化的一貫性具有密切的關系的。
更重要于此者,使用此等文字使吾人隔了千百年以後還能直接誦讀孔氏經書。
孔氏的經書在吾們自己的紀元第六世紀時幾将變成不可誦讀。
試一想及此,很覺有趣,倘真遇到這樣情形,孔子的尊崇地位将受到何等影響呢? 的确,中國文字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發生過重大變革,至今研究孔氏學說的學者,分成二大營壘:其一信仰“古文”的經書本子,所謂古文據說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間,得免燔灼,而經後來壞壁發現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書本,這是年老儒生口授傳誦而筆錄下來的,這些老儒生系将經書熟記,幸免于暴秦的厄運者。
但從此以後(紀元前二一三年)屢有寫作,在形式上有比較不甚重要之改進,此等寫作對于孔氏經書之深入中國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貢獻。
凡符合于孔氏經書早期寫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學的傳統,繼漢代以後者尤然。
一個中國學生,凡能誦讀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訓練誦讀第十三世紀、第十世紀,甚至第二世紀的著作,亦猶現代藝術家之欣賞維納斯、欣賞羅丹之作品同樣容易。
倘令古代學術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學之傳統勢力還會這樣雄大,而中國人的心理還會這麼保守嗎?怕未見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變的文言之産生,緻與口語判離而使尋常學子幾難于通暢。
至于發聲組合的字體,天然将依随現行語言的變遷與慣用語法。
書寫的語言如其不甚依賴發聲,在慣用語與文法方面,獲得較大之自由。
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語的法則,它有它自己的結構法則和大量的慣用語,系自曆代著作收集而來的文學成語。
如此,它乃産生一種獨立的實體,多少是服從文學範型的。
随時代之進展,此文學語言與當代通行語言間之差别,愈來愈巨,直至今日,學習古代語言,從心理上感到之艱難,幾等于學習外國語言。
普通句段結構之法則,書寫的文言與口說的白話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僅把古文字眼填入現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寫成一篇古文了。
例如一個簡單的連語“三兩銀子”,在文言中卻要變更造句法,寫成“銀三兩”又似現行語中說“吾從未見過”,古文中的慣用語為“餘未之見也”。
此目的格的一字,經常置于動詞之前,倘其動詞為否定格的時候。
現代中國學生是以常易犯語風上的錯誤,有如英國學生在學習法語時之說Jevoisvous,恰等于學習外國語言。
在一個人真能寫确實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範圍廣泛地使用法之熟習,是以練習之時,經常累月地背誦古代傑作亦為免不了的手續。
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暢通外國語言一樣,也就很少中國文人真能寫确實流利的古文。
實際上,中國今日僅不過三四人能寫流利的周代經典式的古文。
吾們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這種書本上的語言,此在外國人固非難于治理的。
這書本上的語言且又缺乏語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國的象形文字,使脫離語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漸發展,文字的與發聲原則分離而獨立,加速它的單音組合的性質。
而且事實上口語中的二連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單音文字來代表,因為文字本身由其組合作用已使意義表顯得很清楚。
例如吾們在口語中需要一個二連音“老虎”以資在聽覺上辨别與其他讀“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書寫文字中就用一個虎字已夠了。
文言是以較之白話更見傾向于單音,因為它的基本是在視覺上,而非在聽覺上。
從此極端的單音主義乃發展一種極端簡潔的格調,這種格調不能用口語來模仿而獲免不可理解的危險的,而此格調亦即為中國文學之特性的美點。
如是吾人乃創造一種韻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緻似英文無韻詩的二行那麼多字的意義。
這種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其他别種語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
不論在散文或詩詞中,此用字之經濟,産生一種風格,其間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節,其韻調經重衡量務須達到“恰到好處”之程度,而往往負擔過分之意義。
如那些絲毫不苟的詩人,一字一音莫不細予斟酌。
是以此爽利的體裁之真實的練達,實即選用字面之極端老練。
由此興起一種用字矜飾的文學傳統,它後來變成社會的傳統觀念而最終成為中國人的心智之習慣。
文學技巧上的困難,限制了中國識字教育的普遍,識字教育本無需乎推敲修飾的。
此識字的限制又轉而變更中國社會的全部組織,改易了中國文化的全部容貌。
有些人有時真會發生疑問:倘中國人民的語言是一種活用變化的語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則他們是否将這樣馴良從順,這樣尊敬其長上?我有時而感覺到倘中國人能設法在語言中保留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們将根本搖動孔子的權威,複很可能的早就擊碎了傳統的政治結構。
賴于知識的普遍,經過數千年的閑暇,将進研其他學術而徐徐超越文學之技巧,說不定也能給予世界以較多之發明如印刷火藥之類,并影響地球上人類文化的曆史了。
三、學術 前面曾述及非經典文學或意象的文學,多屬于一般不顯著的或無名作家的作品。
他們打破了經典傳統,他們的作品是從自己的内心的喜悅情緒寫出來的,寫作的動機,單純為創造的嗜好。
易辭以言之,這些作品在西洋意識中,是富創造性的優美文學。
不過在吾人将述及此等小說戲劇之前,似宜先行檢讨經典文學的内容,中國學術的品質,并那班智識階級群的生活和修養。
他們安坐而食,受人民之供養,雖推進了相當道德教訓,然毫無創造。
此輩學者寫了些什麼?什麼是他們的智力工作? 中國是學人的領域,學人便是統治階級,至少當承平之世,人民之崇拜讀書人身份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
此學人身份的崇拜,形成一種普遍的迷信形式,有字紙不許随意抛擲,并不許用于不敬的用途,常有專職的人四處收集,聚而燔之于廟宇或學校中。
至戰亂之世,則此故事稍為變更,因為軍人往往闖進學者的居屋,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火或用以拭鼻,或則連屋子一箍腦兒縱火了事。
但是這個國家的文學活動力至為雄大,軍人焚書尤踴躍,書籍之收藏量尤巨。
當時,約當紀元六百年,皇家收藏之書籍已達三十五萬冊。
及唐代,皇家之收藏者,計二十萬零八千冊。
一○○五年,當北宋中葉,第一部百科全書——包括各類書籍一千冊——告成。
後之有禦纂叢書《永樂大典》之出世。
此書收集精選古代珍本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裝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冊,為明初永樂皇帝(一四○三——一四二四)所主持編纂。
清時,乾隆皇帝所頒最具有大政治家風度之法令為徹底審查現存未毀之書籍,其表面之目的為保存典籍,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則在毀滅那些不滿異族統治的著作及其完成,收集保存本來面目之著作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分成七部,即著名之《四庫全書》。
但乾隆皇帝同時又完成另一功業,他下令銷毀全部或一部分之書籍凡二千種,興文字之獄二十餘起,其著作人或以革職,或以監禁,或以流配,或處死刑,有時還得毀滅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奴婢——這一切罪戾,都可由誤用一字而起。
《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卷帙浩繁,代表依據正統派标準認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選集。
有許多著作僅在書目提要中予以簡短的褒譽之介紹,其本書卻不收入《四庫全書》俾永傳不朽。
真實具有創作價值的著作像《水浒》、《紅樓夢》當然不蒙選入,雖《四庫全書》中仍包括不少筆記,寫些零星瑣事,自曆史考證以至雅茶名泉,神狐水怪,貞節嫠婦之記述。
此等筆墨,均為中國學人之興會所寄者。
然則此等書籍,所寫者為何事?試一檢閱由《四庫全書》流傳下來的正統派的圖書分類編目法,極有興味。
中國書籍被分成四大部類:(甲)經(乙)史(丙)子(丁)集。
經部包括經籍和經籍注釋書,此類工作曾耗費極大部分中國學人的光陰。
史部包括曆代通史,專史,傳記,雜錄,地理(包括遊記,鄉土志,名山志),文官考試制度,法典,律令,書目提要和曆史批評。
子部名稱之由來,本系采自周代諸子,但其内容卻包括了中國的一切專門技術與科學(有如西洋大學中之哲學院),其中有軍事學、農藝、占星術、天文學、巫術、蔔筮、命相、拳擊、書法、繪畫、音樂、房屋裝飾、烹饪、本草、生物學、儒家哲學、佛學、道家的參考書籍,和無數上述之筆記,包含些雜亂無章的奇談野乘,海闊天空,不可分類,凡宇宙間之現象都有記載,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說。
各大書局亦有将小說歸入子部者。
集部亦可稱為文學部,因為它包括學者的著述,文學批評,和詩詞戲曲的專集。
所謂科學之著述,試一審其内容,則覺其内質不如外表之動人。
實際上,中國并無所謂專門的科學,除了經籍訓诂與曆史考證。
這其實不過為科學的一分支,它供給埋頭苦幹者以研究園地。
天文學,除了一部分天主教學者的著作,很相近于占星術,而動物學植物學很近似烹調術,因為許多動物果蔬是可食的。
醫學常處于蔔占星相之列,所謂醫蔔星相。
心理學、社會學、工程學、政治經濟學都錯雜包涵于筆記中。
有些作家的作品,得列入子部的本草動物學類或史部的雜記類,乃他們的筆記顯出較明顯之專門特性,而受優越的待遇。
但除了特殊超越的幾部著作外,其精神與技術在根本上與集部所收的筆記并無多大區分。
中國學者的發抒其特殊天才,簡括地分循三條路線:考究,舉子業,和經籍意識的文學。
吾們可以依此把中國讀書人分成三個典型:學者,破靴黨,文學家。
學者的訓練和準備應試科舉的訓練是極不同的,是以早年須于二者之間加以抉擇。
有些舉人——第二級官缺候補資格——竟至終身未讀過《公羊傳》(十三經之一),也有許多淵博的學者終身不能寫一篇八股文應科舉考試。
但中國老學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
學究之最優秀者,具有歐洲科學家的精神,具有同樣治學的毅力,獻身學問不辭辛苦,然他們往往缺乏專門的科學方法,他們的著作缺乏西洋明晰的文體與确鑿有力的理論。
因為中國古來學術需要無限的艱苦,異常的博識,與幾乎超人的記憶力,緻使學者須窮其畢生之力以研習之,有幾個學者竟能背誦卷帙浩繁的司馬遷《史記》,自始至終,鮮有脫誤。
因為缺乏索引的工作,學者得一切仰賴記憶的積累。
實際容易揭明出處的知識在任何百科全書中可能找到者,常被輕視,而優秀學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書的,吾們固有許多鮮皮活肉的活動百科全書。
臨到探本溯源欲有所引證時,在昔時長閑的生活中,固滿不在乎出于一時之記憶,抑或費全日工夫始尋獲者。
英國貴族常費其終日以縱犬獵狐,樂此不厭而中國學者之興奮失望于鑽研考究,其情緒幾與之相同。
用此孜孜不倦的精神,巨大著作常由一人單獨完成。
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鄭樵的《通志》,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清初,一代大師顧炎武,當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時,常載書籍三車,随以周遊四方,随時尋獲與向說不符之實質證據,或從父老口中獲得矛盾相反之故事——它的論據材料即多自此輩父老口中收集者——他将馬上在書上加以校正。
六這樣的知識之探索,在精神上無異于歐美科學家的工作。
中國學術中有某些範圍适于艱苦工作與有條理訓練的研究。
這些學業可以下述數種為例,如中國文字之進化(說文),中國聲韻之曆史,古藉之校正,散逸古書之整理,古代儀禮、習俗、建築裝飾之研究,經籍中所見鳥獸魚蟲名目之分類,銅器石刻甲骨文之研究,元史中異族名字之考究。
其他依個别的癖愛,研究古代非儒家諸子哲學,元劇易經,宋儒哲學(理學),中國繪畫史,古泉币,回蒙語言等等。
大體蓋依賴其所受業之業師與當代專門研究風尚定。
滿清中葉,值中國考據學藝達全盛期,收集于《皇清經解》與《續皇清經解》之著述達四百種,凡一千餘冊,包括各種極度專門化之學術論文,在本質與精神上極類似現代大學之博士論文。
不過其學術較為成熟,而著述經過時期較為長久。
據著者所知,其中有一部著作,經過三十年之著述期。
四、學府制度 但是真有價值的科學家,為數至為稀少,其情形恐為中國與歐美彼此相同也。
不過吾們有許許多多士大夫階級的文人如舉人進士之類,為數之多,不亞于美國哲學博士。
此輩在名利場中争取頭銜,一以為衣食計,一以擡高社會上之身份地位。
或許中國的舉人,比之美國的哲學博士,蠢害社會,為禍尤深。
他們都得經過一度嚴格考試,故須賴其平庸之智力,下一番苦功。
他們都想獵取一種目的,純粹商業性的目的,他們所受的那種專應考試程式的教育,全部無所适用于任何工作,隻有挾着書本子販賣其常識而已。
中國的哲學博士相公們,都挾有顯明的官僚資格。
其中也有真實才幹的人才,他們的摭拾功名除了興會與易取以外,無其他塵世上的理由可言,他們常能攀登很高的名位直到考試最後階段的殿試而成為進士或翰林,此輩或外放為知縣或留京為京官。
不過士子的大多數常沉滞于初級考試階段或中級考試階段,稱為秀才(約等于BA)或舉人(約等于MA),更大多數的連秀才資格還趕不上則稱為諸生,即為生員之意。
全國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生員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為群集四鄉的變相遊民。
秀才,舉人,以及那些名落孫山的讀書人,其較優之行業為充當教席,惡劣者即為“土豪地棍”。
他們是客串式的律師而以代人包攬訴訟為職業者。
他們恒與衙門中科員之輩互相勾結,上下其手。
或則承包捐稅,則與當地富商互相勾結,他們對于學術修養一無所知,但能出于強記的背誦四書五經而已,大多數且能同時背誦朱熹的注解。
朱熹的注解稱為監本,是給他們習誦的惟一經籍解釋本。
他們既不能寫好詩,所受專應科舉考試的訓練,範圍至為狹隘,而他們所學習的八股文又那麼因襲老套,緻使他們不能依事實寫一篇清楚正确的新聞報告,或寫一張簡單商業便條,開列普通商品名目,倒是有經驗的小夥計,寫來比他高明。
可是他們的勢力卻是不可輕侮,他們有一種階級自覺,一種階級組織,也有一種階級的理想。
顧炎武曾有一篇專論此輩生員的文字,題為《生員論》,茲摘錄其一節如下: 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
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
而嚣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
……一得為此,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裡胥,齒于衣冠,得以禮見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