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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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隻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
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 一、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隻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
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
在孔教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裡面,吾們可以看出人民組織範型的接續階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國。
《大學》有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欲求一與“社團”這個字眼意識最相近的名詞,在中文裡頭乃不能不推兩個單字綴成的“國家”一個連語,這是中國抽象名辭構成原則而來的。
“公共精神”為一新名詞,“公共意識”一詞亦然,“社會服務”一詞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
但“社會事件”當然也是有的,如婚喪喜慶,僧侶儀仗,四時令節。
所缺乏者,乃屬于那些足以構成英美人士的社會生活者,如運動,如政治結社,如宗教,這是很顯而易見的。
中國沒有教堂也沒有教會。
中國人視談論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們不投票,也沒有讨論政治的黨社。
他們不事放縱于運動,運動乃為連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為英美人士社會生活的基礎。
當然,中國人也玩玩種種遊戲競技以資消遣,不過此等遊戲競技大率系屬于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性的。
中國式的遊戲并不把競技者的分組對立兩大組合,如鬥蟋蟀,并非以一個組合對另一組合而作競賽。
組合這件事情,向非所知。
中國人的鬥牌遊戲,每人各自為戰。
中國人歡喜打撲克一類的牌戲而不歡喜Bridge一類的牌戲(Bridge與Whist相類,系四人成局以兩人為一組,兩兩相對的一種牌戲)。
中國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撲克,非似Bridge。
從這個麻将哲學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素質。
中國人的個人主義的例證,可見之于中國新聞紙的組織。
中國人經營報紙,譬如搓麻将。
著者常見中國日報請了主任編輯,專門擔任寫寫社論國内新聞,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國際電訊,又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聞也另有編輯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園地。
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個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麼牌,各人想讓自己先挺張,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給下家的人。
倘遇國内新聞過于擁擠,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聞版,倘遇本埠新聞亦甚擁擠,又可移入盜警火警欄的地位(對于讀者向來不通知)。
這樣一來,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編排,材料無需乎選擇,沒有調和作用,也沒有首要次要之分,每個編輯先生都能寫寫意意早些回府。
制度本身固已很夠簡單,加以編者和讀者,兩方面都是生而為個人主義者。
出版新聞為編輯先生的職務,而閱讀新聞,乃在讀者,故兩方互不相涉。
這是中國幾種最老最大最廣銷的報紙所延用迄今之專門技術。
假定你要問為什麼沒有調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為缺乏公共精神。
因為假使總編輯而意欲施行改組,或許覺得本埠編輯之庸暗而欲予以開除,他就與家庭制度相沖突。
他的幹涉他人事務,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攆出這位本埠編輯,敲碎他的飯碗,更連帶的使一切依賴于這位編輯身上的人同陷饑餓更倘遇這位本埠編輯的夫人是老闆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攆他出去呢?這還了得!假使這位總編輯稍具中國式的社交覺悟,他不緻幹出這等事情若遇這位總編輯是新近回國的美國密蘇裡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生,還是快些走開為上策。
于是來一個熟知中國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舊的制度乃仍延續工作下去,讀者照樣賴以查閱新聞,而報紙照樣擴展其發行額而賺錢。
許多這樣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國人的社交往來後面,吾們可以很容易舉出許多例子顯示缺乏公共精神,簡直使二十世紀的西洋人難以置信。
我所說“二十世紀的人”,因為他已經接受過十九世紀博愛主義的精神的教養而具有較為廣闊的社會眼界。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真堪為中國社會事業的思想代表。
下面一段是我逐句從《論語》兩周刊(一種幽默雜志)上摘錄下來的,它記述一位中國軍閥對于民衆教育運動的演說。
有些青年醉心于現代美國社會服務的熱情,組織一種團體,推行“掃除文盲”運動。
這位軍閥便發揮其鴻論說:“學生應該勤勉讀書而不宜幹預外界事務。
人家吃飽了自己的飯,幹自家的事情,而你們卻要掃除他們!”那動聽的論據是這樣說法的:不識字的人不來幹預你們,為什麼你們偏偏要去幹預他們?這些字句何等簡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樣真實。
因為這些字句,字字直接發自演說者的心坎,毫無遮隐,毫無潤飾。
在中國人看來,社會工作常視作幹預他人的事。
一人熱心于社會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業,看來常覺得有些可笑。
吾們不顧他的誠意,又不能了解他為什麼跑出來幹這些事業,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會公衆獻殷勤?為什麼他不效忠于家庭,更為什麼不巴圖上進,升官發财,俾及早幫助其親戚和自己的家庭?吾們決定他因為是年輕,或則為正常人類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這樣迷失人類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稱為豪俠,可是這些人無疑即為盜賊或漂泊浮浪的人物。
他們是單身漢,不結婚,有一顆浮浪不肯安穩的心兒,常很願意縱身入水以拯救一個不相識的小孩。
或則他們是結了婚的人,而死的時候,往往身後蕭條,不名一文,讓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
吾們歡迎這種人,愛這種人,但不願我們自己的家庭中産生這樣一個人物。
當我們瞧見一個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豐富,勇于參加困難糾紛,吾們将确信地預言這個孩子定為父母的緻命傷。
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壓服他,他或許會從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俠的盜夥。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是被認為舍離正道的理由。
這樣的情形怎會發生,中國人不是那樣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
雖然中國人因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盡基督教詛咒的“邪教徒”這個名詞加諸其身。
倘基督教會能盡力以求了解他們,而從根源攻擊他們的劣點,則似較為适宜,因為劣點的背後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會哲理觀念,這不同就是雙方觀點不同之由來。
受了現代教育的中國最優秀之青年還是不能明了西洋婦女一定要組織“禁止虐待動物會”的意義,她們為什麼高興去替狗擔心事,又為什麼不好好坐在家裡看護看護自家的孩子。
吾們可斷定他們是因為沒有孩子,因之在家裡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這樣的推斷或許往往是不差的。
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觀念與公共精神二者間,一個人倘勤儉積财,而悭吝得夠程度,常可發現其家族觀念在發生作用。
因為家族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底,中國的一切社會特性無不出自此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與村社制度——村社制度為家庭組織進一步而範圍稍為擴大的範型——可以統括地說明一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象。
面情,寵嬖,特典,報恩,禮儀,官吏貪污,公共組織,學校,基爾特(同業聯合會),博愛,慈善,優待,公正,而最後全部中國政治組織——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從它攝取特質和狀态,更一切都從它尋取解釋特殊性質的說明。
從家族制度裡頭産生了家族觀念,更從家族觀念産生社會行為的某項法規。
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興趣的,吾們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裡,怎樣作為社會一分子而行動着。
二、家庭制度 吾國古時并無所謂“家族制度”這種社會學上的名辭。
吾們所知道的“家”,它隻是為“契本”或為人類社會之本的家。
家族制度渲染了吾們一切社會生活的色彩。
它是屬人主義的,即吾人對于政府之概念亦系把它看作人格化的。
家族制度所教導吾們的孩子們的第一個課程,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的義務:自重、禮貌、責任心,和相互調整補充的要務。
責任心的意義,是闡述得很明确的,即是對于父母的感恩圖報的義務觀念,和對于長老的敬意。
它很近乎代替宗教的作用而給予人們以社會長存與家族永續的意識,因以滿足人類巴求永生的願望。
經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識倍形活躍。
它教導人以一種家族光榮的意識,此種意識在西方固不難搜得類似的例證。
家族制度的影響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
它從吾們手中剝奪了訂婚權,而以之授予我們的父母它使吾人結婚不是娶了一個妻子,卻是娶了一房媳婦,更使吾人妻子生産兒子成為“養孫子”它把新娘的義務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輕夫婦白晝掩扉成為非禮行為,而使“秘密”二字成為中國人所不知的名詞。
譬方一架收音機,它使吾人安于鬧的習慣,鬧的婚禮,鬧的葬儀,鬧的飲食,以至于鬧的睡眠。
它麻痹了我們的神經而發展了吾們的耐性。
歐美人民好像一個閨女,它隻消照顧自身,因之她隻消使她自己外觀整潔美麗中國人民則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婦,她有許許多多家庭的本分須行料理,吾們是以在很小的年齡就已養成了端莊性,它使吾們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過度保護我們的孩子,不知道怎麼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
凡父母太以自己為中心而太專制,它時常剝奪了青年的事業心和發明天才。
著者認為這一點是家族制度所施于中國人的特性最惡劣的影響。
父母的喪儀又涉及士子應試的機會,居父母之喪的讀書人,必須停止應考三年,同時又為士大夫階級提出辭呈的最好理由。
家族主義之倫理哲學甚至限制吾人之遠遊與運動,因為在《孝經》中,産生了一個學理,殆為每個小學生都須熟記者,即:“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為孔子門人之佼佼者,當其臨終之際,這樣說:“啟予足,啟予手。
”蓋曾子保全其身體發膚而終,可告無愧于祖宗。
此種思想已極臨近于宗教思想。
它又限制我們的向外發展,因為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遊曆的最好形式,本應該是無一定目的地、無預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學理,這便不可能了。
所謂孝子,應該慎惜身體,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險路。
這樣一來,阿爾卑斯俱樂部(AlpineClub)中遂找不出一個配稱孝子的人了。
總之,家族制度為個人主義之否定,它又限制個人的活動有如騎士之缰索控制阿拉伯野馬的奔馳。
有時遇着騎師是個好人,他幫忙良馬在賽馬會中奪取錦标,而騎師不常是好人,有時控抑勒制馬匹的且不是一個騎師而僅為一輛不中用的貨車,你看還成怎個樣子。
中國社會固無所庸于阿拉伯良馬,其最充分之明證即為中國社會之從不産生良馬,中國社會把良馬屠殺個精光,把它們窮追驅入山林,或把它們禁閉入收容所。
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馬為呆滞魯鈍服缰之馬,果然,吾們的社會上便真饒有這樣的驽馬。
“名分學說”,即孔子學說通常所被稱之代名詞,實為家族制度背後的社會哲學。
這是一種道理乃所以維持中國社會之秩序者,它同時為社會組織與社會控馭之原理。
其基本理想為名分。
名分賦予每一個男子或女子在社會上所應處的一定之地位。
有如人文主義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歸于适當地位”。
名分的社會理想亦為個人都處于适當地位。
“名”的意義為名稱,“分”的意義為本分。
孔子學說實際上常被稱為“名教”或即為“名分的宗教”。
名稱是一個稱号,所以給予人表明各個在社會上所處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與别個人的關系。
缺乏一個名号,或在社會關系中的定限,一個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從而也不知道怎樣控制他的行為。
孔子的理想便是這樣,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維持。
關于中國社會所宗奉的五大人倫,其中四倫是與“家”有關的。
此五大人倫即君臣之關系,父子之關系,夫婦之關系,以及兄弟朋友之關系。
其最後一倫朋友之關系可為之合并于家庭,因為朋友乃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範圍内的人——他們是家族間的朋友。
家族是以可為一切道德行為的出發點。
不過吾人于此必須提示者:孔子從未想把家族意識去奪取社會意識或民族意識的地位,亦并未想把它發展成一種高度自私的形式——後世的結果,盡孔子全部實踐的智慧,實未能料及。
家族制度的劣點,在韓非子時代已很明顯(約當基督前三世紀末期)。
依著者愚見,韓非子實為那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
《韓非子》一書所記載的當時政治實況的描寫,可以映出今日中國的形貌。
例如由于親貴偏寵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壞,不啻攘奪了國家資産而增富了私家。
高官顯宦之建築富麗的别莊,渎職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觀念和一般的缺乏社會意識。
此等劣點都經韓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張組織一個法治的政府,他認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惟一的出路。
可是韓非子自己的結局卻是被迫仰藥而死,類乎蘇格拉底的命運。
但至少在學理上,孔子并非有意犧牲了社會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識發展為自私觀念的。
在他的道德律裡面,他也曾容許某種程度的超家族的仁愛。
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從此普通的道德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适宜于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
隻有在這種悟性裡面一個人才能了解重視孝道的意義。
孝在中國倫理觀念裡面,是居于百善之先的。
中國文字裡頭,那個教育
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 一、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民族,他們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會,此種隻顧效忠家族的心理實即為擴大的自私心理。
在中國人思想中初無“社團”這個名詞的存在,不可謂非奇事。
在孔教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裡面,吾們可以看出人民組織範型的接續階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國。
《大學》有雲:“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欲求一與“社團”這個字眼意識最相近的名詞,在中文裡頭乃不能不推兩個單字綴成的“國家”一個連語,這是中國抽象名辭構成原則而來的。
“公共精神”為一新名詞,“公共意識”一詞亦然,“社會服務”一詞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
但“社會事件”當然也是有的,如婚喪喜慶,僧侶儀仗,四時令節。
所缺乏者,乃屬于那些足以構成英美人士的社會生活者,如運動,如政治結社,如宗教,這是很顯而易見的。
中國沒有教堂也沒有教會。
中國人視談論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們不投票,也沒有讨論政治的黨社。
他們不事放縱于運動,運動乃為連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為英美人士社會生活的基礎。
當然,中國人也玩玩種種遊戲競技以資消遣,不過此等遊戲競技大率系屬于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性的。
中國式的遊戲并不把競技者的分組對立兩大組合,如鬥蟋蟀,并非以一個組合對另一組合而作競賽。
組合這件事情,向非所知。
中國人的鬥牌遊戲,每人各自為戰。
中國人歡喜打撲克一類的牌戲而不歡喜Bridge一類的牌戲(Bridge與Whist相類,系四人成局以兩人為一組,兩兩相對的一種牌戲)。
中國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撲克,非似Bridge。
從這個麻将哲學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素質。
中國人的個人主義的例證,可見之于中國新聞紙的組織。
中國人經營報紙,譬如搓麻将。
著者常見中國日報請了主任編輯,專門擔任寫寫社論國内新聞,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國際電訊,又另有主編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聞也另有編輯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園地。
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個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麼牌,各人想讓自己先挺張,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給下家的人。
倘遇國内新聞過于擁擠,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聞版,倘遇本埠新聞亦甚擁擠,又可移入盜警火警欄的地位(對于讀者向來不通知)。
這樣一來,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編排,材料無需乎選擇,沒有調和作用,也沒有首要次要之分,每個編輯先生都能寫寫意意早些回府。
制度本身固已很夠簡單,加以編者和讀者,兩方面都是生而為個人主義者。
出版新聞為編輯先生的職務,而閱讀新聞,乃在讀者,故兩方互不相涉。
這是中國幾種最老最大最廣銷的報紙所延用迄今之專門技術。
假定你要問為什麼沒有調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為缺乏公共精神。
因為假使總編輯而意欲施行改組,或許覺得本埠編輯之庸暗而欲予以開除,他就與家庭制度相沖突。
他的幹涉他人事務,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攆出這位本埠編輯,敲碎他的飯碗,更連帶的使一切依賴于這位編輯身上的人同陷饑餓更倘遇這位本埠編輯的夫人是老闆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攆他出去呢?這還了得!假使這位總編輯稍具中國式的社交覺悟,他不緻幹出這等事情若遇這位總編輯是新近回國的美國密蘇裡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生,還是快些走開為上策。
于是來一個熟知中國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舊的制度乃仍延續工作下去,讀者照樣賴以查閱新聞,而報紙照樣擴展其發行額而賺錢。
許多這樣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國人的社交往來後面,吾們可以很容易舉出許多例子顯示缺乏公共精神,簡直使二十世紀的西洋人難以置信。
我所說“二十世紀的人”,因為他已經接受過十九世紀博愛主義的精神的教養而具有較為廣闊的社會眼界。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例子真堪為中國社會事業的思想代表。
下面一段是我逐句從《論語》兩周刊(一種幽默雜志)上摘錄下來的,它記述一位中國軍閥對于民衆教育運動的演說。
有些青年醉心于現代美國社會服務的熱情,組織一種團體,推行“掃除文盲”運動。
這位軍閥便發揮其鴻論說:“學生應該勤勉讀書而不宜幹預外界事務。
人家吃飽了自己的飯,幹自家的事情,而你們卻要掃除他們!”那動聽的論據是這樣說法的:不識字的人不來幹預你們,為什麼你們偏偏要去幹預他們?這些字句何等簡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樣真實。
因為這些字句,字字直接發自演說者的心坎,毫無遮隐,毫無潤飾。
在中國人看來,社會工作常視作幹預他人的事。
一人熱心于社會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業,看來常覺得有些可笑。
吾們不顧他的誠意,又不能了解他為什麼跑出來幹這些事業,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會公衆獻殷勤?為什麼他不效忠于家庭,更為什麼不巴圖上進,升官發财,俾及早幫助其親戚和自己的家庭?吾們決定他因為是年輕,或則為正常人類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這樣迷失人類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稱為豪俠,可是這些人無疑即為盜賊或漂泊浮浪的人物。
他們是單身漢,不結婚,有一顆浮浪不肯安穩的心兒,常很願意縱身入水以拯救一個不相識的小孩。
或則他們是結了婚的人,而死的時候,往往身後蕭條,不名一文,讓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
吾們歡迎這種人,愛這種人,但不願我們自己的家庭中産生這樣一個人物。
當我們瞧見一個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豐富,勇于參加困難糾紛,吾們将确信地預言這個孩子定為父母的緻命傷。
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壓服他,他或許會從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俠的盜夥。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是被認為舍離正道的理由。
這樣的情形怎會發生,中國人不是那樣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
雖然中國人因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盡基督教詛咒的“邪教徒”這個名詞加諸其身。
倘基督教會能盡力以求了解他們,而從根源攻擊他們的劣點,則似較為适宜,因為劣點的背後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會哲理觀念,這不同就是雙方觀點不同之由來。
受了現代教育的中國最優秀之青年還是不能明了西洋婦女一定要組織“禁止虐待動物會”的意義,她們為什麼高興去替狗擔心事,又為什麼不好好坐在家裡看護看護自家的孩子。
吾們可斷定他們是因為沒有孩子,因之在家裡也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這樣的推斷或許往往是不差的。
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觀念與公共精神二者間,一個人倘勤儉積财,而悭吝得夠程度,常可發現其家族觀念在發生作用。
因為家族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底,中國的一切社會特性無不出自此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與村社制度——村社制度為家庭組織進一步而範圍稍為擴大的範型——可以統括地說明一切中國社會生活的現象。
面情,寵嬖,特典,報恩,禮儀,官吏貪污,公共組織,學校,基爾特(同業聯合會),博愛,慈善,優待,公正,而最後全部中國政治組織——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從它攝取特質和狀态,更一切都從它尋取解釋特殊性質的說明。
從家族制度裡頭産生了家族觀念,更從家族觀念産生社會行為的某項法規。
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興趣的,吾們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環境裡,怎樣作為社會一分子而行動着。
二、家庭制度 吾國古時并無所謂“家族制度”這種社會學上的名辭。
吾們所知道的“家”,它隻是為“契本”或為人類社會之本的家。
家族制度渲染了吾們一切社會生活的色彩。
它是屬人主義的,即吾人對于政府之概念亦系把它看作人格化的。
家族制度所教導吾們的孩子們的第一個課程,是在人與人之間的社交的義務:自重、禮貌、責任心,和相互調整補充的要務。
責任心的意義,是闡述得很明确的,即是對于父母的感恩圖報的義務觀念,和對于長老的敬意。
它很近乎代替宗教的作用而給予人們以社會長存與家族永續的意識,因以滿足人類巴求永生的願望。
經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識倍形活躍。
它教導人以一種家族光榮的意識,此種意識在西方固不難搜得類似的例證。
家族制度的影響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
它從吾們手中剝奪了訂婚權,而以之授予我們的父母它使吾人結婚不是娶了一個妻子,卻是娶了一房媳婦,更使吾人妻子生産兒子成為“養孫子”它把新娘的義務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輕夫婦白晝掩扉成為非禮行為,而使“秘密”二字成為中國人所不知的名詞。
譬方一架收音機,它使吾人安于鬧的習慣,鬧的婚禮,鬧的葬儀,鬧的飲食,以至于鬧的睡眠。
它麻痹了我們的神經而發展了吾們的耐性。
歐美人民好像一個閨女,它隻消照顧自身,因之她隻消使她自己外觀整潔美麗中國人民則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婦,她有許許多多家庭的本分須行料理,吾們是以在很小的年齡就已養成了端莊性,它使吾們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過度保護我們的孩子,不知道怎麼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
凡父母太以自己為中心而太專制,它時常剝奪了青年的事業心和發明天才。
著者認為這一點是家族制度所施于中國人的特性最惡劣的影響。
父母的喪儀又涉及士子應試的機會,居父母之喪的讀書人,必須停止應考三年,同時又為士大夫階級提出辭呈的最好理由。
家族主義之倫理哲學甚至限制吾人之遠遊與運動,因為在《孝經》中,産生了一個學理,殆為每個小學生都須熟記者,即:“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為孔子門人之佼佼者,當其臨終之際,這樣說:“啟予足,啟予手。
”蓋曾子保全其身體發膚而終,可告無愧于祖宗。
此種思想已極臨近于宗教思想。
它又限制我們的向外發展,因為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遊曆的最好形式,本應該是無一定目的地、無預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學理,這便不可能了。
所謂孝子,應該慎惜身體,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險路。
這樣一來,阿爾卑斯俱樂部(AlpineClub)中遂找不出一個配稱孝子的人了。
總之,家族制度為個人主義之否定,它又限制個人的活動有如騎士之缰索控制阿拉伯野馬的奔馳。
有時遇着騎師是個好人,他幫忙良馬在賽馬會中奪取錦标,而騎師不常是好人,有時控抑勒制馬匹的且不是一個騎師而僅為一輛不中用的貨車,你看還成怎個樣子。
中國社會固無所庸于阿拉伯良馬,其最充分之明證即為中國社會之從不産生良馬,中國社會把良馬屠殺個精光,把它們窮追驅入山林,或把它們禁閉入收容所。
中國社會所需要的馬為呆滞魯鈍服缰之馬,果然,吾們的社會上便真饒有這樣的驽馬。
“名分學說”,即孔子學說通常所被稱之代名詞,實為家族制度背後的社會哲學。
這是一種道理乃所以維持中國社會之秩序者,它同時為社會組織與社會控馭之原理。
其基本理想為名分。
名分賦予每一個男子或女子在社會上所應處的一定之地位。
有如人文主義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歸于适當地位”。
名分的社會理想亦為個人都處于适當地位。
“名”的意義為名稱,“分”的意義為本分。
孔子學說實際上常被稱為“名教”或即為“名分的宗教”。
名稱是一個稱号,所以給予人表明各個在社會上所處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與别個人的關系。
缺乏一個名号,或在社會關系中的定限,一個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從而也不知道怎樣控制他的行為。
孔子的理想便是這樣,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維持。
關于中國社會所宗奉的五大人倫,其中四倫是與“家”有關的。
此五大人倫即君臣之關系,父子之關系,夫婦之關系,以及兄弟朋友之關系。
其最後一倫朋友之關系可為之合并于家庭,因為朋友乃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範圍内的人——他們是家族間的朋友。
家族是以可為一切道德行為的出發點。
不過吾人于此必須提示者:孔子從未想把家族意識去奪取社會意識或民族意識的地位,亦并未想把它發展成一種高度自私的形式——後世的結果,盡孔子全部實踐的智慧,實未能料及。
家族制度的劣點,在韓非子時代已很明顯(約當基督前三世紀末期)。
依著者愚見,韓非子實為那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
《韓非子》一書所記載的當時政治實況的描寫,可以映出今日中國的形貌。
例如由于親貴偏寵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壞,不啻攘奪了國家資産而增富了私家。
高官顯宦之建築富麗的别莊,渎職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觀念和一般的缺乏社會意識。
此等劣點都經韓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張組織一個法治的政府,他認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惟一的出路。
可是韓非子自己的結局卻是被迫仰藥而死,類乎蘇格拉底的命運。
但至少在學理上,孔子并非有意犧牲了社會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識發展為自私觀念的。
在他的道德律裡面,他也曾容許某種程度的超家族的仁愛。
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從此普通的道德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适宜于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
隻有在這種悟性裡面一個人才能了解重視孝道的意義。
孝在中國倫理觀念裡面,是居于百善之先的。
中國文字裡頭,那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