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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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字甚至是從“孝”字蛻化而來的。
《孝經》上對于孝的意義,作下面的解釋: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 在另一節裡,孔子又說: 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
由于這種意義,孔子對他的弟子曾子說: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複坐,吾語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會上,基于模拟的學理在教育上,基于習慣的學理。
社會教育的方法,即自兒童時代培植純正的心智态度,其出發點乃天然開始于家庭中。
這種方法,并為差誤。
它的惟一弱點為政治與道德的混合,其結果對于家庭是有優良的成效的,而對于國家則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會制度,它是堅定而又一貫的。
它肯定地信仰一個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應構成一個健全的國家。
但是從現代的眼光看來,孔氏學說在人類五大人倫中,脫漏了人對于異域人的社會義務,這遺漏是巨大而且災苦的。
博愛在中國向非所知而且實際加以消極地抑制的。
學理上,博愛的精義可謂已包容互助說裡面。
孔子稱君子者謂:“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
”但是這個施仁于他人的熱忱,卻是不列于五倫之内,亦無明确之定義。
一個家族,加以朋友,構成銅牆鐵壁的堡壘。
在其内部為最高的結合體,且彼此互助,對于外界則取冷待的消極抵抗的态度。
其結局,由于自然的發展,家族成為一座堡壘,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奪物。
三、徇私舞弊和禮俗 每個家族,在中國,實際系一互助小組織,在這個組織裡頭,各人盡其力而取所需。
其間分子與分子的互助,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蓋受着一種道德意識和家族光榮的鼓勵。
有時一個兄弟會渡海離家數千裡,以恢複那破了産的哥哥的名譽。
一個環境較好的人常撥其全家消費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資助其侄兒的就學,此固視為尋常事,非有任何功績可言者。
一個功名利達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給他的親戚而倘沒有現成的差使,亦可以生産幾個拿幹俸的閑職。
這樣拿幹俸和徇私的習慣,随着每度政治變革運動而發展起來。
這種習慣加上經濟的壓迫,變成一種不可抗拒之力,毀損人而不受人之毀損。
這種力量是異常巨大的,雖經政治改革期的屢次努力,秉着十分熱情的好意也終于收了失敗的結局。
公平地觀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種惡習的“情面”。
一個部長,不獨位置其侄兒于部内,同時還須安插其他官員的侄兒——倘這些官員是比他高級的,還寫着薦賢書給他,那麼許多賢侄兒往哪裡去安插呢?除非拿幹俸或予以咨議顧問之類的名義。
經濟壓力和人口過剩的排擠是那樣尖銳,而同時又有那麼許多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讀書人,卻沒有一個人會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機,緻令每一個新公事機關成立或官吏就職之日,就有數百封介紹書蜂擁而來。
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業乃從家族為始,因為家族應看作中國傳統的失業保險制度。
每個家各自照顧自己的失業分子,既經照顧失業分子,其第二步較好的工作為替他尋覓位置。
這種辦法應略勝慈善事業一籌,因為它教訓那些運氣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識,而那些受到這樣資助的人又轉而幫助家族其他分子。
此外,這些大官僚掠奪了國家的财産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給養當世的一代,或可接續蓄養三四代,積資常自數十萬至數千萬,僅志在光耀門楣而為家族中的好分子。
營利舞弊,敲詐錢财,對于公衆是一種惡行,對于家族卻是美德。
因為一切中國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國語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動詞活用,像辜鴻銘說過是動詞“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剝削的意義),好似吾們的常用語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這賣國的奸臣……他把我帶到這兒……”這個把字是正規的動詞。
如是,中國式的共産主義,培養出了個人主義,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觀念,産生了盜竊狂的結果,此盜竊狂卻又帶着利他主義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
盜竊狂——舞弊的習性——又可以和個人的誠實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愛并行而不悖,這情形在歐美,也不是陌生的。
那些社會上的巨頭——他們是中國報紙上時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動人物——他們對于慈善事業不僅一諾千金,往往輕松地捐個十幾萬塊錢給一個大學或市立醫院,這種捐贈,其實不過将其自人民掠奪而來的金錢返還于人民。
這樣的情形,東亞和歐美卻不謀而合,其不同之處僅在歐美則唯恐此等真情之敗露,而在東亞則似獲得社會的默許的。
在中國,即使一個人為了偷竊金錢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為了偷盜國家資産。
就是北平故宮博物院裡的無價之寶,被博物院管理當局所盜竊而經社會揭發,仍不當作盜竊國家财産看待。
因為吾人好像有一種政治腐敗的宿命的,這宿命在邏輯論體系上是緊随着“賢能政府”的學理(參閱第九節“賢能政府”)。
孔子教導我們,政府要受賢人君子的統治,吾們乃真當這班統治者作賢人君子看待,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政府歲支報告),人民沒有立法上之同意表決權,政治犯也沒有牢獄。
其結果,他們的道德素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
不過這樣掠奪來的或盜竊來的金錢,仍常能滲漏而返還之人民,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處,這返還的途徑倘不經由大學,則經由一切依賴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聽差走役。
那些仆人揩揩東家的油水,不過在幫助他東家返還金錢于人民,而他們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
侍役的背後,也有一個家庭問題,雖其量的大小與東家不同,家庭問題之性質則無異。
除了上述偏愛徇私和政治腐敗之外,另有種種社會特性起自家族制度。
它們可以統括地稱為缺乏社會訓練。
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恰如它的徇私惡習破壞了文官考試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這不是何等的惡行,更壞的是使人傾倒(即垃圾)于鄰居的門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證,莫如所謂中國人的殷勤禮貌,這是很被誤解的論旨。
中國人的殷勤禮貌,不能依照伊墨遜(Emerson)氏所下的定義“做事情的欣快的樣子”來下界說。
中國人辦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誰是他所與工作之人。
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國人對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們的禮貌恰如英國人在殖民地上對待其同種族以外的人。
有一個英國人告訴我說:“我們對待自己人是從不驕傲的,這是可喜的一點。
”這在英國人應該很感滿足了,因為他們的自己人布滿于全球。
中國人對待其朋友及其熟習的人是并非無禮貌的,但超出了這個界限,則在社會行動上常對其旁邊人取積極的敵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車的同車乘客,或戲院子買票間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後,不讓于世界大戰時火線上沖鋒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個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車站瞧見一位同車乘客,他正在發狂一樣争奪一個座位,誰知所占據的乃是司機的座位,卻還是堅決地拒絕車站職員的要求,不肯讓座。
隻要用一些社會常識考慮一下,誰都知道沒有司機,車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這一些常識。
假使你更進一步地分析,這個人是不是被認為可恥?吾們先要知道為什麼這樣下雨天隻有一輛車子以容納八十多個乘客。
原來其他車輛被當地的軍事長官征調去充運輸之用,所運輸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麼這位軍官的社會常識是在哪裡呢?制度既經紊亂,人們被迫發狂樣地争奪座位,大家耽擱于離家三十裡的路程上,在一個下雨天,誰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個占着司機座位的人站了起來,誰保不有第二人來搶奪這個座位呢?拿這件事情可以作為标準:它顯示農村的天真而田野風的禮貌與時代進展速度二者之間的差率的欠整理顯示政治的紊亂,這一切驅使個人之間起争奪,而缺乏新的社會意識的遺傳法式,是需要時間去補救而發育生長的。
缺乏社會常識正足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公共汽車公司都折了本,許多采礦公司都關了門。
缺乏社會知識的範圍,延展至廣,自圖書館章程以至土地法。
高級官吏破壞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壞關系較小的法典,其結果即為全部缺乏社會訓練和普遍的蔑視公衆章程和規律。
事實是如此的,原來家族制度處在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社會意識二者之中途,這社會意識在歐美是包括了整個社會的。
中國的社會,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許多小個體在它的裡面存在着其固有的合作,但個體與個體之間,沒有真實統一的聯系,除了國家。
因為過去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實際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劇烈的競争傾軋,因而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沒有積極地發展起來。
如是,家族意識替代了歐美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
有幾種類似民族主義形式是在發展着,但歐美人士毋庸為之吃驚。
“黃禍”不會從中國出發。
中國人的本質裡頭,深深伏有一種根性,吾們願意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為國家而死,更沒有一個人肯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盤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舊生活。
一九三五年曾遊曆過日本與中國的遊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對照情形。
把日本人比較一下: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讀報紙的時間總是在電車上或火車上他們帶着固執猛厲的臉色,咬緊堅決的下颚,在他們的眉頭,罩着一層迫近眉睫的國難暗影,看似具有果決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這個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須準備這個時代的來臨。
而中國人穿了長袍,寬衣博帶,雍容溫靜,優遊自得,一若這個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什麼可以把他從酣夢中搖醒過來。
無論你走進中國家庭,上中國館子,走在中國街道上,你真不會相信世界的慘禍或國難行将臨頭!中國人常自承自己的國家像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家庭。
另一方面,日本國家是結合在一起,像一塊花崗石。
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為花崗石雖然堅固,世界大戰的巨彈,或許會把它爆裂開來但是那一盤散沙,你至多僅能使它散開一下。
沙粒固然仍為原來的沙粒。
四、特權與平等 社會上區别身份之主義,或恪守本分的理想,用很巧妙的方法穿越平等的理想。
先明了這一點,俾明了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全部精義,無論為善為惡。
人文學者的性癖,是在鄭重區别各種事物的身份,是以男女之區别(為婦女遮藏之結果,上文已有所述),貴賤之區别,長幼之區别。
孔門學者常自以為一種文化勢力,宣揚此等區别而建立社會秩序。
他們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會結合起來,想教導統治階級以仁愛,而被統治階級以服從,使長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長友愛而弟執謙恭,代替社會平等的意識。
其着重點好像尖銳地置于确定的區分上面,或可說是構成了階層的平等,因為中國文字中表示五種主要誼屬關系的一個“倫”字,其字義即為本階級中的平等。
這樣的社會,也不是沒有它的可愛之處的。
例如尊敬長老,常是很動人的。
羅斯教授(A?E?Ross)曾指示老年人在中國是最顯揚的人物,比之西方的老年人,遠為尊崇而受人敬視。
至于歐美的老年人,他們總感覺自己過了有用的時期,而眼前是無報酬地白白受着兒孫的豢養,一似他們在其壯年時代曾未出力以養育其小輩的。
或則此輩西洋老年人還會不斷地大聲疾呼,說明他們的精神尚屬壯健可用。
這樣的呼聲,徒見其可發一笑。
好好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沒有會無故冒犯一個老年人的,恰如西洋君子不會有意得罪女人一樣。
有些這樣的優美習性已經消失,然大部份仍存留在中國家庭裡。
這就是老年人大多甯靜沉着的原因。
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那裡讓老年人生活于其間,滿覺得舒服安适。
著者敢斷言這種普遍敬老情操千倍優于世界各處的養老金制度。
從另一方面言,此社會身份區别主義,産生一種特權,這對于享有特權的階級自覺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風不變,尊敬老年無疑為好的習性,但尊敬學者和尊敬官吏階級則利弊互見。
社會一般對于狀元——殿試第一名——的贊美敬慕,深深地彈動一般做母親者的心弦,也激動着一般姑娘們的那顆小心兒。
一旦中了狀元,風光十足,自不待言。
他跨着滾雪般的白馬,受着皇帝特頒寵典的裝飾,排着花團錦簇的儀仗,遊行街市一匝,表揚他是全國最聰明的一個才子,同時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
這一點倒也非可輕視,因為中狀元的,總應該是個美少年。
這是卓越奇才的光榮,也是高官顯爵的光榮,每當他出門,則銅鑼開道,宣告貴人的即将莅臨,衙門差役則清除道路,驅逐過路行人好似掃除。
`這些衙門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權勢與受寵而叨叨光,有時傷害或殺死一、二個人,也算不得一回事。
你倘使讀讀中國古本小說,免不掉要看到這些場面。
吾們不叫它權勢與榮華,而叫它“氣焰”,蓋言其氣勢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
衙門差役惟一所忌憚者,為無意莽撞了别個官員的鹵薄,這個官員,适為較其本家老爺高級者(這便是身份主義發生作用),這官員也許将挫折他的一些氣焰。
或則他們糊裡糊塗傷害或殺死一、二個人
《孝經》上對于孝的意義,作下面的解釋: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 在另一節裡,孔子又說: 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
由于這種意義,孔子對他的弟子曾子說: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複坐,吾語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會上,基于模拟的學理在教育上,基于習慣的學理。
社會教育的方法,即自兒童時代培植純正的心智态度,其出發點乃天然開始于家庭中。
這種方法,并為差誤。
它的惟一弱點為政治與道德的混合,其結果對于家庭是有優良的成效的,而對于國家則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會制度,它是堅定而又一貫的。
它肯定地信仰一個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應構成一個健全的國家。
但是從現代的眼光看來,孔氏學說在人類五大人倫中,脫漏了人對于異域人的社會義務,這遺漏是巨大而且災苦的。
博愛在中國向非所知而且實際加以消極地抑制的。
學理上,博愛的精義可謂已包容互助說裡面。
孔子稱君子者謂:“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
”但是這個施仁于他人的熱忱,卻是不列于五倫之内,亦無明确之定義。
一個家族,加以朋友,構成銅牆鐵壁的堡壘。
在其内部為最高的結合體,且彼此互助,對于外界則取冷待的消極抵抗的态度。
其結局,由于自然的發展,家族成為一座堡壘,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奪物。
三、徇私舞弊和禮俗 每個家族,在中國,實際系一互助小組織,在這個組織裡頭,各人盡其力而取所需。
其間分子與分子的互助,發展到很高的程度,蓋受着一種道德意識和家族光榮的鼓勵。
有時一個兄弟會渡海離家數千裡,以恢複那破了産的哥哥的名譽。
一個環境較好的人常撥其全家消費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資助其侄兒的就學,此固視為尋常事,非有任何功績可言者。
一個功名利達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給他的親戚而倘沒有現成的差使,亦可以生産幾個拿幹俸的閑職。
這樣拿幹俸和徇私的習慣,随着每度政治變革運動而發展起來。
這種習慣加上經濟的壓迫,變成一種不可抗拒之力,毀損人而不受人之毀損。
這種力量是異常巨大的,雖經政治改革期的屢次努力,秉着十分熱情的好意也終于收了失敗的結局。
公平地觀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種惡習的“情面”。
一個部長,不獨位置其侄兒于部内,同時還須安插其他官員的侄兒——倘這些官員是比他高級的,還寫着薦賢書給他,那麼許多賢侄兒往哪裡去安插呢?除非拿幹俸或予以咨議顧問之類的名義。
經濟壓力和人口過剩的排擠是那樣尖銳,而同時又有那麼許多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讀書人,卻沒有一個人會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機,緻令每一個新公事機關成立或官吏就職之日,就有數百封介紹書蜂擁而來。
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業乃從家族為始,因為家族應看作中國傳統的失業保險制度。
每個家各自照顧自己的失業分子,既經照顧失業分子,其第二步較好的工作為替他尋覓位置。
這種辦法應略勝慈善事業一籌,因為它教訓那些運氣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識,而那些受到這樣資助的人又轉而幫助家族其他分子。
此外,這些大官僚掠奪了國家的财産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給養當世的一代,或可接續蓄養三四代,積資常自數十萬至數千萬,僅志在光耀門楣而為家族中的好分子。
營利舞弊,敲詐錢财,對于公衆是一種惡行,對于家族卻是美德。
因為一切中國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國語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動詞活用,像辜鴻銘說過是動詞“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剝削的意義),好似吾們的常用語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這賣國的奸臣……他把我帶到這兒……”這個把字是正規的動詞。
如是,中國式的共産主義,培養出了個人主義,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觀念,産生了盜竊狂的結果,此盜竊狂卻又帶着利他主義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
盜竊狂——舞弊的習性——又可以和個人的誠實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愛并行而不悖,這情形在歐美,也不是陌生的。
那些社會上的巨頭——他們是中國報紙上時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動人物——他們對于慈善事業不僅一諾千金,往往輕松地捐個十幾萬塊錢給一個大學或市立醫院,這種捐贈,其實不過将其自人民掠奪而來的金錢返還于人民。
這樣的情形,東亞和歐美卻不謀而合,其不同之處僅在歐美則唯恐此等真情之敗露,而在東亞則似獲得社會的默許的。
在中國,即使一個人為了偷竊金錢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為了偷盜國家資産。
就是北平故宮博物院裡的無價之寶,被博物院管理當局所盜竊而經社會揭發,仍不當作盜竊國家财産看待。
因為吾人好像有一種政治腐敗的宿命的,這宿命在邏輯論體系上是緊随着“賢能政府”的學理(參閱第九節“賢能政府”)。
孔子教導我們,政府要受賢人君子的統治,吾們乃真當這班統治者作賢人君子看待,沒有預算,也沒有決算(政府歲支報告),人民沒有立法上之同意表決權,政治犯也沒有牢獄。
其結果,他們的道德素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
不過這樣掠奪來的或盜竊來的金錢,仍常能滲漏而返還之人民,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處,這返還的途徑倘不經由大學,則經由一切依賴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聽差走役。
那些仆人揩揩東家的油水,不過在幫助他東家返還金錢于人民,而他們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
侍役的背後,也有一個家庭問題,雖其量的大小與東家不同,家庭問題之性質則無異。
除了上述偏愛徇私和政治腐敗之外,另有種種社會特性起自家族制度。
它們可以統括地稱為缺乏社會訓練。
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恰如它的徇私惡習破壞了文官考試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這不是何等的惡行,更壞的是使人傾倒(即垃圾)于鄰居的門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證,莫如所謂中國人的殷勤禮貌,這是很被誤解的論旨。
中國人的殷勤禮貌,不能依照伊墨遜(Emerson)氏所下的定義“做事情的欣快的樣子”來下界說。
中國人辦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誰是他所與工作之人。
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國人對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們的禮貌恰如英國人在殖民地上對待其同種族以外的人。
有一個英國人告訴我說:“我們對待自己人是從不驕傲的,這是可喜的一點。
”這在英國人應該很感滿足了,因為他們的自己人布滿于全球。
中國人對待其朋友及其熟習的人是并非無禮貌的,但超出了這個界限,則在社會行動上常對其旁邊人取積極的敵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車的同車乘客,或戲院子買票間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後,不讓于世界大戰時火線上沖鋒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個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車站瞧見一位同車乘客,他正在發狂一樣争奪一個座位,誰知所占據的乃是司機的座位,卻還是堅決地拒絕車站職員的要求,不肯讓座。
隻要用一些社會常識考慮一下,誰都知道沒有司機,車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這一些常識。
假使你更進一步地分析,這個人是不是被認為可恥?吾們先要知道為什麼這樣下雨天隻有一輛車子以容納八十多個乘客。
原來其他車輛被當地的軍事長官征調去充運輸之用,所運輸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麼這位軍官的社會常識是在哪裡呢?制度既經紊亂,人們被迫發狂樣地争奪座位,大家耽擱于離家三十裡的路程上,在一個下雨天,誰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個占着司機座位的人站了起來,誰保不有第二人來搶奪這個座位呢?拿這件事情可以作為标準:它顯示農村的天真而田野風的禮貌與時代進展速度二者之間的差率的欠整理顯示政治的紊亂,這一切驅使個人之間起争奪,而缺乏新的社會意識的遺傳法式,是需要時間去補救而發育生長的。
缺乏社會常識正足以說明為什麼許多公共汽車公司都折了本,許多采礦公司都關了門。
缺乏社會知識的範圍,延展至廣,自圖書館章程以至土地法。
高級官吏破壞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壞關系較小的法典,其結果即為全部缺乏社會訓練和普遍的蔑視公衆章程和規律。
事實是如此的,原來家族制度處在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社會意識二者之中途,這社會意識在歐美是包括了整個社會的。
中國的社會,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許多小個體在它的裡面存在着其固有的合作,但個體與個體之間,沒有真實統一的聯系,除了國家。
因為過去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實際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劇烈的競争傾軋,因而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沒有積極地發展起來。
如是,家族意識替代了歐美的社會意識和民族意識。
有幾種類似民族主義形式是在發展着,但歐美人士毋庸為之吃驚。
“黃禍”不會從中國出發。
中國人的本質裡頭,深深伏有一種根性,吾們願意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為國家而死,更沒有一個人肯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盤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舊生活。
一九三五年曾遊曆過日本與中國的遊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對照情形。
把日本人比較一下: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讀報紙的時間總是在電車上或火車上他們帶着固執猛厲的臉色,咬緊堅決的下颚,在他們的眉頭,罩着一層迫近眉睫的國難暗影,看似具有果決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這個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須準備這個時代的來臨。
而中國人穿了長袍,寬衣博帶,雍容溫靜,優遊自得,一若這個世界上永遠不會有什麼可以把他從酣夢中搖醒過來。
無論你走進中國家庭,上中國館子,走在中國街道上,你真不會相信世界的慘禍或國難行将臨頭!中國人常自承自己的國家像一盤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家庭。
另一方面,日本國家是結合在一起,像一塊花崗石。
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為花崗石雖然堅固,世界大戰的巨彈,或許會把它爆裂開來但是那一盤散沙,你至多僅能使它散開一下。
沙粒固然仍為原來的沙粒。
四、特權與平等 社會上區别身份之主義,或恪守本分的理想,用很巧妙的方法穿越平等的理想。
先明了這一點,俾明了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全部精義,無論為善為惡。
人文學者的性癖,是在鄭重區别各種事物的身份,是以男女之區别(為婦女遮藏之結果,上文已有所述),貴賤之區别,長幼之區别。
孔門學者常自以為一種文化勢力,宣揚此等區别而建立社會秩序。
他們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會結合起來,想教導統治階級以仁愛,而被統治階級以服從,使長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長友愛而弟執謙恭,代替社會平等的意識。
其着重點好像尖銳地置于确定的區分上面,或可說是構成了階層的平等,因為中國文字中表示五種主要誼屬關系的一個“倫”字,其字義即為本階級中的平等。
這樣的社會,也不是沒有它的可愛之處的。
例如尊敬長老,常是很動人的。
羅斯教授(A?E?Ross)曾指示老年人在中國是最顯揚的人物,比之西方的老年人,遠為尊崇而受人敬視。
至于歐美的老年人,他們總感覺自己過了有用的時期,而眼前是無報酬地白白受着兒孫的豢養,一似他們在其壯年時代曾未出力以養育其小輩的。
或則此輩西洋老年人還會不斷地大聲疾呼,說明他們的精神尚屬壯健可用。
這樣的呼聲,徒見其可發一笑。
好好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沒有會無故冒犯一個老年人的,恰如西洋君子不會有意得罪女人一樣。
有些這樣的優美習性已經消失,然大部份仍存留在中國家庭裡。
這就是老年人大多甯靜沉着的原因。
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家,那裡讓老年人生活于其間,滿覺得舒服安适。
著者敢斷言這種普遍敬老情操千倍優于世界各處的養老金制度。
從另一方面言,此社會身份區别主義,産生一種特權,這對于享有特權的階級自覺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風不變,尊敬老年無疑為好的習性,但尊敬學者和尊敬官吏階級則利弊互見。
社會一般對于狀元——殿試第一名——的贊美敬慕,深深地彈動一般做母親者的心弦,也激動着一般姑娘們的那顆小心兒。
一旦中了狀元,風光十足,自不待言。
他跨着滾雪般的白馬,受着皇帝特頒寵典的裝飾,排着花團錦簇的儀仗,遊行街市一匝,表揚他是全國最聰明的一個才子,同時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
這一點倒也非可輕視,因為中狀元的,總應該是個美少年。
這是卓越奇才的光榮,也是高官顯爵的光榮,每當他出門,則銅鑼開道,宣告貴人的即将莅臨,衙門差役則清除道路,驅逐過路行人好似掃除。
`這些衙門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權勢與受寵而叨叨光,有時傷害或殺死一、二個人,也算不得一回事。
你倘使讀讀中國古本小說,免不掉要看到這些場面。
吾們不叫它權勢與榮華,而叫它“氣焰”,蓋言其氣勢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
衙門差役惟一所忌憚者,為無意莽撞了别個官員的鹵薄,這個官員,适為較其本家老爺高級者(這便是身份主義發生作用),這官員也許将挫折他的一些氣焰。
或則他們糊裡糊塗傷害或殺死一、二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