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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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屬于較高級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們才會高喊“小的該死,小的該死”,然終于難免拿捉起來,于是押解給這個高級官吏聽憑他的裁判,有時吃打屁股,有時收押監禁,不管合乎法律與否。
像這樣的特權是常常具有動人的魔力的。
那無疑即便是現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榮,還是很不願意放棄這種特權。
沒有一個人享有這種特權而不覺得窩心、不歡喜它的。
不知怎樣,那些民主主義者稱呼現代官吏做“公仆”,實際上這二個字隻配讓他們引用在通電裡面,他們的内心固惡狠狠痛恨這個名辭。
一九三四年發生一件案子,有一個高級官員的汽車夫不服從交通信号,在一個熱鬧轉角沖過一條馬路,卻還扯出一支手槍打傷了一個警察的大拇指,因為這個警察想阻止他。
這是他的官火的氣焰!不差,特權總是好東西,而且它至今還是光芒萬丈。
特權是以為平等的對照名辭,而官僚為民主主義的天然敵人。
無論何時,隻消官吏肯放棄他們的階級特權,享受較少一些的行動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辯人家的糾彈,中國真可以一夜之間迅速轉變成真正的共和政體。
可惜至今此時機猶未成熟也。
因為倘若人民獲享自由,那麼官僚和軍閥的自由将從何而來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權,則軍閥從何而得随意逮捕報館編輯、封閉報館,甚至砍戮人頭以療自己的頭痛(張毅将軍嘗在著者本鄉福建漳州幹過這件事。
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為他業已去世)。
當人民敢于不敬他們的官長,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辯,我們将大喊“反了反了”。
這四個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臨到末日。
這種意識是很深地種植于中國人的心坎中,其罪惡不隻限于官僚,卻是像榕樹的根盤四射,延展可及數裡之遙。
又像榕樹的頂蓋,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陰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樹下來的人。
吾們中國人不欲與此大榕樹鬥争,而卻趨躲它的蔭蓋之下。
吾們不會彈劾官吏,像美國人也不會焚燒富人屋宇,像布爾什維克黨員。
吾們隻想做做權勢人家的守門人,沾沾他們的官勢的光。
五、社會階級 清清楚楚,中國隻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享有治外法權而不用領事裁判,享權的起源,遠在歐洲人來華之前。
其他是非衙門階級,他們須付納捐稅而服從法律。
說得尖刻一些,中國隻有兩種階級,上層奴才與下層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
托于樂觀的命定觀念,中國人服習這種綱要很豁達而自然。
其實中國并沒有固定的社會階級,隻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産的興敗為準則。
社會上有僥幸的衙門家族,及有運氣欠佳的家族,他們的兒子沒有入衙門為官作宰,他們的女兒沒有嫁進衙門世界,然各家族沒有絕對的孤立的。
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誼往來,在中國任何家族中,不難覓得一個遠房表親,他認識張三少爺的教師先生,這位張三少爺的舅嫂是某一局員的大阿姨,這麼牽絲攀藤的關系,逢到有事臨頭,須對簿公庭的時候,極有用處。
衙門家族,再可以用榕樹來做比喻:它的根柢糾紛盤結,轉輾旋繞,複向四周作扇形的輻射。
中國官僚社會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樹。
經過一番調整的作用之後,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則互相安靜地過着日子。
有幾棵站在機會比之别棵較優越的地位,他們都是彼此互相回護着的——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官官相護”。
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養這些樹木,供給他們以種種營養質料,俾使之生長。
如孟子當其辯護君子小人之别時所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又似《論語》上說:“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如是,那些樹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氣液之營養,因以發育繁滋。
有些樹木比較來得繁榮,它從泥土吸收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們的蔭蔽之下欣賞其茂密的綠葉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榮發者。
唯官府老爺們則對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
那些候補知縣悶坐在北京城裡候缺的時候,心上牢牢記着,更不斷互相讨論着某縣缺肥,某縣缺瘠。
他們又把國家稅收用文學的辭藻稱為“民脂民膏”。
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領是一種科學,其精妙而變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機化學。
一個優良化學師能把甜菜根煉成糖,更有本領的能從空氣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
中國官場的本領,比之毫無遜色。
可取之處為中國向無固定的階級之分,沒有所謂貴族政治。
衙門階級并非為永久的世襲制度,像歐洲封建地主的貴族政治那樣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黨派相混合。
中國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誇其祖先在過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嘗一勞動其手足像法蘭西的幾個貴族或奧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個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後裔,世襲衍聖公,的确在過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嘗勞作。
滿族旗兵的子孫,他們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國,其後三百年中可以說真正拱手未嘗勞作,而至今清社雖廢,他們還是懶惰不肯操作——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
他們現成為社會學者最感興趣的研究問題的對象:且看一個階級,受國家的扶養經過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後果?他們是中國的真正的有閑階級,但他們又是惟一例外。
介乎衙門與非衙門階級之間,其實找不出任何顯著而固定的區分痕迹。
所謂家族,非為世襲的階級而為社會的單位組織。
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說不盡的千變萬化,不可捉摸。
過了四十歲的人,都能親眼經曆:某些人家,怎樣由貧賤而興隆某些人家,怎樣由富貴而衰落。
社會的德谟克拉西,無論在中國或在歐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為之維系,卻是被我們的放蕩的敗家浪子所維系着,像有位學者曾這樣指出過,此等浪子在中國出品頗為豐富,他們的闊綽的揮霍,使富貴家系的永續成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
文官考試,像中國的科舉之類,常可使懷才的志士從社會底層升騰上來。
中國的科舉考試,無人不可參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兒子。
一方面,教育的費用并不昂貴,不緻僅讓富裕階級的兒孫獨沾利益。
讀書求學,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權,卻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權學問的進修,也從未受貧窮之累而遭遇任何嚴重的阻撓,由是看來,可以說人人都是機會平等的。
中國社會依着士農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個階級。
在初期農業社會裡,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屬于德谟克拉西的,而中國差不多一向滞留在農業社會的階段。
中國沒有階級敵對的心理,因為沒有此種必要。
士農工商四個階級間的互相往來,不受階級意識和勢利心的破壞,除非是上面說過的衙門階級。
一個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氣親睦地跟一位木匠師傅對坐品茗,談天說地,這是很平常的,或許比之英國大地主的家人跟佃農說話較少虛文。
農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遜、安靜、自重的人民。
農人受了孔子學說的影響,被置于農工商三階級之首,因為關心米谷之中國人,常能明了粒粒盤中餐從何而來,是以對農夫感戴無限。
農夫與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讀書人——士——認為是一種賦有特權而應受人禮遇的階級。
更由于中國文字辨認的困難,此對于書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
六、陽性型的三位一體 但是這些讀書人是否配受這樣的尊敬?智力的勞動,當然較高于體力的勞動,二者之間的不平等,看似沒有什麼不自然。
人類的征服禽獸,乃賴于人類的較高腦力發展。
由于智力的不斷發展,人遂獲得動物界中優越的地位。
但是當然有人可以發問這樣一個問句——從動物的觀點上——是否人類有權從獅虎奪取山林,從野牛奪取草澤。
犬或許予以同意而狼或許另一想法。
人類的得以辯解其正當,僅恃其較高智謀。
讀書人在中國,與此情形一般無二。
隻有讀書人,才知道知識的寶藏,隻有讀書人才知道曆史和法律,也隻有讀書人才知道怎樣在訴狀中機巧地運用字句,以一字而殺人。
學問既如此複雜,對之起敬自非異事。
這些讀書人及其同類人物,在中國構成所謂“上流社會”,亦即所謂破靴黨。
倘再把樹木來做比喻,則此輩破靴黨便是寄生蟲,他們可以不用費力而爬上最高樹木頂巅,而一切中國榕樹,都受着此輩寄生蟲的包圍。
換一句話說,他們能夠爬上樹木,附耳說些甜言蜜語,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帶的揩些油水。
更進一步,他們時常從樹木擔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這就是所謂“包稅”與“專利”制度。
它一方面摧毀人民的經濟基礎,一方面侵害國家稅收本身。
此等捐稅專利為本地土豪劣紳的衣食父母,這是一種罪惡,自從民國建立以來曾經大書特書。
實際上一種抽稅專利權系從地方政府購得,倘其報效額為三千元一年,常可産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潤,土地的滋液,乃似專以豢養這些寄生蟲,可惜人民受了欺壓而毫無裨益于政府或社會,不過肥胖了寄生蟲的家庭。
寄生蟲又是根深蒂固的盤踞于地方上,緻任何新的統治權勢必俯就他們,與之合作,或交托他們經手。
他們分配着屠宰稅,書寓捐,賭台捐,從他們的投資動機上着想,他們天然希望撈取最大的報酬。
此最大報酬的理想,即足證明對于人民的弊害。
他們的貪欲沒有限制,因為“最大”一辭沒有确定的範圍。
而他們用了專業的知識,又可以發明新的捐稅。
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爺,他的夾袋裡也都帶着這些破靴黨。
而他們倘與大老爺有一面之緣,也可以自動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門保持着關系。
他們或許上衙門去拜訪老爺一次,當其啜茗縱談上下古今的當兒,他們往往會感歎地說:“唉!想想看,每一縣至少應有一萬五千隻豢養豬隻的槽缽,每十縣就有十五萬支,定每支槽缽抽捐一元,其數目就很可觀了。
”說着咕噜咽一口上好龍井茶。
當許多這樣的感歎和見識閃現時,那老爺很敏捷地多學了幾種搜括民脂民膏的技術了。
這位老爺真不勝其感激,還半含無此見識的自愧。
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兒熟練起來。
而接連上豬缽捐,這破靴黨的讀書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轎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這些讀書人與中國繪畫中之聖潔而美麗的白鶴連想在一起,它們是那樣清白,那樣非塵俗态,故能代表道家隐栖的象征,而仙家都跨之以升天。
有人或許會想它們是賴吸取天空清虛之氣以生活的,其實它們卻吃着蛙類和蚯蚓而生活着。
它們的羽毛既如此白潔而光輝,它們的步伐姿态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類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讨厭的是它們要吃了東西才能生活。
破靴黨先生們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須生活,而要生活他們一定要有金錢。
七、陰性型的三位一體 由于社會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階層的平等概念,某種關于社會行為之規律遂應運而生。
它們是中國人經驗思想體系中三大不變的定律,其永久不變性超乎羅馬天主教教條,其權威超越乎美洲合衆國的聯邦憲法。
它們實在是統治中國的三女神,權勢過于當時執政的軍政要人以外。
至于它們的名稱便是叫做:面情、命運和恩典。
此三姊妹永久統治着中國,至今猶然。
惟一有價值的革命,是以應為反抗此陰性的三位一體的革命。
所困難者,此三女子這樣的會體貼人,又這樣的迷人。
她們堕落了我們的祭司,谄媚着我們的統治階級保護權勢,勾引富人,催眠窮漢,小賞懷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團體。
她們又會麻痹司法界,使各種法令條文不生效力,譏笑德谟克拉西,藐視法典,以人民權利為笑料,破壞交通規則和俱樂部章程,任意橫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園。
假使她們是專制君王,或則她們是醜陋不堪的,她們的勢力或許不能維持如此久遠可是她們的聲調恰恰是柔軟的,她們的儀态恰恰是文雅的,她們的足無聲地踐踏到法庭上,她們的手指輕巧地把司法機關撥個淩亂,當她們撫弄法官的面頰的時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這些淫蕩婦人的神座。
她們的統治勢力是以在中國一時還不會消滅。
欲知恩典之概念,務先明了中國人生活之優美的簡樸性,中國人的理想社會,常為一種“寡政教,省刑罰”的社會。
中國人的政府與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類情感的色彩。
中國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與律師和高度機械化的社會。
他們的理想中的社會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是一個保存着上古淳樸之風的優良生活的社會。
在這樣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環境裡頭,乃有所謂“恩典”的出現,亦在此等社會環境裡頭,乃有古代中國特性中最優美的感恩報德的情緒的興起,報德心乃适為與恩典互為對照的情緒。
此種感恩報德的心情,中國普通平民,尤其是農民,莫不充盈滿腹。
一個農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終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長生牌位,供之家屋,早夕禮拜或則不辭湯火,替你服務。
人民蓋并無法律的保障,但有聽憑縣令的慈悲恻隐之心。
倘這縣官是宅心仁愛的,則仁愛是比之什麼都更受人感激,因為它是不期報酬的。
會有千千萬萬的實例,那些鄉民圍繞着攔住卸任而行将離别的縣官的轎子,跪倒塵埃,感泣零涕。
這是中國人的感恩圖報的最好表現,也就是中國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
因為人民隻知它是一種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種公義。
這種社會環境,為恩典的發源地,它産生于在勢者與需要保護的人二者之間的私人關系。
它可以代替公義的地位,往往如此。
當一個中國人被逮捕,假定是沒有正當理由的,那他的親族的天然傾向,不是去請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專門去尋找一位認識縣長的人居間
像這樣的特權是常常具有動人的魔力的。
那無疑即便是現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榮,還是很不願意放棄這種特權。
沒有一個人享有這種特權而不覺得窩心、不歡喜它的。
不知怎樣,那些民主主義者稱呼現代官吏做“公仆”,實際上這二個字隻配讓他們引用在通電裡面,他們的内心固惡狠狠痛恨這個名辭。
一九三四年發生一件案子,有一個高級官員的汽車夫不服從交通信号,在一個熱鬧轉角沖過一條馬路,卻還扯出一支手槍打傷了一個警察的大拇指,因為這個警察想阻止他。
這是他的官火的氣焰!不差,特權總是好東西,而且它至今還是光芒萬丈。
特權是以為平等的對照名辭,而官僚為民主主義的天然敵人。
無論何時,隻消官吏肯放棄他們的階級特權,享受較少一些的行動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辯人家的糾彈,中國真可以一夜之間迅速轉變成真正的共和政體。
可惜至今此時機猶未成熟也。
因為倘若人民獲享自由,那麼官僚和軍閥的自由将從何而來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權,則軍閥從何而得随意逮捕報館編輯、封閉報館,甚至砍戮人頭以療自己的頭痛(張毅将軍嘗在著者本鄉福建漳州幹過這件事。
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為他業已去世)。
當人民敢于不敬他們的官長,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辯,我們将大喊“反了反了”。
這四個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臨到末日。
這種意識是很深地種植于中國人的心坎中,其罪惡不隻限于官僚,卻是像榕樹的根盤四射,延展可及數裡之遙。
又像榕樹的頂蓋,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陰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樹下來的人。
吾們中國人不欲與此大榕樹鬥争,而卻趨躲它的蔭蓋之下。
吾們不會彈劾官吏,像美國人也不會焚燒富人屋宇,像布爾什維克黨員。
吾們隻想做做權勢人家的守門人,沾沾他們的官勢的光。
五、社會階級 清清楚楚,中國隻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享有治外法權而不用領事裁判,享權的起源,遠在歐洲人來華之前。
其他是非衙門階級,他們須付納捐稅而服從法律。
說得尖刻一些,中國隻有兩種階級,上層奴才與下層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
托于樂觀的命定觀念,中國人服習這種綱要很豁達而自然。
其實中國并沒有固定的社會階級,隻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産的興敗為準則。
社會上有僥幸的衙門家族,及有運氣欠佳的家族,他們的兒子沒有入衙門為官作宰,他們的女兒沒有嫁進衙門世界,然各家族沒有絕對的孤立的。
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誼往來,在中國任何家族中,不難覓得一個遠房表親,他認識張三少爺的教師先生,這位張三少爺的舅嫂是某一局員的大阿姨,這麼牽絲攀藤的關系,逢到有事臨頭,須對簿公庭的時候,極有用處。
衙門家族,再可以用榕樹來做比喻:它的根柢糾紛盤結,轉輾旋繞,複向四周作扇形的輻射。
中國官僚社會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樹。
經過一番調整的作用之後,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則互相安靜地過着日子。
有幾棵站在機會比之别棵較優越的地位,他們都是彼此互相回護着的——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官官相護”。
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養這些樹木,供給他們以種種營養質料,俾使之生長。
如孟子當其辯護君子小人之别時所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又似《論語》上說:“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如是,那些樹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氣液之營養,因以發育繁滋。
有些樹木比較來得繁榮,它從泥土吸收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們的蔭蔽之下欣賞其茂密的綠葉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榮發者。
唯官府老爺們則對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
那些候補知縣悶坐在北京城裡候缺的時候,心上牢牢記着,更不斷互相讨論着某縣缺肥,某縣缺瘠。
他們又把國家稅收用文學的辭藻稱為“民脂民膏”。
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領是一種科學,其精妙而變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機化學。
一個優良化學師能把甜菜根煉成糖,更有本領的能從空氣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
中國官場的本領,比之毫無遜色。
可取之處為中國向無固定的階級之分,沒有所謂貴族政治。
衙門階級并非為永久的世襲制度,像歐洲封建地主的貴族政治那樣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黨派相混合。
中國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誇其祖先在過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嘗一勞動其手足像法蘭西的幾個貴族或奧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個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後裔,世襲衍聖公,的确在過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嘗勞作。
滿族旗兵的子孫,他們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國,其後三百年中可以說真正拱手未嘗勞作,而至今清社雖廢,他們還是懶惰不肯操作——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
他們現成為社會學者最感興趣的研究問題的對象:且看一個階級,受國家的扶養經過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後果?他們是中國的真正的有閑階級,但他們又是惟一例外。
介乎衙門與非衙門階級之間,其實找不出任何顯著而固定的區分痕迹。
所謂家族,非為世襲的階級而為社會的單位組織。
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說不盡的千變萬化,不可捉摸。
過了四十歲的人,都能親眼經曆:某些人家,怎樣由貧賤而興隆某些人家,怎樣由富貴而衰落。
社會的德谟克拉西,無論在中國或在歐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為之維系,卻是被我們的放蕩的敗家浪子所維系着,像有位學者曾這樣指出過,此等浪子在中國出品頗為豐富,他們的闊綽的揮霍,使富貴家系的永續成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
文官考試,像中國的科舉之類,常可使懷才的志士從社會底層升騰上來。
中國的科舉考試,無人不可參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兒子。
一方面,教育的費用并不昂貴,不緻僅讓富裕階級的兒孫獨沾利益。
讀書求學,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權,卻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權學問的進修,也從未受貧窮之累而遭遇任何嚴重的阻撓,由是看來,可以說人人都是機會平等的。
中國社會依着士農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個階級。
在初期農業社會裡,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屬于德谟克拉西的,而中國差不多一向滞留在農業社會的階段。
中國沒有階級敵對的心理,因為沒有此種必要。
士農工商四個階級間的互相往來,不受階級意識和勢利心的破壞,除非是上面說過的衙門階級。
一個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氣親睦地跟一位木匠師傅對坐品茗,談天說地,這是很平常的,或許比之英國大地主的家人跟佃農說話較少虛文。
農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遜、安靜、自重的人民。
農人受了孔子學說的影響,被置于農工商三階級之首,因為關心米谷之中國人,常能明了粒粒盤中餐從何而來,是以對農夫感戴無限。
農夫與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讀書人——士——認為是一種賦有特權而應受人禮遇的階級。
更由于中國文字辨認的困難,此對于書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
六、陽性型的三位一體 但是這些讀書人是否配受這樣的尊敬?智力的勞動,當然較高于體力的勞動,二者之間的不平等,看似沒有什麼不自然。
人類的征服禽獸,乃賴于人類的較高腦力發展。
由于智力的不斷發展,人遂獲得動物界中優越的地位。
但是當然有人可以發問這樣一個問句——從動物的觀點上——是否人類有權從獅虎奪取山林,從野牛奪取草澤。
犬或許予以同意而狼或許另一想法。
人類的得以辯解其正當,僅恃其較高智謀。
讀書人在中國,與此情形一般無二。
隻有讀書人,才知道知識的寶藏,隻有讀書人才知道曆史和法律,也隻有讀書人才知道怎樣在訴狀中機巧地運用字句,以一字而殺人。
學問既如此複雜,對之起敬自非異事。
這些讀書人及其同類人物,在中國構成所謂“上流社會”,亦即所謂破靴黨。
倘再把樹木來做比喻,則此輩破靴黨便是寄生蟲,他們可以不用費力而爬上最高樹木頂巅,而一切中國榕樹,都受着此輩寄生蟲的包圍。
換一句話說,他們能夠爬上樹木,附耳說些甜言蜜語,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帶的揩些油水。
更進一步,他們時常從樹木擔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這就是所謂“包稅”與“專利”制度。
它一方面摧毀人民的經濟基礎,一方面侵害國家稅收本身。
此等捐稅專利為本地土豪劣紳的衣食父母,這是一種罪惡,自從民國建立以來曾經大書特書。
實際上一種抽稅專利權系從地方政府購得,倘其報效額為三千元一年,常可産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潤,土地的滋液,乃似專以豢養這些寄生蟲,可惜人民受了欺壓而毫無裨益于政府或社會,不過肥胖了寄生蟲的家庭。
寄生蟲又是根深蒂固的盤踞于地方上,緻任何新的統治權勢必俯就他們,與之合作,或交托他們經手。
他們分配着屠宰稅,書寓捐,賭台捐,從他們的投資動機上着想,他們天然希望撈取最大的報酬。
此最大報酬的理想,即足證明對于人民的弊害。
他們的貪欲沒有限制,因為“最大”一辭沒有确定的範圍。
而他們用了專業的知識,又可以發明新的捐稅。
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爺,他的夾袋裡也都帶着這些破靴黨。
而他們倘與大老爺有一面之緣,也可以自動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門保持着關系。
他們或許上衙門去拜訪老爺一次,當其啜茗縱談上下古今的當兒,他們往往會感歎地說:“唉!想想看,每一縣至少應有一萬五千隻豢養豬隻的槽缽,每十縣就有十五萬支,定每支槽缽抽捐一元,其數目就很可觀了。
”說着咕噜咽一口上好龍井茶。
當許多這樣的感歎和見識閃現時,那老爺很敏捷地多學了幾種搜括民脂民膏的技術了。
這位老爺真不勝其感激,還半含無此見識的自愧。
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兒熟練起來。
而接連上豬缽捐,這破靴黨的讀書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轎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這些讀書人與中國繪畫中之聖潔而美麗的白鶴連想在一起,它們是那樣清白,那樣非塵俗态,故能代表道家隐栖的象征,而仙家都跨之以升天。
有人或許會想它們是賴吸取天空清虛之氣以生活的,其實它們卻吃着蛙類和蚯蚓而生活着。
它們的羽毛既如此白潔而光輝,它們的步伐姿态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類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讨厭的是它們要吃了東西才能生活。
破靴黨先生們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須生活,而要生活他們一定要有金錢。
七、陰性型的三位一體 由于社會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階層的平等概念,某種關于社會行為之規律遂應運而生。
它們是中國人經驗思想體系中三大不變的定律,其永久不變性超乎羅馬天主教教條,其權威超越乎美洲合衆國的聯邦憲法。
它們實在是統治中國的三女神,權勢過于當時執政的軍政要人以外。
至于它們的名稱便是叫做:面情、命運和恩典。
此三姊妹永久統治着中國,至今猶然。
惟一有價值的革命,是以應為反抗此陰性的三位一體的革命。
所困難者,此三女子這樣的會體貼人,又這樣的迷人。
她們堕落了我們的祭司,谄媚着我們的統治階級保護權勢,勾引富人,催眠窮漢,小賞懷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團體。
她們又會麻痹司法界,使各種法令條文不生效力,譏笑德谟克拉西,藐視法典,以人民權利為笑料,破壞交通規則和俱樂部章程,任意橫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園。
假使她們是專制君王,或則她們是醜陋不堪的,她們的勢力或許不能維持如此久遠可是她們的聲調恰恰是柔軟的,她們的儀态恰恰是文雅的,她們的足無聲地踐踏到法庭上,她們的手指輕巧地把司法機關撥個淩亂,當她們撫弄法官的面頰的時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這些淫蕩婦人的神座。
她們的統治勢力是以在中國一時還不會消滅。
欲知恩典之概念,務先明了中國人生活之優美的簡樸性,中國人的理想社會,常為一種“寡政教,省刑罰”的社會。
中國人的政府與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類情感的色彩。
中國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與律師和高度機械化的社會。
他們的理想中的社會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是一個保存着上古淳樸之風的優良生活的社會。
在這樣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環境裡頭,乃有所謂“恩典”的出現,亦在此等社會環境裡頭,乃有古代中國特性中最優美的感恩報德的情緒的興起,報德心乃适為與恩典互為對照的情緒。
此種感恩報德的心情,中國普通平民,尤其是農民,莫不充盈滿腹。
一個農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終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長生牌位,供之家屋,早夕禮拜或則不辭湯火,替你服務。
人民蓋并無法律的保障,但有聽憑縣令的慈悲恻隐之心。
倘這縣官是宅心仁愛的,則仁愛是比之什麼都更受人感激,因為它是不期報酬的。
會有千千萬萬的實例,那些鄉民圍繞着攔住卸任而行将離别的縣官的轎子,跪倒塵埃,感泣零涕。
這是中國人的感恩圖報的最好表現,也就是中國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
因為人民隻知它是一種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種公義。
這種社會環境,為恩典的發源地,它産生于在勢者與需要保護的人二者之間的私人關系。
它可以代替公義的地位,往往如此。
當一個中國人被逮捕,假定是沒有正當理由的,那他的親族的天然傾向,不是去請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專門去尋找一位認識縣長的人居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