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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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遁世絕俗,則都出發于道德的觀點。
在中國文字中,這兩種相對的态度稱之為“入世”與“出世”。
有時此兩種思想會在同一人心上蹶起争鬥,以其戰勝對方。
即一個人一生的不同時期,或評比兩種思想也會此起彼伏,如袁中郎之一生。
舉一個眼前的例證,則為梁漱溟教授,他本來是一位佛教徒,隐栖山林間,與塵世相隔絕後來卻恢複孔子哲學的思想,重新結婚,組織家庭,便跑到山東埋頭從事于鄉村教育工作。
中國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風的生活與藝術及文學,采納此道家哲學之思想者不少。
中國之立軸中堂之類的繪畫和瓷器上的圖樣,有兩種流行的題材:一種是合家歡,即家庭快樂圖,上面畫着女人,小孩正在遊玩閑坐另一種則為閑散快樂圖,如漁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閑坐松蔭之下。
這兩種題材,可以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觀念。
樵夫,采藥之士和隐士都接近于道家哲學,在一般普通異國人看來,當屬匪夷所思。
下面一首小詩,它就明顯地充滿着道家的情調: 松下問童子, 言師采藥去 隻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此種企慕自然之情調,差不多流露于中國所有的詩歌裡頭,成為中國傳統的精神上一主要部分。
不過孔子哲學在這一方面亦有重要貢獻,崇拜上古的淳樸之風,固顯然亦為孔門傳統學說之一部分。
中華民族的農業基礎,一半建築于家族制度,一半建築于孔子哲學之渴望黃金時代的冥想。
孔子哲學常追溯堯舜時代,推為曆史上郅治之世。
那時人民的生活簡單之至,欲望有限之至,有詩為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掘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這樣崇拜古代即為崇拜淳樸。
在中國,這兩種意識是很接近的,例如人們口頭常說“古樸”,把“古代”和“素樸”連結成一個名詞。
孔子哲學對于家庭之理想常希望人能且耕且讀,婦女則最好從事紡織。
下面吾又摘錄一首小詩,這是十六世紀末期陳眉公(繼儒)遺給其子孫作為家訓的箴銘的。
這首詞表面上似不屬于道家哲學,而實際上歌頌素樸生活無異在支助道家哲學: 閑居書付兒輩(清平樂)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
若使薄田耕不熟,添個新生黃犢。
閑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為功名。
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
中國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為施展各人之所長,像希臘人之思想,而為享樂此簡樸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諧地與世無忤。
道家哲學在民間所具的真實力量,乃大半含存于其供給不可知世界之材料,這種材料是孔教所擯斥不談的,《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學說中沒有地獄,也沒有天堂,更沒有甚麼精魂不滅的理論。
他解決了人類天性的一切問題,卻把宇宙的啞迷置而不顧。
就是于解釋人體之生理作用,也屬極無把握。
職是之故,他在他的哲學上留下一個絕大漏洞,緻令普通人民不得不依賴道家的神學以解釋自然界之神秘。
拿道家神學來解釋宇宙之冥想,去老莊時代不久即見之于淮南子(紀元前一七八——一二二),他把哲學混合于鬼神的幻境,記載着種種神話。
道家的陰陽二元意識,在戰國時代已極流行,不久又擴大其領域,參入古代山東野人之神話,據稱曾夢見海外有仙山,高聳雲海間,因之秦始皇信以為真,曾遣方士率領五百童男童女,入海往求長生不老之藥。
由是此基于幻想的立腳點遂牢不可破,而一直到如今,道教以一種神教的姿态在民間獲得穩固之地位。
尤其是唐代,道教曾經長時期被當作國教,因為唐代皇裔的姓氏适與老子同為“李”字。
當魏晉之際,道教蔚成一時之風,其勢力骎骎乎駕孔教而上之。
此道教之流行,又與第一次中國文學浪漫運動有聯系的關系,并為對待經漢儒改制的孔教禮義之反動,有一位著名詩人曾把儒者拘拘于狹隘的仁義之道譬之于虮虱爬行褲縫之間。
人的天性蓋已對孔教的節制和他的禮儀揭起了革命之旗。
同時,道教本身的範圍亦乘機擴展開來,在它的學術之下,又包括了醫藥、生理學、宇宙學(所謂宇宙學大緻是基于陰陽五行之說而用符号來解釋的)、符咒、巫術、房中術、星相術,加以天神的秩位政體說以及美妙的神話。
在其行政方面,則有法師大掌教制度——凡屬構成通行而穩定的宗教所需之一切行頭,無不應有盡有。
它又很照顧中國的運動家,因為它還包括拳術之操練。
而巫術與拳術連結之結果,産生漢末的黃巾之亂。
尤要者,它貢獻一種鍛煉養生法,主要方法為深呼吸,所謂吐納丹田之氣,據稱久煉成功,可以跨鶴升天而享長生之樂。
道教中最緊要而有用之字,要算是一“氣”字,但這氣字未知是空氣之氣,還是噓氣之氣,抑或是代表精神之氣?氣為非可目睹而至易變化的玄妙的東西,它的用途可謂包羅萬象,無往而不适,無往而不通,上自彗星的光芒,下至拳術深呼吸。
以至男女交媾,所可怪者交媾乃被當作追求長生過程中精勤磨練的技術之一,尤多愛擇處女焉。
道家學說總而言之是中國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種嘗試。
五、佛教 佛教為輸入中國而構成中國人民思想一部分之主要的異國思想。
它的影響之深遠,可謂無遠弗屆,吾人至今稱小孩兒的人形玩具或即稱小孩自身為小菩薩,至若慈禧太後也稱為“老佛爺”。
大慈大悲觀世音與阿彌陀佛成為家喻戶曉之口頭語。
佛教影響及與吾人之語言,及與吾人之飲食,及與吾人之繪畫雕刻。
浮屠之興建,尤為完全直接受佛教之感動,它刺激了吾們的文學和整個思想界。
光頭灰氅,形貌與和尚無辨的人物,構成吾國社會的内層,佛教的寺院超過孔廟之數量,且為城市與鄉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較長者常會聚于此以斷一村之公事,并舉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會。
和尚及尼姑都能出入人家參與瑣碎家務,如婚喪喜慶,非僧尼固不容顧問者,故小說上往往描寫寡婦之失節,處女之被誘奸時,常非請此等宗教人物從中牽線不可。
佛教在中國民間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國家,所以救濟人類理性之窮。
中國近世,佛教似較道教更為發達,各地建築之道教的“觀”倘有一所,則佛教的“廟”當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
以前如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廣布聖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兩處已達數萬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員如段祺瑞、戴季陶輩。
而且莊嚴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
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諾拉?葛多呼多者,曾為廣東政府之貴賓,他竟公開誇耀:力能施展法術解除敵軍施放之毒氣,俾保護市民,而他的高明的星相學與巫術卻着着實實影響某一軍事領袖,使他掉轉了炮口。
其實倘使中國果能徹底整饬軍備以抗禦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響力就不會如此之大,現在外族既不斷壓迫,中國之公理至此而窮,故他們轉而乞靈于宗教。
因為中國政治不能複興中國,他們乃熱望阿彌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學,一面以宗教兩種性質征服了中國。
它的哲學的性質所以适應于學者,它的宗教的性質,所以适應于民間。
似孔子哲學隻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卻含有邏輯的方法,含有玄學,更含有知識論。
此外,應是它的運氣好,佛經的譯文具有高尚的學者風格,語句簡潔,說理透辟,安得不感動學者而成為哲學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國學術界占領優勢,基督教固至今未能與之颉颃也。
佛教哲學在中國影響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學的本質。
孔教學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謂述而不作,大抵從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聖賢遺著之诠釋。
佛教之傳入,衆信約當耶稣紀元第一世紀,研究佛教之風勃興于北魏東晉之際,孔教學者受其影響,乃改變學風,自文字校勘變而從事研究易理。
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響之下,興起數種新的孔教學派。
稱為“理學”,由于他們的傳統的成見,他們的治學精神還是着重于道德問題,不過将種種新名辭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
那時熱心于《易經》的研究,猛然擡頭《易經》一書,乃為專事研究人事變化的學術專著宋代理學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經深研佛學,挾其新獲得的悟性,重歸于孔教。
故真理的認識,如陸九淵,即用佛學上的字義,稱為“覺”。
佛教并未改變此等學者的信仰,卻改變了孔子哲學本身的要旨。
同樣強大的是它所影響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蘇東坡之輩,他們雖立于與理學家對抗的地位,但也頗以遊戲三昧的姿态,用他們自己的輕松而愛美的筆調,玩玩佛學。
蘇東坡常自号曰“居士”,這兩個字的意義為:一個孔教學者幽栖于佛學門下而非真為和尚者。
這是中國發明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容許一個佛教徒過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殺而已。
蘇東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學問的和尚,叫做佛印。
蘇東坡與佛印二人之不同,僅在其徹悟的程度之差。
此時正當佛教在欽命保護之下發皇的時代,國家至為立官書局專事迻譯佛經。
一時僧尼之衆,達五十萬餘人。
自蘇東坡稱居士以後,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偉的影響力,許多著名學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為僧,則競稱居士而玩玩佛學。
每當政局紊亂或朝代更易之秋,無數文人往往削發逃禅,半為保全生命,半為對于亂世的悲觀。
在一個混亂的國家,一個宗教以世界為空虛可能提供逃避塵世悲痛多變之生活的去處,這種宗教之流行而發達,固非怪事。
一個學者出家始末的傳記,常能增進吾人對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種程度的了解。
明代陸麗京的傳記,便是有價值的材料之一,此傳記出自他的女兒的手筆,首尾完好,堪為珍愛。
陸麗京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蹤。
隔了許多歲月,曾一度重進杭州城,來治療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兒即住居貼鄰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顧,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
他對于這人生的現象應有何等徹悟,才取如此行徑! 你倘使讀了陸麗京傳記,便不難明白: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陸麗京早年負詩名,為西冷十子之冠。
清初,莊廷史禍作,陸氏被株連入獄,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
莊廷以大不敬論罪,預其事者,法當誅,麗京自分無生望,行前因往訣别于宗祠,跪拜時曾默禱曰,萬一僥幸得全首而南歸,當削發為僧。
系獄久之,果得白,逐踐宿諾出家。
由此看來佛教乃為生死關頭不自覺的現形,是一種對抗人生痛苦的報複,與自殺出于同一意味。
明代有許多美麗而才幹之女子,因時局之不幸的變遷,喪失其愛人,因遂立誓出家。
清世祖順治之出家,其動機與此有同一之意味。
但是除了此種消極的向人生抗議,尚有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民間已具有類乎福音的潛勢力,大慈大悲即為其福音。
它的深入民間最活躍最直接的影響為輪回轉生之說。
佛教哲學并未教中國人以厚遇禽獸,但很普遍的約制牛肉之消費。
中國固有的中庸之道,頗似鼓勵人民消費豬肉,認為這是不得已的罪過,其理由為豬猡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遠較牛馬為小。
但是中國人的先天的覺性上,總感覺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薩之意旨的。
當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災,漢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謂之斷屠,所以向河神贖罪。
而且這個
在中國文字中,這兩種相對的态度稱之為“入世”與“出世”。
有時此兩種思想會在同一人心上蹶起争鬥,以其戰勝對方。
即一個人一生的不同時期,或評比兩種思想也會此起彼伏,如袁中郎之一生。
舉一個眼前的例證,則為梁漱溟教授,他本來是一位佛教徒,隐栖山林間,與塵世相隔絕後來卻恢複孔子哲學的思想,重新結婚,組織家庭,便跑到山東埋頭從事于鄉村教育工作。
中國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風的生活與藝術及文學,采納此道家哲學之思想者不少。
中國之立軸中堂之類的繪畫和瓷器上的圖樣,有兩種流行的題材:一種是合家歡,即家庭快樂圖,上面畫着女人,小孩正在遊玩閑坐另一種則為閑散快樂圖,如漁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閑坐松蔭之下。
這兩種題材,可以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觀念。
樵夫,采藥之士和隐士都接近于道家哲學,在一般普通異國人看來,當屬匪夷所思。
下面一首小詩,它就明顯地充滿着道家的情調: 松下問童子, 言師采藥去 隻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此種企慕自然之情調,差不多流露于中國所有的詩歌裡頭,成為中國傳統的精神上一主要部分。
不過孔子哲學在這一方面亦有重要貢獻,崇拜上古的淳樸之風,固顯然亦為孔門傳統學說之一部分。
中華民族的農業基礎,一半建築于家族制度,一半建築于孔子哲學之渴望黃金時代的冥想。
孔子哲學常追溯堯舜時代,推為曆史上郅治之世。
那時人民的生活簡單之至,欲望有限之至,有詩為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掘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這樣崇拜古代即為崇拜淳樸。
在中國,這兩種意識是很接近的,例如人們口頭常說“古樸”,把“古代”和“素樸”連結成一個名詞。
孔子哲學對于家庭之理想常希望人能且耕且讀,婦女則最好從事紡織。
下面吾又摘錄一首小詩,這是十六世紀末期陳眉公(繼儒)遺給其子孫作為家訓的箴銘的。
這首詞表面上似不屬于道家哲學,而實際上歌頌素樸生活無異在支助道家哲學: 閑居書付兒輩(清平樂)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
若使薄田耕不熟,添個新生黃犢。
閑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為功名。
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
中國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為施展各人之所長,像希臘人之思想,而為享樂此簡樸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諧地與世無忤。
道家哲學在民間所具的真實力量,乃大半含存于其供給不可知世界之材料,這種材料是孔教所擯斥不談的,《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學說中沒有地獄,也沒有天堂,更沒有甚麼精魂不滅的理論。
他解決了人類天性的一切問題,卻把宇宙的啞迷置而不顧。
就是于解釋人體之生理作用,也屬極無把握。
職是之故,他在他的哲學上留下一個絕大漏洞,緻令普通人民不得不依賴道家的神學以解釋自然界之神秘。
拿道家神學來解釋宇宙之冥想,去老莊時代不久即見之于淮南子(紀元前一七八——一二二),他把哲學混合于鬼神的幻境,記載着種種神話。
道家的陰陽二元意識,在戰國時代已極流行,不久又擴大其領域,參入古代山東野人之神話,據稱曾夢見海外有仙山,高聳雲海間,因之秦始皇信以為真,曾遣方士率領五百童男童女,入海往求長生不老之藥。
由是此基于幻想的立腳點遂牢不可破,而一直到如今,道教以一種神教的姿态在民間獲得穩固之地位。
尤其是唐代,道教曾經長時期被當作國教,因為唐代皇裔的姓氏适與老子同為“李”字。
當魏晉之際,道教蔚成一時之風,其勢力骎骎乎駕孔教而上之。
此道教之流行,又與第一次中國文學浪漫運動有聯系的關系,并為對待經漢儒改制的孔教禮義之反動,有一位著名詩人曾把儒者拘拘于狹隘的仁義之道譬之于虮虱爬行褲縫之間。
人的天性蓋已對孔教的節制和他的禮儀揭起了革命之旗。
同時,道教本身的範圍亦乘機擴展開來,在它的學術之下,又包括了醫藥、生理學、宇宙學(所謂宇宙學大緻是基于陰陽五行之說而用符号來解釋的)、符咒、巫術、房中術、星相術,加以天神的秩位政體說以及美妙的神話。
在其行政方面,則有法師大掌教制度——凡屬構成通行而穩定的宗教所需之一切行頭,無不應有盡有。
它又很照顧中國的運動家,因為它還包括拳術之操練。
而巫術與拳術連結之結果,産生漢末的黃巾之亂。
尤要者,它貢獻一種鍛煉養生法,主要方法為深呼吸,所謂吐納丹田之氣,據稱久煉成功,可以跨鶴升天而享長生之樂。
道教中最緊要而有用之字,要算是一“氣”字,但這氣字未知是空氣之氣,還是噓氣之氣,抑或是代表精神之氣?氣為非可目睹而至易變化的玄妙的東西,它的用途可謂包羅萬象,無往而不适,無往而不通,上自彗星的光芒,下至拳術深呼吸。
以至男女交媾,所可怪者交媾乃被當作追求長生過程中精勤磨練的技術之一,尤多愛擇處女焉。
道家學說總而言之是中國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種嘗試。
五、佛教 佛教為輸入中國而構成中國人民思想一部分之主要的異國思想。
它的影響之深遠,可謂無遠弗屆,吾人至今稱小孩兒的人形玩具或即稱小孩自身為小菩薩,至若慈禧太後也稱為“老佛爺”。
大慈大悲觀世音與阿彌陀佛成為家喻戶曉之口頭語。
佛教影響及與吾人之語言,及與吾人之飲食,及與吾人之繪畫雕刻。
浮屠之興建,尤為完全直接受佛教之感動,它刺激了吾們的文學和整個思想界。
光頭灰氅,形貌與和尚無辨的人物,構成吾國社會的内層,佛教的寺院超過孔廟之數量,且為城市與鄉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較長者常會聚于此以斷一村之公事,并舉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會。
和尚及尼姑都能出入人家參與瑣碎家務,如婚喪喜慶,非僧尼固不容顧問者,故小說上往往描寫寡婦之失節,處女之被誘奸時,常非請此等宗教人物從中牽線不可。
佛教在中國民間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國家,所以救濟人類理性之窮。
中國近世,佛教似較道教更為發達,各地建築之道教的“觀”倘有一所,則佛教的“廟”當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
以前如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廣布聖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兩處已達數萬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員如段祺瑞、戴季陶輩。
而且莊嚴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
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諾拉?葛多呼多者,曾為廣東政府之貴賓,他竟公開誇耀:力能施展法術解除敵軍施放之毒氣,俾保護市民,而他的高明的星相學與巫術卻着着實實影響某一軍事領袖,使他掉轉了炮口。
其實倘使中國果能徹底整饬軍備以抗禦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響力就不會如此之大,現在外族既不斷壓迫,中國之公理至此而窮,故他們轉而乞靈于宗教。
因為中國政治不能複興中國,他們乃熱望阿彌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學,一面以宗教兩種性質征服了中國。
它的哲學的性質所以适應于學者,它的宗教的性質,所以适應于民間。
似孔子哲學隻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卻含有邏輯的方法,含有玄學,更含有知識論。
此外,應是它的運氣好,佛經的譯文具有高尚的學者風格,語句簡潔,說理透辟,安得不感動學者而成為哲學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國學術界占領優勢,基督教固至今未能與之颉颃也。
佛教哲學在中國影響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學的本質。
孔教學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謂述而不作,大抵從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聖賢遺著之诠釋。
佛教之傳入,衆信約當耶稣紀元第一世紀,研究佛教之風勃興于北魏東晉之際,孔教學者受其影響,乃改變學風,自文字校勘變而從事研究易理。
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響之下,興起數種新的孔教學派。
稱為“理學”,由于他們的傳統的成見,他們的治學精神還是着重于道德問題,不過将種種新名辭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
那時熱心于《易經》的研究,猛然擡頭《易經》一書,乃為專事研究人事變化的學術專著宋代理學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經深研佛學,挾其新獲得的悟性,重歸于孔教。
故真理的認識,如陸九淵,即用佛學上的字義,稱為“覺”。
佛教并未改變此等學者的信仰,卻改變了孔子哲學本身的要旨。
同樣強大的是它所影響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蘇東坡之輩,他們雖立于與理學家對抗的地位,但也頗以遊戲三昧的姿态,用他們自己的輕松而愛美的筆調,玩玩佛學。
蘇東坡常自号曰“居士”,這兩個字的意義為:一個孔教學者幽栖于佛學門下而非真為和尚者。
這是中國發明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容許一個佛教徒過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殺而已。
蘇東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學問的和尚,叫做佛印。
蘇東坡與佛印二人之不同,僅在其徹悟的程度之差。
此時正當佛教在欽命保護之下發皇的時代,國家至為立官書局專事迻譯佛經。
一時僧尼之衆,達五十萬餘人。
自蘇東坡稱居士以後,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偉的影響力,許多著名學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為僧,則競稱居士而玩玩佛學。
每當政局紊亂或朝代更易之秋,無數文人往往削發逃禅,半為保全生命,半為對于亂世的悲觀。
在一個混亂的國家,一個宗教以世界為空虛可能提供逃避塵世悲痛多變之生活的去處,這種宗教之流行而發達,固非怪事。
一個學者出家始末的傳記,常能增進吾人對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種程度的了解。
明代陸麗京的傳記,便是有價值的材料之一,此傳記出自他的女兒的手筆,首尾完好,堪為珍愛。
陸麗京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蹤。
隔了許多歲月,曾一度重進杭州城,來治療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兒即住居貼鄰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顧,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
他對于這人生的現象應有何等徹悟,才取如此行徑! 你倘使讀了陸麗京傳記,便不難明白: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陸麗京早年負詩名,為西冷十子之冠。
清初,莊廷史禍作,陸氏被株連入獄,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
莊廷以大不敬論罪,預其事者,法當誅,麗京自分無生望,行前因往訣别于宗祠,跪拜時曾默禱曰,萬一僥幸得全首而南歸,當削發為僧。
系獄久之,果得白,逐踐宿諾出家。
由此看來佛教乃為生死關頭不自覺的現形,是一種對抗人生痛苦的報複,與自殺出于同一意味。
明代有許多美麗而才幹之女子,因時局之不幸的變遷,喪失其愛人,因遂立誓出家。
清世祖順治之出家,其動機與此有同一之意味。
但是除了此種消極的向人生抗議,尚有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民間已具有類乎福音的潛勢力,大慈大悲即為其福音。
它的深入民間最活躍最直接的影響為輪回轉生之說。
佛教哲學并未教中國人以厚遇禽獸,但很普遍的約制牛肉之消費。
中國固有的中庸之道,頗似鼓勵人民消費豬肉,認為這是不得已的罪過,其理由為豬猡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遠較牛馬為小。
但是中國人的先天的覺性上,總感覺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薩之意旨的。
當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災,漢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謂之斷屠,所以向河神贖罪。
而且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