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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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所奴役,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産主義,這種種都是過度膨脹的機械工業制度的後果。
人忘卻了國家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為國家而生存像一個共産國家,視人民為某階級之一員或國家機構的一分子,此等見解衡之以孔子學說對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釋,怕不立即喪失其動人之魔力嗎?反對諸如此類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張其生存之權利而尋求幸福。
人類享受幸福的權利,駕乎一切政治權利之上。
中國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權,那須得舌疲唇焦去勸服一般仁人君子,謂國家之強力,遠較個人之幸福為重要。
一位精密觀察者觀察了當時建立于江西的共産政府,貢獻了共産政權所以在中國必須失敗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優越于其他封建軍閥統治的區域,其事實為那兒的人民生活太機械化,太不近人情,總是不相宜的。
中國人之講情理的精神與其傳統的厭惡極端邏輯式的态度,産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紀律。
因為法制紀律,即為一種機械,總是不近人情的,而中華民族厭惡一切不近人情的東西。
中國人厭惡機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厭惡法律與政府的機械論的觀法,緻使憲法政府之實現為不可能。
嚴厲峻刻之法制統治權,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國蓋已屢屢失敗,它的失敗蓋由于不受人民之歡迎。
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紀中,吾國曾有大思想家建議而付諸實施,商鞅即為實驗法制政治之一人。
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諸侯,奠定了秦國強大的基礎,但其結果,把他的頭顱償付了政治效力的代價。
秦本為僻處甘肅邊陲的次等邦國,曆史上懷疑其混合有野蠻的部落,賴商鞅之努力擘劃,建立了勇武的軍隊,征服了全部中國。
乃其統治權曾不能維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傾覆。
此無他,蓋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國之同樣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國人民全體之故耳。
秦代之建築萬裡長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績,然亦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緻斷送了秦始皇的帝統。
加以中國人文主義者不斷宣傳其教義,而中國人民在過去常統治于個人政權之下,故“法制紀律”中國人稱為“經”者之不足,常能賴“便宜行事”中國人稱為“權”者來彌補。
所謂“權以經濟之窮”。
與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國甯願贊成賢能的政府,賢能政府是比較的近人情,比較的有伸縮性。
這是一個大膽的思想——天生有如此衆多的賢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統治一個國家!至謂德莫克拉西能從點算普通人民意見混雜的投票中獲得真理,亦屬同樣大膽的論斷。
兩種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點,但以人為标準的制度總是對于中國人的人文主義,中國人的個人主義和愛好自由,是較合脾胃的。
這個癖性,缺乏紀律,成為吾國一切社會團體的特性,一切政治機關、大學校、俱樂部、鐵路、輪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國人統制的郵政局與海關——都有這樣的特性。
其結果則為引用私人,嬖寵弄權,随時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學而能者。
隻有一顆不近人情的心,鐵面無私的性格,始能撇開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維持嚴格之紀律,而這種鐵面在中國殊不受大衆歡迎,因為鐵面都是不純良的孔教徒。
這樣養成了缺乏社會紀律之習慣,為中華民族之最大緻命傷。
是以中國之錯誤,毋甯說是太講人情。
因為講人情其意義相同于替人類天性留餘地。
在英國對人說:“做事要講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
你讀過蕭伯納著的《賣花女》嗎?那劇本中那位賣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爾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張五鎊鈔票的竹杠時,他的理由是:“……這樣合理嗎?……這女兒是我的。
你要了去,我的份兒呢?”杜律得爾更進一步地表征中國的人文主義的精神,他隻索取五磅,而拒絕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給的十磅。
因為金錢太多了會使他不快活,而真實的人文主義者所需要的金錢隻消僅夠快活,僅夠喝一杯酒。
換言之,杜律得爾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樣求快活,且也隻需要快活。
因為時常與情理相接觸,中國人的心上,發育了一種互讓的精神,蓋為中庸之道的天然結果。
倘有一位英國父親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兒子送進劍橋大學呢?還是送進牛津大學?他可以最後決定把他送進伯明漢(Birmingham)。
這樣,那兒子從倫敦出發而到達了白萊卻萊,既不轉而東向劍橋,又不轉而西向牛津,卻是筆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漢。
他恰恰實行了中庸之道。
這一條往伯明漢之路是有相當價值的,因為筆直的北去,既不東面得罪了劍橋,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
倘使你明白了這個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來全盤的中國政治,更能從而猜測一切中國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緻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四、道教 然則孔子的人文主義能否叫中國人感到十分充分的滿足呢?答複是:它能夠滿足,同時,也不能夠滿足。
假使已經完全滿足了人民的内心的欲望,那麼就不複有餘地讓道教與佛教得以傳播了。
孔子學說之中流社會的道德教訓,神妙地适合于一般人民,它适合于服官的階級,也适合于向他們叩頭的庶民階級。
但是也有人一不願服官,二不願叩頭。
他具有較深邃的天性,孔子學說未能深入以感動他。
孔子學說依其嚴格的意義,是太投機,太近人情,又太正确。
人具有隐藏的情愫,願得披發而行吟,可是這樣的行為非孔子學說所容許。
于是那些喜歡蓬頭跣足的人走而歸于道教。
前面已經指出過,孔子學說的人生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人生觀則是消極的。
道家學說為一大“否定”,而孔子學說則為一大“肯定”。
孔子以禮義為教,以順俗為旨,辯護人類之教育與禮法。
而道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禮法與教育。
孔子設教,以仁義為基本德性。
老子卻輕蔑地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孔子學說的本質是都市哲學,而道家學說的本質為田野哲學。
一個摩登的孔教徒大概将取飲城市給照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徒則将自農夫乳桶内取飲鄉村鮮牛奶。
因為老子對于城市照會、消毒、A字甲級等等,必然将一例深緻懷疑,而這種城市牛奶的氣味将不複存天然的乳酪香味,反而着重大銅臭氣。
誰嘗了農家的鮮牛奶,誰會不首肯老子的意見或許是對的呢?因為你的衛生官員可以防護你的牛奶免除傷寒菌,卻不能防免文明的蠹蟲。
孔子學說中還有其他缺點,他過于崇尚現實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中國人民是稚氣地富有想像力,有幾許早期的幻異奇迹,吾人稱之為妖術及迷信者,及後代仍存留于中國人胸中。
孔子的學說是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他承認山川之有神祇,更象征的承認人類祖考的鬼靈之存在,但孔子學說中沒有天堂地獄,沒有天神的秩位等級,也沒有創世的神話。
他的純理論,絕無參雜巫術之意,亦無長生不老之樂。
其時雖籠罩于現實氛圍的中國人,除掉純理論的學者,常懷有長生不老之秘密願望。
孔子學說沒有神仙之說,而道教則有之,總之,道教代表神奇幻異的天真世界,這個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則付阙如。
故道家哲學乃所以說明中國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滿足之一面。
一個民族常有一種天然的浪漫思想,與天然的經典風尚,個人亦然。
道家哲學為中國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則為中國思想之經典派。
确實,道教是自始至終羅曼斯的:第一,他主張重返自然,因而逃遁這個世界,并反抗狡奪自然之性而負重累的孔教文化。
其次,他主張田野風的生活、文學、藝術并崇拜原始的淳樸。
第三,他代表奇幻意象的世界,加綴之以稚氣的質樸的“天地開辟”之神話。
中國人曾被稱為實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羅曼斯的一面,這一面或許比現實的一面還要深刻,且随處流露于他們的熱烈的個性,他們的愛好自由和他們的随遇而安的生活。
這一點常使外國旁觀者為之迷惑而不解。
照我想來,這是中國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
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頭,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愛好浮浪生活的癖性。
生活于孔子禮教之下倘無此感情上的救濟,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
所以道教是中國人民的遊戲姿态,而孔教為工作姿态。
這使你明白每一個中國人當他成功發達而得意的時候,都是孔教徒,失敗的時候則都是道教徒。
道家的自然主義是付鎮痛劑,所以撫慰創傷了的中國人之靈魂者。
那是很有興味的,你要知道道教之創造中華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你再看他怎樣經由民族心理的響應而與解釋鬼神世界者結合同盟。
老子本身與“長生不老”之藥毫無幹系,也不涉于後世道教的種種符箓術。
他的學識是政治的放任主義與論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
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靜無為的政府,因為人民所需要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幹涉的生活。
老子把人類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聖賢,被視為人民之最壞的腐化分子。
宛似尼采把蘇格拉底看作歐洲最大的壞蛋,故老子俏皮地譏諷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繼承老子思想,不愧後起之秀者,當推莊子。
莊子運其蓮花妙舌,對孔教之假道學與不中用備極譏诮。
諷刺孔子哲學,固非難事,他的崇禮義,厚葬久喪并鼓勵其弟子鑽營官職,以期救世,均足供為諷刺文章的材料。
道家哲學派之憎惡孔教哲學,即為浪漫主義者憎惡經典派的天然本性。
或可以說這不是憎惡,乃是不可抗的嘲笑。
從徹頭徹尾的懷疑主義出發,真隻與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據史傳說:老子本為周守藏室史,一日騎青牛西出函谷關,一去不複返。
又據《莊子》上的記載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龜者,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于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塗中。
”從此以後,道家哲學常與遁世絕俗、幽隐山林、陶性養生之思想不可分離。
從這點上,吾們攝取了中國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風的生活、藝術與文學。
或許有人會提出一個問題:老子對于這個逃世幽隐的思想該負多少責任?殊遽難下肯定之答複。
被稱為老子著作的《道德經》,其文學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國尼采”莊子,但是它蓄藏着更為精練的俏皮智慧之精髓。
據我的估價,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壇上最光輝燦爛的自保的陰謀哲學。
它不第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極抵抗。
抑且教人以守愚之為智,處弱之為強,其言曰:“……不敢為天下先。
”它的理由至為簡單,蓋如是則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擊,因能立于不敗之地。
所以他又說:“……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盡我所知,老子是以渾渾噩噩藏拙蹈晦為人生戰争利器的惟一學理,而此學理的本身,實為人類最高智慧之珍果。
老子覺察了人類智巧的危機,故盡力鼓吹“無知”以為人類之最大福音。
他又覺察了人類勞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無為之道,所以節省精力而延壽養生。
由于這一個意識使積極的人生觀變成消極的人生觀。
它的流風所被染遍了全部東方文化色彩。
如見于《野叟曝言》及一切中國偉人傳記,每勸服一個強盜或隐士,使之與家庭團聚而重負俗世之責任,常引用孔子的哲學理論
人忘卻了國家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為國家而生存像一個共産國家,視人民為某階級之一員或國家機構的一分子,此等見解衡之以孔子學說對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釋,怕不立即喪失其動人之魔力嗎?反對諸如此類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張其生存之權利而尋求幸福。
人類享受幸福的權利,駕乎一切政治權利之上。
中國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權,那須得舌疲唇焦去勸服一般仁人君子,謂國家之強力,遠較個人之幸福為重要。
一位精密觀察者觀察了當時建立于江西的共産政府,貢獻了共産政權所以在中國必須失敗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優越于其他封建軍閥統治的區域,其事實為那兒的人民生活太機械化,太不近人情,總是不相宜的。
中國人之講情理的精神與其傳統的厭惡極端邏輯式的态度,産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華民族整個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紀律。
因為法制紀律,即為一種機械,總是不近人情的,而中華民族厭惡一切不近人情的東西。
中國人厭惡機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厭惡法律與政府的機械論的觀法,緻使憲法政府之實現為不可能。
嚴厲峻刻之法制統治權,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國蓋已屢屢失敗,它的失敗蓋由于不受人民之歡迎。
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紀中,吾國曾有大思想家建議而付諸實施,商鞅即為實驗法制政治之一人。
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諸侯,奠定了秦國強大的基礎,但其結果,把他的頭顱償付了政治效力的代價。
秦本為僻處甘肅邊陲的次等邦國,曆史上懷疑其混合有野蠻的部落,賴商鞅之努力擘劃,建立了勇武的軍隊,征服了全部中國。
乃其統治權曾不能維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傾覆。
此無他,蓋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國之同樣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國人民全體之故耳。
秦代之建築萬裡長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績,然亦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緻斷送了秦始皇的帝統。
加以中國人文主義者不斷宣傳其教義,而中國人民在過去常統治于個人政權之下,故“法制紀律”中國人稱為“經”者之不足,常能賴“便宜行事”中國人稱為“權”者來彌補。
所謂“權以經濟之窮”。
與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國甯願贊成賢能的政府,賢能政府是比較的近人情,比較的有伸縮性。
這是一個大膽的思想——天生有如此衆多的賢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統治一個國家!至謂德莫克拉西能從點算普通人民意見混雜的投票中獲得真理,亦屬同樣大膽的論斷。
兩種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點,但以人為标準的制度總是對于中國人的人文主義,中國人的個人主義和愛好自由,是較合脾胃的。
這個癖性,缺乏紀律,成為吾國一切社會團體的特性,一切政治機關、大學校、俱樂部、鐵路、輪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國人統制的郵政局與海關——都有這樣的特性。
其結果則為引用私人,嬖寵弄權,随時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學而能者。
隻有一顆不近人情的心,鐵面無私的性格,始能撇開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維持嚴格之紀律,而這種鐵面在中國殊不受大衆歡迎,因為鐵面都是不純良的孔教徒。
這樣養成了缺乏社會紀律之習慣,為中華民族之最大緻命傷。
是以中國之錯誤,毋甯說是太講人情。
因為講人情其意義相同于替人類天性留餘地。
在英國對人說:“做事要講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
你讀過蕭伯納著的《賣花女》嗎?那劇本中那位賣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爾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張五鎊鈔票的竹杠時,他的理由是:“……這樣合理嗎?……這女兒是我的。
你要了去,我的份兒呢?”杜律得爾更進一步地表征中國的人文主義的精神,他隻索取五磅,而拒絕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給的十磅。
因為金錢太多了會使他不快活,而真實的人文主義者所需要的金錢隻消僅夠快活,僅夠喝一杯酒。
換言之,杜律得爾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樣求快活,且也隻需要快活。
因為時常與情理相接觸,中國人的心上,發育了一種互讓的精神,蓋為中庸之道的天然結果。
倘有一位英國父親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兒子送進劍橋大學呢?還是送進牛津大學?他可以最後決定把他送進伯明漢(Birmingham)。
這樣,那兒子從倫敦出發而到達了白萊卻萊,既不轉而東向劍橋,又不轉而西向牛津,卻是筆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漢。
他恰恰實行了中庸之道。
這一條往伯明漢之路是有相當價值的,因為筆直的北去,既不東面得罪了劍橋,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
倘使你明白了這個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來全盤的中國政治,更能從而猜測一切中國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緻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四、道教 然則孔子的人文主義能否叫中國人感到十分充分的滿足呢?答複是:它能夠滿足,同時,也不能夠滿足。
假使已經完全滿足了人民的内心的欲望,那麼就不複有餘地讓道教與佛教得以傳播了。
孔子學說之中流社會的道德教訓,神妙地适合于一般人民,它适合于服官的階級,也适合于向他們叩頭的庶民階級。
但是也有人一不願服官,二不願叩頭。
他具有較深邃的天性,孔子學說未能深入以感動他。
孔子學說依其嚴格的意義,是太投機,太近人情,又太正确。
人具有隐藏的情愫,願得披發而行吟,可是這樣的行為非孔子學說所容許。
于是那些喜歡蓬頭跣足的人走而歸于道教。
前面已經指出過,孔子學說的人生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人生觀則是消極的。
道家學說為一大“否定”,而孔子學說則為一大“肯定”。
孔子以禮義為教,以順俗為旨,辯護人類之教育與禮法。
而道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禮法與教育。
孔子設教,以仁義為基本德性。
老子卻輕蔑地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孔子學說的本質是都市哲學,而道家學說的本質為田野哲學。
一個摩登的孔教徒大概将取飲城市給照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徒則将自農夫乳桶内取飲鄉村鮮牛奶。
因為老子對于城市照會、消毒、A字甲級等等,必然将一例深緻懷疑,而這種城市牛奶的氣味将不複存天然的乳酪香味,反而着重大銅臭氣。
誰嘗了農家的鮮牛奶,誰會不首肯老子的意見或許是對的呢?因為你的衛生官員可以防護你的牛奶免除傷寒菌,卻不能防免文明的蠹蟲。
孔子學說中還有其他缺點,他過于崇尚現實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中國人民是稚氣地富有想像力,有幾許早期的幻異奇迹,吾人稱之為妖術及迷信者,及後代仍存留于中國人胸中。
孔子的學說是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他承認山川之有神祇,更象征的承認人類祖考的鬼靈之存在,但孔子學說中沒有天堂地獄,沒有天神的秩位等級,也沒有創世的神話。
他的純理論,絕無參雜巫術之意,亦無長生不老之樂。
其時雖籠罩于現實氛圍的中國人,除掉純理論的學者,常懷有長生不老之秘密願望。
孔子學說沒有神仙之說,而道教則有之,總之,道教代表神奇幻異的天真世界,這個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則付阙如。
故道家哲學乃所以說明中國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滿足之一面。
一個民族常有一種天然的浪漫思想,與天然的經典風尚,個人亦然。
道家哲學為中國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則為中國思想之經典派。
确實,道教是自始至終羅曼斯的:第一,他主張重返自然,因而逃遁這個世界,并反抗狡奪自然之性而負重累的孔教文化。
其次,他主張田野風的生活、文學、藝術并崇拜原始的淳樸。
第三,他代表奇幻意象的世界,加綴之以稚氣的質樸的“天地開辟”之神話。
中國人曾被稱為實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羅曼斯的一面,這一面或許比現實的一面還要深刻,且随處流露于他們的熱烈的個性,他們的愛好自由和他們的随遇而安的生活。
這一點常使外國旁觀者為之迷惑而不解。
照我想來,這是中國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
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頭,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愛好浮浪生活的癖性。
生活于孔子禮教之下倘無此感情上的救濟,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
所以道教是中國人民的遊戲姿态,而孔教為工作姿态。
這使你明白每一個中國人當他成功發達而得意的時候,都是孔教徒,失敗的時候則都是道教徒。
道家的自然主義是付鎮痛劑,所以撫慰創傷了的中國人之靈魂者。
那是很有興味的,你要知道道教之創造中華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你再看他怎樣經由民族心理的響應而與解釋鬼神世界者結合同盟。
老子本身與“長生不老”之藥毫無幹系,也不涉于後世道教的種種符箓術。
他的學識是政治的放任主義與論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
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靜無為的政府,因為人民所需要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幹涉的生活。
老子把人類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聖賢,被視為人民之最壞的腐化分子。
宛似尼采把蘇格拉底看作歐洲最大的壞蛋,故老子俏皮地譏諷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繼承老子思想,不愧後起之秀者,當推莊子。
莊子運其蓮花妙舌,對孔教之假道學與不中用備極譏诮。
諷刺孔子哲學,固非難事,他的崇禮義,厚葬久喪并鼓勵其弟子鑽營官職,以期救世,均足供為諷刺文章的材料。
道家哲學派之憎惡孔教哲學,即為浪漫主義者憎惡經典派的天然本性。
或可以說這不是憎惡,乃是不可抗的嘲笑。
從徹頭徹尾的懷疑主義出發,真隻與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據史傳說:老子本為周守藏室史,一日騎青牛西出函谷關,一去不複返。
又據《莊子》上的記載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此龜者,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于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塗中。
”從此以後,道家哲學常與遁世絕俗、幽隐山林、陶性養生之思想不可分離。
從這點上,吾們攝取了中國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風的生活、藝術與文學。
或許有人會提出一個問題:老子對于這個逃世幽隐的思想該負多少責任?殊遽難下肯定之答複。
被稱為老子著作的《道德經》,其文學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國尼采”莊子,但是它蓄藏着更為精練的俏皮智慧之精髓。
據我的估價,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壇上最光輝燦爛的自保的陰謀哲學。
它不第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極抵抗。
抑且教人以守愚之為智,處弱之為強,其言曰:“……不敢為天下先。
”它的理由至為簡單,蓋如是則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擊,因能立于不敗之地。
所以他又說:“……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盡我所知,老子是以渾渾噩噩藏拙蹈晦為人生戰争利器的惟一學理,而此學理的本身,實為人類最高智慧之珍果。
老子覺察了人類智巧的危機,故盡力鼓吹“無知”以為人類之最大福音。
他又覺察了人類勞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無為之道,所以節省精力而延壽養生。
由于這一個意識使積極的人生觀變成消極的人生觀。
它的流風所被染遍了全部東方文化色彩。
如見于《野叟曝言》及一切中國偉人傳記,每勸服一個強盜或隐士,使之與家庭團聚而重負俗世之責任,常引用孔子的哲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