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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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文學者盡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為學術界放一異彩,他們會悟了人生的真意義,因完全置神學的幻象于不顧。
當有人詢問吾們的偉大人文學家孔子以死的重要問題時,孔子的答複是:“未知生,焉知死。
” 一、中國的人文主義 欲明了中國人對于生命之理想,先應明了中國之人文主義(Humanism),人文主義這個名詞的意義,未免暧昧不明。
但中國人之人文主義,自有其一定之界說,它包括:第一點,人生最後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點,對于此等目的之不變的信仰第三點,依人類情理的精神以求達到此等目的。
情理即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義又可以釋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種意義,何等價值,這個問題曾費盡了西方哲學家許多心思,錯綜糾紛,終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釋——這是從目的論的觀點出發的天然結果,目的論蓋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連同蚊蟲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為了人類的福利而産生的。
因為這個人生太痛苦,太慘愁,殆無法創設一完善之解答以滿足人類的自尊心。
目的論因是又轉移到第二個人生,這個現世的塵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準備。
這種學理與蘇格拉底(Socrates)的邏輯相符合,他把悍妻視作訓練丈夫性情的天然準備。
這一個論證上左右為難的閃避方法,有時給吾們的心靈以暫時底安甯。
但是那永久不熄的問題又複出現:“人生究有何種意義?”尼采則毅然決然不避艱難地拒絕假定人生應有目的,而深信人類生命之進程是一個循環,人類的事業乃為無目的之野人的舞踴,非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場。
但是這個問題仍不斷地出現,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種意義?” 中國人文主義者卻自信他們已會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
從他們的會悟觀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後的生命,因為像基督所教訓的理想謂:人類為犧牲而生存這種思想是不可思議的也不存于佛說之涅槃,因為這種說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為這種假定太虛誇了也不存于為進步而前進的進程,因為這種說法是無意義的。
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顯明的态度決定了,它存在于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
尤其是家庭生活與和諧的社會關系。
曩時,啟蒙的學童所習誦的第一首詩即為下面的一首: 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随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餘心樂, 将謂偷閑學少年。
這一首小詩不獨表現詩的情感,它同時表現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
中國人對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種情感中的。
這一種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懷着極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議,它是無尚的真理,我還得說它是放着異彩的淳樸的理想,隻有腳踏實地的中國精神始能領悟之。
吾人誠不解歐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純潔而健全地享受人生。
中西本質之不同好像是這樣的:西方人較長于進取與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國人則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質。
這一個特性,吾們的集中于塵俗享樂的意識,即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結果。
因為你倘使不相信現世此一生命的終結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開始,天然要在這一出現世人生趣劇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
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識之凝集尤為可能。
從這一種意識的凝集,發展了一種人文主義,它坦白地主張以人類為中心的宇宙學說而制下了一個定則:一切知識之目的,在謀人類之幸福。
把一切知識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為人類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時,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邏輯所驅使而使他成為自己知識的工具。
是以隻有用敏銳的眼光、堅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見者然,人文主義始克自維其生存。
人文主義在拟想來世的宗教與現代之物質主義之間占一低微之地位。
佛教在中國可說控制了大部分民間的思想,但忠實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憤怒以反抗佛教之勢力,因為佛教在人文主義者的目光中僅不過為真實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個方面,現代文明的世界方勞役于過度發展的機械文明,似無暇保障人類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質。
鉛管設備在美國之發達,使人忘卻人類生活之缺乏冷熱水管者同樣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實,像在法國,在德國,許許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齡,貢獻其重要的科學發明,寫作有價值的巨著,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壺和老式水盆也。
這個世界好像需要一個宗教,來廣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種教義:機械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為服役于機械而産生。
總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極點,一切知識之問題乃在于怎樣使“人”不失為“人”和他的怎樣善享其生存。
二、宗教 中國人文學者盡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為學術界放一異彩,他們會悟了人生的真意義,因完全置神學的幻象于不顧。
當有人詢問吾們的偉大人文學家孔子以死的重要問題時,孔子的答複是:“未知生,焉知死。
”有一次,一位美國長老會牧師跟我追根究底讨論生死問題之重要性,引證至天文學真理,謂太陽在逐漸喪失其精力,或許再隔個幾百萬年,生命在地球上便将消滅。
牧師因問我,“那你還承認不承認生死問題到底是重要的?”吾率直地告訴他,吾未為所動倘使人類生命還有五十萬年可以延續,那已很足以适應實踐目的之需要而有餘,至其餘則都屬于不必要的玄學者的杞憂。
任何人的生命,如欲生活五十萬年而猶不感滿足。
這是不合理,而且非東方人士所能了解的。
這位長老會牧師的杞憂,是條頓民族的特性。
而我的不關心的淡漠态度是中華民族的特性。
中國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即使信仰基督教,多為教友派(Quakers)式之教徒(譯者按:教友派為意大利人喬治福克斯所創之宗派,系主張不抵抗主義者。
)因為這一派是基督教中惟一可為中國人所了解之一種,基督教義如當作一種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動中國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條和教理,将為孔教所擊個粉碎,非由于孔教邏輯之優越,卻由于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勢力。
佛教輸入中國,當其被智識階級所吸收,其宗教本身,隻形成一種心意攝生法,此外便了無意義。
宋代理學的本質便如是。
這卻是為什麼緣故?因為中國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種程度的頑固的特性。
中國的繪畫或詩歌裡頭,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是倫理學中,絕對沒有非現實的拟想的成分。
就是在繪畫和詩歌中,仍富含純粹而懇摯的愛悅尋常生活的顯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籠罩一層優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圖逃遁此俗世也。
無疑地,中國人愛好此生命,愛好此塵世,無意舍棄此現實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
他們愛悅此生命,雖此生命是如此慘愁,卻又如此美麗,在這個生命中,快樂的時刻是無尚的瑰寶,因為它是不肯久留的過客。
他們愛悅此生命,此生命為一紛擾糾結之生命,上則為君王,下則為乞丐,或為盜賊,或為僧尼,其居常則養生送死,嫁娶疾病,早曦晚霞,煙雨明月,勝時佳節,酒肆茶寮,翻雲覆雨,變幻莫測,勞形役性,不得安息。
就是這些日常生活的瑣碎詳情,中國小說家常無厭地樂于描寫,這些詳情是那麼真實,那麼切人情,那麼意味深長,吾們人類,誰都受了它們的感動。
那不是一個悶熱的下午嗎?那時阖家兒自女主人以至傭仆個個沉浸在睡鄉裡了,黛玉卻獨個兒坐在珠簾的後面,不是聽得那鹦哥呼喚着主人的名字麼?那又不是八月十五嗎?那是一個不可忘的中秋佳節,女孩兒們和寶哥哥又擠攏在一起,一邊持螯對酌,一邊兒做詩了,起了勁兒,你吾揄揶一陣子,狂笑一陣子。
多麼快樂,多麼醉人啊!但是這樣美滿的幸福總難得長久,中國有句俗諺,叫做月圓易缺,花好易殘,又多麼掃興啊!或則那不是一對兒天真的新夫婦,在一個月夜第一次别後重逢嗎?他們倆坐在小池的旁邊,默禱着花好月圓的幸福,可是一會兒黑雲罩上了月兒,遠遠裡聽得好像隐隐約約有什麼嘈雜聲,好像一隻漫步的鴨子被一條暗伺的野狼追逐着的逃遁聲。
第二天,這年輕的妻子禁不住渾身發抖,她不是患起高度的寒熱病來了嗎?人生的這樣犀利動人的美麗是值得用最通俗的筆墨記載的。
這個塵俗的人生之表現于文學,從不嫌其太切實也不嫌其太庸俗的。
一切中國小說之特點,為不厭求詳地列舉瑣碎家常。
或則一個家宴中的各色菜肴,或則一個旅客在客舍進膳的形形色色,甚至接着描寫他的腹病,因而趨赴空曠地段去如廁的情形,空地固為中國人的天然廁所。
中國小說家是這樣描寫着,中國的男女是這樣生活着,這個生命是太充實了,它不複有餘地以容納不滅的神的思想了。
中國人生理想之現實主義與其着重現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學說,孔教精神之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為現世的,與生而為塵俗的,基督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者而孔子為現實主義者,基督是玄妙哲學家而孔子為一實驗哲學家,基督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為一人文主義者。
從這兩大哲學家的個性,吾人可以明了希伯來宗教與詩和中國的現實思想及普通感性二者對照的根本不同性。
孔子學說,幹脆些說,不是宗教,它有一種對待人生與宇宙的思想,接近乎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
世界上有這樣的偉人,他們不大感興奮于未來的人生,或生命不滅,或所謂神靈的世界等等問題。
這樣典型的哲學決不能滿足日耳曼民族,因亦不能滿足希伯來,可是它滿足了中華民族——一般地講。
我們在下面将講到,就是中華民族也不能感到充分滿足,可是它的缺憾卻給道教、佛教的超自然精神彌補上了。
但是此種超自然精神在中國好像一般地與人生的理想有一種隔閡而不能融和,它們隻算是一些精神上的搭頭戲,所以調劑人生,使之較為可忍受而已。
孔子學說之人文主義的本質可謂十足地純粹,雖後來許多亞一等的人物,文人或武将,被後人上了尊号,奉為神祗,但孔子和他的弟子從未被人當作神祗的偶像看待。
一個婦人受了人家的暴辱,若能一死以保持其貞操,可以很迅速變成當地的神祗,建立廟宇,受民間的奉祀。
人文主義的性質,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說明:三國的名将關羽被人塑為偶像,尊為神明,而孔子則不被人奉為神像,祖廟宗祠裡的列祖列宗亦不奉為神像。
那班搗毀偶像的急進黨倘欲沖進孔廟,乃未免太無聊了。
在孔廟和宗祠裡頭,隻有長方的木質牌位,上面寫着這牌位所代表的姓名,它不像個偶像,倒像個人名錄。
無論如何,這些祖宗并非是神祗,他們同樣是人類,不過已脫離了塵世,故繼續受子孫的奉養,有如生時。
倘使他們生時是偉人,則死後可以保護他的子孫,但是他們本身也需要子孫的援助,四時祭祀以免饑餓,焚化紙錠以資為地獄間一切開支,子孫又得乞助于僧侶以超度其在地獄中的祖宗。
簡言之,他們繼續受子孫之看護奉養,一如在世之老年時代。
這情形也跟後代讀書人之祭孔典禮其用意相同。
著者常留意觀察宗教文化像各基督教國家和質樸的文化像中國之間的差異,與此歧異的文化怎樣滲入人的内心至于内心的需求,著者敢擅斷是一樣的。
此等差異,與宗教之三重作用不相上下。
第一,宗教為一個教士策術的綜合體包括她的信條,她的教
當有人詢問吾們的偉大人文學家孔子以死的重要問題時,孔子的答複是:“未知生,焉知死。
” 一、中國的人文主義 欲明了中國人對于生命之理想,先應明了中國之人文主義(Humanism),人文主義這個名詞的意義,未免暧昧不明。
但中國人之人文主義,自有其一定之界說,它包括:第一點,人生最後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點,對于此等目的之不變的信仰第三點,依人類情理的精神以求達到此等目的。
情理即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義又可以釋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種意義,何等價值,這個問題曾費盡了西方哲學家許多心思,錯綜糾紛,終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釋——這是從目的論的觀點出發的天然結果,目的論蓋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連同蚊蟲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為了人類的福利而産生的。
因為這個人生太痛苦,太慘愁,殆無法創設一完善之解答以滿足人類的自尊心。
目的論因是又轉移到第二個人生,這個現世的塵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準備。
這種學理與蘇格拉底(Socrates)的邏輯相符合,他把悍妻視作訓練丈夫性情的天然準備。
這一個論證上左右為難的閃避方法,有時給吾們的心靈以暫時底安甯。
但是那永久不熄的問題又複出現:“人生究有何種意義?”尼采則毅然決然不避艱難地拒絕假定人生應有目的,而深信人類生命之進程是一個循環,人類的事業乃為無目的之野人的舞踴,非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場。
但是這個問題仍不斷地出現,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種意義?” 中國人文主義者卻自信他們已會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
從他們的會悟觀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後的生命,因為像基督所教訓的理想謂:人類為犧牲而生存這種思想是不可思議的也不存于佛說之涅槃,因為這種說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為這種假定太虛誇了也不存于為進步而前進的進程,因為這種說法是無意義的。
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顯明的态度決定了,它存在于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
尤其是家庭生活與和諧的社會關系。
曩時,啟蒙的學童所習誦的第一首詩即為下面的一首: 雲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随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餘心樂, 将謂偷閑學少年。
這一首小詩不獨表現詩的情感,它同時表現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
中國人對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種情感中的。
這一種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懷着極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議,它是無尚的真理,我還得說它是放着異彩的淳樸的理想,隻有腳踏實地的中國精神始能領悟之。
吾人誠不解歐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純潔而健全地享受人生。
中西本質之不同好像是這樣的:西方人較長于進取與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國人則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質。
這一個特性,吾們的集中于塵俗享樂的意識,即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結果。
因為你倘使不相信現世此一生命的終結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開始,天然要在這一出現世人生趣劇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
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識之凝集尤為可能。
從這一種意識的凝集,發展了一種人文主義,它坦白地主張以人類為中心的宇宙學說而制下了一個定則:一切知識之目的,在謀人類之幸福。
把一切知識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為人類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時,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邏輯所驅使而使他成為自己知識的工具。
是以隻有用敏銳的眼光、堅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見者然,人文主義始克自維其生存。
人文主義在拟想來世的宗教與現代之物質主義之間占一低微之地位。
佛教在中國可說控制了大部分民間的思想,但忠實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憤怒以反抗佛教之勢力,因為佛教在人文主義者的目光中僅不過為真實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個方面,現代文明的世界方勞役于過度發展的機械文明,似無暇保障人類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質。
鉛管設備在美國之發達,使人忘卻人類生活之缺乏冷熱水管者同樣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實,像在法國,在德國,許許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齡,貢獻其重要的科學發明,寫作有價值的巨著,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壺和老式水盆也。
這個世界好像需要一個宗教,來廣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種教義:機械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為服役于機械而産生。
總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極點,一切知識之問題乃在于怎樣使“人”不失為“人”和他的怎樣善享其生存。
二、宗教 中國人文學者盡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為學術界放一異彩,他們會悟了人生的真意義,因完全置神學的幻象于不顧。
當有人詢問吾們的偉大人文學家孔子以死的重要問題時,孔子的答複是:“未知生,焉知死。
”有一次,一位美國長老會牧師跟我追根究底讨論生死問題之重要性,引證至天文學真理,謂太陽在逐漸喪失其精力,或許再隔個幾百萬年,生命在地球上便将消滅。
牧師因問我,“那你還承認不承認生死問題到底是重要的?”吾率直地告訴他,吾未為所動倘使人類生命還有五十萬年可以延續,那已很足以适應實踐目的之需要而有餘,至其餘則都屬于不必要的玄學者的杞憂。
任何人的生命,如欲生活五十萬年而猶不感滿足。
這是不合理,而且非東方人士所能了解的。
這位長老會牧師的杞憂,是條頓民族的特性。
而我的不關心的淡漠态度是中華民族的特性。
中國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即使信仰基督教,多為教友派(Quakers)式之教徒(譯者按:教友派為意大利人喬治福克斯所創之宗派,系主張不抵抗主義者。
)因為這一派是基督教中惟一可為中國人所了解之一種,基督教義如當作一種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動中國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條和教理,将為孔教所擊個粉碎,非由于孔教邏輯之優越,卻由于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勢力。
佛教輸入中國,當其被智識階級所吸收,其宗教本身,隻形成一種心意攝生法,此外便了無意義。
宋代理學的本質便如是。
這卻是為什麼緣故?因為中國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種程度的頑固的特性。
中國的繪畫或詩歌裡頭,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是倫理學中,絕對沒有非現實的拟想的成分。
就是在繪畫和詩歌中,仍富含純粹而懇摯的愛悅尋常生活的顯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籠罩一層優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圖逃遁此俗世也。
無疑地,中國人愛好此生命,愛好此塵世,無意舍棄此現實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
他們愛悅此生命,雖此生命是如此慘愁,卻又如此美麗,在這個生命中,快樂的時刻是無尚的瑰寶,因為它是不肯久留的過客。
他們愛悅此生命,此生命為一紛擾糾結之生命,上則為君王,下則為乞丐,或為盜賊,或為僧尼,其居常則養生送死,嫁娶疾病,早曦晚霞,煙雨明月,勝時佳節,酒肆茶寮,翻雲覆雨,變幻莫測,勞形役性,不得安息。
就是這些日常生活的瑣碎詳情,中國小說家常無厭地樂于描寫,這些詳情是那麼真實,那麼切人情,那麼意味深長,吾們人類,誰都受了它們的感動。
那不是一個悶熱的下午嗎?那時阖家兒自女主人以至傭仆個個沉浸在睡鄉裡了,黛玉卻獨個兒坐在珠簾的後面,不是聽得那鹦哥呼喚着主人的名字麼?那又不是八月十五嗎?那是一個不可忘的中秋佳節,女孩兒們和寶哥哥又擠攏在一起,一邊持螯對酌,一邊兒做詩了,起了勁兒,你吾揄揶一陣子,狂笑一陣子。
多麼快樂,多麼醉人啊!但是這樣美滿的幸福總難得長久,中國有句俗諺,叫做月圓易缺,花好易殘,又多麼掃興啊!或則那不是一對兒天真的新夫婦,在一個月夜第一次别後重逢嗎?他們倆坐在小池的旁邊,默禱着花好月圓的幸福,可是一會兒黑雲罩上了月兒,遠遠裡聽得好像隐隐約約有什麼嘈雜聲,好像一隻漫步的鴨子被一條暗伺的野狼追逐着的逃遁聲。
第二天,這年輕的妻子禁不住渾身發抖,她不是患起高度的寒熱病來了嗎?人生的這樣犀利動人的美麗是值得用最通俗的筆墨記載的。
這個塵俗的人生之表現于文學,從不嫌其太切實也不嫌其太庸俗的。
一切中國小說之特點,為不厭求詳地列舉瑣碎家常。
或則一個家宴中的各色菜肴,或則一個旅客在客舍進膳的形形色色,甚至接着描寫他的腹病,因而趨赴空曠地段去如廁的情形,空地固為中國人的天然廁所。
中國小說家是這樣描寫着,中國的男女是這樣生活着,這個生命是太充實了,它不複有餘地以容納不滅的神的思想了。
中國人生理想之現實主義與其着重現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學說,孔教精神之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為現世的,與生而為塵俗的,基督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者而孔子為現實主義者,基督是玄妙哲學家而孔子為一實驗哲學家,基督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為一人文主義者。
從這兩大哲學家的個性,吾人可以明了希伯來宗教與詩和中國的現實思想及普通感性二者對照的根本不同性。
孔子學說,幹脆些說,不是宗教,它有一種對待人生與宇宙的思想,接近乎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
世界上有這樣的偉人,他們不大感興奮于未來的人生,或生命不滅,或所謂神靈的世界等等問題。
這樣典型的哲學決不能滿足日耳曼民族,因亦不能滿足希伯來,可是它滿足了中華民族——一般地講。
我們在下面将講到,就是中華民族也不能感到充分滿足,可是它的缺憾卻給道教、佛教的超自然精神彌補上了。
但是此種超自然精神在中國好像一般地與人生的理想有一種隔閡而不能融和,它們隻算是一些精神上的搭頭戲,所以調劑人生,使之較為可忍受而已。
孔子學說之人文主義的本質可謂十足地純粹,雖後來許多亞一等的人物,文人或武将,被後人上了尊号,奉為神祗,但孔子和他的弟子從未被人當作神祗的偶像看待。
一個婦人受了人家的暴辱,若能一死以保持其貞操,可以很迅速變成當地的神祗,建立廟宇,受民間的奉祀。
人文主義的性質,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說明:三國的名将關羽被人塑為偶像,尊為神明,而孔子則不被人奉為神像,祖廟宗祠裡的列祖列宗亦不奉為神像。
那班搗毀偶像的急進黨倘欲沖進孔廟,乃未免太無聊了。
在孔廟和宗祠裡頭,隻有長方的木質牌位,上面寫着這牌位所代表的姓名,它不像個偶像,倒像個人名錄。
無論如何,這些祖宗并非是神祗,他們同樣是人類,不過已脫離了塵世,故繼續受子孫的奉養,有如生時。
倘使他們生時是偉人,則死後可以保護他的子孫,但是他們本身也需要子孫的援助,四時祭祀以免饑餓,焚化紙錠以資為地獄間一切開支,子孫又得乞助于僧侶以超度其在地獄中的祖宗。
簡言之,他們繼續受子孫之看護奉養,一如在世之老年時代。
這情形也跟後代讀書人之祭孔典禮其用意相同。
著者常留意觀察宗教文化像各基督教國家和質樸的文化像中國之間的差異,與此歧異的文化怎樣滲入人的内心至于内心的需求,著者敢擅斷是一樣的。
此等差異,與宗教之三重作用不相上下。
第一,宗教為一個教士策術的綜合體包括她的信條,她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