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人的心靈
關燈
小
中
大
周代哲學家中,隻有墨子和韓非子二人遺留給吾們以精确辯論的文體。
孟子無疑為一偉大的詭辯家,但他卻隻注意那些較大的字眼如“利”與“義”。
其餘像莊子、列子,則競尚隐喻。
墨子之弟子惠施與公孫龍亦為雄健的詭辯家,喜巧設難題以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至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輪不輾地”“龜長于蛇”“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狗非犬”雲雲。
漢代學者雖距戰國未遠,卻于學術上未有新發展,僅緻力于前代經書之訓诂而已。
晉代繼之,學者則複興老莊之學籍其直觀以解決人生宇宙之神秘。
因而實驗一事,從未計及,科學方法更無發展之機。
宋代理學家摻入佛學思想,重行箋注孔教著作,制為訓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規範。
他們的治學态度,以能洞曉大義、不拘細節著名。
故宋代學者之哲學為最不合科學之哲學,亦竟可以說是根本未有哲學。
直至清代才發展一種比較治學方法,這種治學方法立刻使清代學術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國人之心靈何以不适于科學方法之發育,其理甚顯。
因為科學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頑強的苦役的鑽研。
而中國人則信賴普通感性與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
至于歸納法的論理,在中國常被應用于人類的相互關系(人倫為中國人最感興趣之題目),在西方往往有流為呆笨之結果,此例在美國大學中尤數見不鮮。
就是今日用歸納法所作之博士論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
在中國,大概沒有人會那樣愚笨,好似寫一篇研究冰淇淩的論文,經過不斷的努力之後,卻宣布其猶豫不決之結論謂:制造冰淇淩所用糖之主要作用為使之甜。
或有經過長時期井井有條之研究,發表“四種洗滌盆碟方法之時間與動作之比較”,而複得意洋洋自以為覺察了一個新的學理,即“屈腰與提舉的動作是疲勞的”。
或則寫一篇“棉花内衣黴菌量之研究”,而發表“黴菌數量之增殖,與外衣退去所需時間成正比例”。
數年前,報紙上曾登載一篇通信,記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學生,專事精密研究各種書信格式之感動力,結果發覺一大原則,即“字迹愈深,則愈易注目。
” 如此愚拙的工作雖在商業廣告上或許有用,實際上依著者愚見其效力隻等于中國人一瞬間的普通感性與直覺,著者曾見過一幅極精美之插圖,登載于Punch雜志中,那插畫畫着一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的圓桌會議,他們正在把許多解剖了的豬體加以檢測,一支寒暑表插在豬頭的長鼻孔裡,前面則挂着一串珠鍊,檢測結果,乃一緻決定:“豬猡見了珠寶,并不發生反應。
”這樣描寫,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學方法。
蓋路卻斯脫大學開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家年會中宣讀論文一篇,其标題為《普通煩惱之起源及其性質》文中區分煩惱種類至二萬一千種之多,其後去其性類相同、重複暨非純粹之煩惱,最後縮減至五百零七種!他又把這五百零七種分歸數類,像食品雜有毛發者二十六種征兆,見了秃頭顱者二種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種征兆雲。
有許多呆笨苦役裡頭,當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實的科學功績。
隻行真實的科學訓練,能使科學家樂于研究細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護的外衣之類,而科學之逐代發展達于今日燦爛光輝的階段,也自此等細小的發現積累而來缺乏這種科學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與普通感性,中國人勢必輕視研究蚯蚓或金魚生活之努力,覺得此等事,讀書人不屑為之雲。
四、邏輯 再進而談到中國人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是基于中國人對于真理之概念的。
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以證定的,它隻能暗示而已。
莊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齊物論》裡頭早已指出人的知識的主觀性: 即使吾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暗,我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這樣的學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
他隻能被“會心于忘言之境。
”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莊子曰:“……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道即為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隻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
中國人雖非明确地同意于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在本質上是與之合緻的。
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皇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
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術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表出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别古書真僞在争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笑,但這種錯誤必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
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或五千字以樹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标志讓後人來贊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許多筆記或随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态度的意見,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記錄,也有暹羅雙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迹,雜沓紛纭,湊在一起。
中國著作家隻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
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他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
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享盛名之由來,非由于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隻有留待後人的證明的。
《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曆史事迹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正确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隻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見邏輯對普通感性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
普通感性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幾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感性則将對象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
婦女具有比較男
孟子無疑為一偉大的詭辯家,但他卻隻注意那些較大的字眼如“利”與“義”。
其餘像莊子、列子,則競尚隐喻。
墨子之弟子惠施與公孫龍亦為雄健的詭辯家,喜巧設難題以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至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輪不輾地”“龜長于蛇”“飛鳥之景未嘗動也”“狗非犬”雲雲。
漢代學者雖距戰國未遠,卻于學術上未有新發展,僅緻力于前代經書之訓诂而已。
晉代繼之,學者則複興老莊之學籍其直觀以解決人生宇宙之神秘。
因而實驗一事,從未計及,科學方法更無發展之機。
宋代理學家摻入佛學思想,重行箋注孔教著作,制為訓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規範。
他們的治學态度,以能洞曉大義、不拘細節著名。
故宋代學者之哲學為最不合科學之哲學,亦竟可以說是根本未有哲學。
直至清代才發展一種比較治學方法,這種治學方法立刻使清代學術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國人之心靈何以不适于科學方法之發育,其理甚顯。
因為科學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頑強的苦役的鑽研。
而中國人則信賴普通感性與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
至于歸納法的論理,在中國常被應用于人類的相互關系(人倫為中國人最感興趣之題目),在西方往往有流為呆笨之結果,此例在美國大學中尤數見不鮮。
就是今日用歸納法所作之博士論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
在中國,大概沒有人會那樣愚笨,好似寫一篇研究冰淇淩的論文,經過不斷的努力之後,卻宣布其猶豫不決之結論謂:制造冰淇淩所用糖之主要作用為使之甜。
或有經過長時期井井有條之研究,發表“四種洗滌盆碟方法之時間與動作之比較”,而複得意洋洋自以為覺察了一個新的學理,即“屈腰與提舉的動作是疲勞的”。
或則寫一篇“棉花内衣黴菌量之研究”,而發表“黴菌數量之增殖,與外衣退去所需時間成正比例”。
數年前,報紙上曾登載一篇通信,記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學生,專事精密研究各種書信格式之感動力,結果發覺一大原則,即“字迹愈深,則愈易注目。
” 如此愚拙的工作雖在商業廣告上或許有用,實際上依著者愚見其效力隻等于中國人一瞬間的普通感性與直覺,著者曾見過一幅極精美之插圖,登載于Punch雜志中,那插畫畫着一個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的圓桌會議,他們正在把許多解剖了的豬體加以檢測,一支寒暑表插在豬頭的長鼻孔裡,前面則挂着一串珠鍊,檢測結果,乃一緻決定:“豬猡見了珠寶,并不發生反應。
”這樣描寫,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學方法。
蓋路卻斯脫大學開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家年會中宣讀論文一篇,其标題為《普通煩惱之起源及其性質》文中區分煩惱種類至二萬一千種之多,其後去其性類相同、重複暨非純粹之煩惱,最後縮減至五百零七種!他又把這五百零七種分歸數類,像食品雜有毛發者二十六種征兆,見了秃頭顱者二種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種征兆雲。
有許多呆笨苦役裡頭,當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實的科學功績。
隻行真實的科學訓練,能使科學家樂于研究細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護的外衣之類,而科學之逐代發展達于今日燦爛光輝的階段,也自此等細小的發現積累而來缺乏這種科學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與普通感性,中國人勢必輕視研究蚯蚓或金魚生活之努力,覺得此等事,讀書人不屑為之雲。
四、邏輯 再進而談到中國人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是基于中國人對于真理之概念的。
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以證定的,它隻能暗示而已。
莊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齊物論》裡頭早已指出人的知識的主觀性: 即使吾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暗,我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這樣的學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
他隻能被“會心于忘言之境。
”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莊子曰:“……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道即為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隻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
中國人雖非明确地同意于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在本質上是與之合緻的。
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皇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
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術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寫過一篇文章,表出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别古書真僞在争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笑,但這種錯誤必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
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或五千字以樹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标志讓後人來贊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許多筆記或随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态度的意見,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記錄,也有暹羅雙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迹,雜沓紛纭,湊在一起。
中國著作家隻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
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他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
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享盛名之由來,非由于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隻有留待後人的證明的。
《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曆史事迹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正确的,一時也沒有可能明見的佐證,但隻可以意會的加以贊同,因為在他的著作問世以後三百年來,未有人能舉出反對的論據,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見邏輯對普通感性之對峙,在中國代替了歸納與演繹論理之地位。
普通感性往往較為高明,因為分析的理論觀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幾多分散的片段,因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而普通感性則将對象當作一個活動的整體看待。
婦女具有比較男